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于1939年5月，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结束。它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新四军东进抗日战略方针的贯彻和实施，促进了新四军江北部队及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促进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因此，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新四军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推动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东
1938年2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组成后，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的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于4月东进皖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5月12日首战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枪。
10月，徐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掀起反共高潮，不断制造摩擦事件，迫令在皖中和皖东地区的新四军开往江南，同时又调集兵力进攻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妄图消灭人民抗日武装。当时，活动在皖中、皖东地区的部队为新四军军部直接指挥的第八团以及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但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指挥分散，没有凝聚力，而四支队的主力还停留皖中。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任书记。11月，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东进皖东敌后的方针，加强对江北部队的领导，发展江北的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军部决定，率军部特务营，渡过长江，抵达皖中。
1939年1月，张云逸、戴季英同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谈判就有关作战区域、新四军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等问题达成协议，商定四支队留一部在皖中无为以保持与皖南军部联系，其余部队东进到皖东津浦铁路两侧地区活动，并同意新四军成立江北游击纵队，戴季英兼司令员。
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专程到皖南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为了加强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解决四支队东进问题，迅速打开皖东地区抗战局面，叶挺、项英于2月底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刘少奇，提出拟在江北设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其后，蒋介石核准了叶、项建议，中共中央当即指示“利用此机会作发展部署。”
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要迅速扩大部队，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5月4日，东南局书记项英给高敬亭并报中央电报，要求第四支队迅速东进，积极作战。
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加强江北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迅速开创皖东抗战局面，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从皖南出发，5月6日到达庐江东汤池，与张云逸会合。5月7日，叶挺召开干部和党员会议，赖传珠留下负责筹组江北指挥部事务，接着叶挺、张云逸、邓子恢赴舒城西港冲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中央和军部关于东进皖东抗日前线，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方针，敦促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叶挺军长的主持下，于5月中旬在庐江东汤池严家松园成立，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共新四军江北前敌委员会，张云逸任书记。接着，叶挺、张云逸又到舒城西港冲去会见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并召开干部会议，进一步限期全部东进皖东。同时，江北指挥部和苏皖省委派朱绍清率四支队八团二营和战地服务团一部，随方毅到津浦路东作战略侦察，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5月底，在舒城、庐江的第九团先后到达青龙厂附近。6月4日，高敬亭率支队后方机关和教导大队到达青龙厂。至此，第四支队全部进入皖东地区。所以说，江北指挥部的成立，推动了四支队挺进皖东。
二、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之后，1939年6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叶挺、张云逸，同意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部）由原八路军前总及徐向前指挥改归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其活动区域由中共中央北方局管辖改归中原局管辖。次日，中央军委任命徐海东（时在延安）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7月1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对江北部队进行全面整编。整编后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徐海东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政治委员戴季英（后郑位三），副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谭希林，戴季英兼政治部主任（后何伟），副参谋长赵俊，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下辖第七、九、十四团和教导大队，近5000人。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副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方毅（后张劲夫），政治部副主任林恺，下辖第八、十、十五团和教导大队，近3000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治委员黄岩，参谋长桂逢洲，政治部主任黄育贤（桂蓬），下辖3个大队，近1500人。同时，江北指挥部还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教导大队，大队长由赖传珠兼，副大队长谢祥军，政治教导员刘毓标，学员编2个队。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东汤池严家松园时，指挥部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和供给部。司令部由参谋长赖传珠主持，副参谋长为杨梅生，下设副官处（主任伍大贵）、军法处（主任梁国斌）、作战处、情报处等机构；政治部下设组织科（科长张凯）、宣传科（科长王恨）、机要科（科长左金样）、敌工科（科长陈岛）等机构；供给部下设军需处（主任胡弼亮）、军医处（主任官乃泉、政委何泽洲）、总务科（科长宁家魁）等机构。
