一个转折
开篇提到的“骗彩礼”案，便是四年前维权成功的姚某与福建省某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检察监督案。该案获评“2020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批指导性案例，为指导检察机关办理虚假婚姻登记类案提供了参照。
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公开听证等形式，办理了一批因冒名婚姻登记而难以撤销婚姻关系的案件，在建立机制方面进行了有效探索：
——河南省滑县检察院办理一起监督纠正错误婚姻登记案时，通过制发类案检察建议，督促县民政局加大信息审查力度，完善纠错机制，纠正3起错误婚姻登记。
——山东临沂，一名无户籍信息的外地女子冒用他人信息办理婚姻登记，对方因房产问题开具婚姻证明时才发现，检察机关督促民政部门撤销被冒名的结婚登记。以此案为切入点，山东省检察院会同省高级法院、公安厅、民政厅联合出台文件，指导解决冒名或虚假婚姻登记问题。
…………
这些探索在实践层面解决了此类案件法律救济不畅等难题，逐渐凝聚了有关部门的统一共识。
终于，2021年11月，最高检会同最高法、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妥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骗婚”“被结婚”引发的矛盾纠纷化解迎来新转机。
2022年伊始，最高检便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开展“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利”专项活动，其间，指导各地检察机关聚焦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问题开展小专项监督活动。据悉，《指导意见》实施后至2023年间，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共督促撤销或更正冒名、虚假婚姻登记2068件。
一体履职
“被结婚”“被离婚”“被生子”……2021年，方女士发现，自2012年起的近十年时间里，自己被素不相识的修某多次冒名婚姻登记，还卷入多起行政处罚、诈骗犯罪等案件。
2022年，黑龙江省依兰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公职人员滥用职权案时也发现了该线索，因案情复杂且案涉黑辽两省多地，两省三级检察机关启动一体化办案模式。
两省办案组兵分两路，通过调阅刑事案件卷宗、约见当事人，明确案件事实，采取释法说理、公开听证、公开宣告送达等方式，分别向两起冒名婚姻登记地民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均被采纳，涉案婚姻登记被依法撤销。法院也撤销了错误离婚民事判决。检察机关还主动作为，推动解决了方女士被冒名的行政处罚、行政调解、征信不良记录、出生医学证明等问题。
办理该案过程中，哈尔滨市检察院与该市民政局探索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协同推进办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进行婚姻登记类案；绥化市检察院对全市婚姻登记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推动全市开展专项整治……
“这类案件中，受害人维权举证困难，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救济很难，提起行政诉讼时又因已过起诉期限无法进入实体审理。”黑龙江省检察院行政检察部副主任吴立英直言，检察机关以《指导意见》为抓手，加大与公安、法院、民政部门的衔接配合，并形成机制落地，真正达到“事心双解”，合作共赢。
今年1月，这起案件入选“2023年度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这也是检察机关一体化履职，延伸监督触角，打通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协同化解“假结婚”行政争议的生动缩影。
一办到底
实践中，是否存在有人采用“假结婚”形式非法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吉林省白城市检察院行政检察部主任王庆雷向记者讲述了一起某县民政局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案件：2016年，孙某夫妇经法院调解离婚，后和好，并以吵架撕毁结婚证为由向民政部门重新申请补领结婚证。几年后，二人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该证无效并获支持。
“民政部门仅根据行政相对人口述即违法为其补办结婚证，案情看似简单，但反映的漏洞却有可能被居心叵测之人利用。”在调查核实过程中，检察官的这一推测得到了验证——法院与民政部门之间的婚姻登记信息不互通，民政部门不掌握经法院诉讼判决或调解离婚的信息。
于是，某县检察院向县民政局发出弥补工作漏洞的检察建议，并召集县法院、民政局制定了信息共享工作机制，随即研发了婚姻登记信息数字检察监督模型，对某县民政局近年婚姻登记信息，与相应年份法院已生效离婚诉讼案件信息对比，发现某段时间内存在夫妻反复结婚、离婚、复婚的异常现象，且涉低保人员，遂调取比对历年低保人员数据，筛选出以离婚逃避消费水平核查、违法享受低保待遇等线索。某县民政局采纳检察建议，及时堵塞管理漏洞，根据这些线索，共对17人作出取消低保资格决定，并组织开展低保清查整改专项工作。
王庆雷说，随着《指导意见》全面落实，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婚姻登记案件办理规范化、制度化，尤其是在“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纵深开展之际，行政检察在解决此类纠纷中还有新的作为空间。“要多想一层、多向前一步，充分发挥行政诉讼监督、行刑双向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等行政检察职能优势，打通有关部门信息壁垒，通过个案推进类案办理，推进相关领域执法司法薄弱环节的完善，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以此推进行政检察监督取得更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