7月初，叶挺军长由张云逸指挥陪同抵达立煌（现金寨县），与廖磊进行谈判，就新四军江北部队活动区域问题进行了交涉。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把工作重点转到敌后，区党委机关从立煌县白水迁到庐江县东汤池与新四军江北指部一起活动。7月24日，区党委书记郑位三、民运部长张劲夫到达东汤池，宣传部长彭康和军事部长谭希林也随后来到。8月16日，区党委在东汤池召开代表大会，分析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鄂豫皖地区的反共形势，并组织在皖西各地的几千名干部和进步青年撤退工作。会议还选举了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
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奋战和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初步打开了皖东敌后抗日局面。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则继续坚持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保持与皖南新四军军部与江北指挥部交通联系。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军，巩固巢湖以南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和中共舒（城）无（为）地委经过艰苦斗争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成功争取了巢（县）南山区大刀会参加抗日，一部分大刀会武装改编为巢南独立团。
9月6日，新四江北指挥部前委召开会议，讨论部队战斗、教育、侦察和四、五支队工作及统一战线等问题。11日，由冯达飞、余立金率领军部江北巡视团到达江北指挥部检查工作，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随同前往江北指挥部采访张云逸指挥，参观访问了教导大队。10月22日，张云逸指挥率指挥部部分人员前去皖东，以加强皖东工作。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期间，广大官兵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生产，解除群众疾苦，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坏群众一草一木，与周围群众鱼水相依。是年，东汤池一带疟疾流行，江北指挥部及时组织卫生队深入乡村，一边宣传卫生知识，一边免费为群众治疗，终于控制了疾病的流行，方圆几十里的群众，若是有病的都赶到了这里，而且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解除了痛苦，群众无不感谢亲人新四军。有的村民自动给部队送粮、送草，有的主动腾出房子让部队住。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针对部队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治机构，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注重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民运工作队经常派队员到周围农村去开展民运工作。春耕夏忙之际，他们白天帮助群众种地、锄菜、割麦、插秧、薅草、打场等，晚上邀集群众谈心，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人们懂得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部队。江北指挥部还编辑出版了《抗敌报）（江北版），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文工团、宣传队的同志也深入乡村农民当中，开展灵活多样的抗日宣传活动。同时发动组织“工抗会”“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组织。在东汤池还定期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与他们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各地青年纷纷奔往东汤池，要求报名参军，仅汤池周围地区参军人员就有600余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的动人场面。
三、夺取皖东反顽斗争的胜利
1939年12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率徐海东和中原局机关，抵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的皖东定远藕塘驻地，直接领导皖东地区抗日斗争。12月16日，赖传珠率江北指挥部直属机关、教导大队、特务营、医院等离开东汤池，东移皖东前线，至24日到达定远藕塘与刘少奇、张云逸等会合。江北指挥部东移后，在东汤池设立了留守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在江北指挥部前委的领导下，胜利东进到皖东敌后，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
当时由于群众尚未发动，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没有可靠的经济来源，部队供给十分困难，国民党顽军又步步向皖东地区紧逼。因此，皖东抗战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针对上述情况，1939年12月至翌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讨论确定了党在皖东地区必须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本方针。特别是1940年1月，在江北指挥部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刘少奇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华中的正确路线，号召所有江北部队要以实际行动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的东进决心。刘少奇说：“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边；不到黄海边，一分钟也不停留。”
在中原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下，在中共皖东津浦路东、路西省委的密切配合下，放手发动群众，在较短时间内，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事实证明，在国民党顽固派大举进攻时，只要明确树立敢于反摩擦的思想，并在行动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不仅不会破坏统一战线，反而能够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新四军江北部队由此得到蓬勃发展，仅3个月时间，使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减员后的7000余人，发展到1.5万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5000余人。
1939年12月，日伪军2000余人分3路“扫荡”全椒县周家岗和古河地区，第四支队在司令员徐海东指挥下，英勇作战，毙伤敌伪军16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亲率第五支队一部和陶勇率领的新四军苏皖支队（隶属于新四军苏南指挥部）协同作战，粉碎日伪军2000余人对天长、仪征、六合地区的“扫荡”，歼敌300余人。这是江北指挥部成立以后，对日伪作战的几次重大胜利，对打开皖东局面、建立根据地有重要意义。
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密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简称桂顽），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简称韩顽）调集20余团兵力，从东西两面夹攻皖东新四军。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桂顽呼吁团结抗战，提出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但桂顽置之不理，继续向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大桥地区大举进犯。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首先集中第四、五支队和苏皖支队主力击退了桂顽的进攻。
在路东，韩德勤趁罗炳辉率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西援之机，调集万余人的兵力，猖狂进犯第五支队机关驻地半塔集等地。在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方毅、张劲夫等指挥下，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和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共2000余人，抗击顽军进攻，坚守待援，与顽军主力第八十军第一一七师激战7昼夜。3月底，第五支队主力、第四支队第七团、苏皖支队从路西兼程回援，叶飞奉陈毅电令率挺进纵队从苏中西渡运河，火速支援津浦路东，在张云逸、罗炳辉统一指挥下，全力反击，歼韩顽30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集中反頑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气焰。从此，新四军完全控制了皖东的抗日局面。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取得了定远大桥自卫反击战和来安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皖夹击新四军的阴谋。陈毅曾高度评价说，半塔保卫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半塔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奠定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基础，而且对华中抗日反顽斗争开展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全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四、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
自取得反顽斗争胜利之后，为了便于指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于1940年4月初从路西迁至路东半塔集附近大田郢。江北指挥部和中共皖东党组织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委派皖东各县县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成立路东、路西两个联防办事处和定远、来安、滁县、天长、全椒、凤阳、嘉山及合肥、六合、仪征、盱眙、高邮等15个县抗日民主政府，并制定减租减息、惩治汉奸、财政、贸易、征收公粮等法令，组织成立了工、农、青、妇等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组织。江北指挥部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6月初，为提高部队素质，加强部队思想建设，江北指挥部以教导大队为基础，在天长县汊涧镇成立了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张云逸兼任校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冯文华任副教育长，徐祥亨任政治处主任，全校共8个大队，学员1000余人。江北游击纵队再次整编，调四支队参谋长谭希林任司令员，孙仲德任政治委员，郑抱真为副司令员，王集成为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团。该纵队整编后，在配合四支队作战的同时，派出一部主力协同新成立的中共巢湖地委（书记周新武）所属巢县独立营活动于皖中。
7月1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来安半塔大田郢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9周年大会，刘少奇作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要求每个党员尽心尽责地为党工作，树立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的精神。7月上旬，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分别召开党代会，提出了“党军化”“正规化”“群众化”的建军任务，江北指挥部和路东联防办事处先后派出部队，迅速平息了盱眙县马坝、天长县大通镇、来安县屯仓区等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暴乱。8月17日，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向毛泽东、王稼祥报告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今年发展到3000人，编为新七、八、九3个团。另地方武装近千人在巢县、和县、合肥东乡活动。日伪军侵占无为后，巢湖地委随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南下巢南山区，与先期返回的江北游击纵队及地方武装改编为无为游击纵队，在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配合下，重新恢复皖中游击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皖东根据地，创造全力发展苏北的条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原局和刘少奇的指示，于8月组成以罗炳辉为首的淮（阴）宝（应）战役指挥部，集中第四、五支队3个团进到淮宝地区，配合南下的八路军一部作战，创建了淮宝根据地，使皖东、淮北、苏中、苏北连成一片。9月，第四支队第七、十四团，第五支队第八团及路东地方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经过10多天的战斗，粉碎了南京、扬州等地敌伪军1.7万余人对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7路大扫荡，歼灭敌伪军600余人。这一重大胜利，有力地促进了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40年10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又指挥所属部队击退了顽固派的进攻，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守住了路西，保卫了路东，配合了苏北作战。到1940年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已发展到近2万人，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歼灭日伪军近9000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保证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2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全军改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自成立到结束，虽只有1年零10个月，但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东进方针，加强和统一了江北新四军部队的领导和指挥，推动了第四支队挺进皖东，为创建、巩固、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叶挺、赖传珠、罗炳辉、张云逸等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