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最后几天，民政部发布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完善民政事业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破解一些业务领域仍然存在的制度不健全、法律法规滞后问题。”月余前，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陆治原在《求实》撰文指出，“做好基金会管理条例……等重要法规修订工作，强化民政事业发展的法治保障。”
如今征求意见稿出炉，截止日期为2025年1月23日。不出意外，这或许是2024年中国基金会领域最后一个引发行业关心的大事，也开启了整个行业2025年的首要关切，引出2025年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的第一个趋势——加强内部治理。
向内，内部治理何以深入？
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修订被视为新修改的《慈善法》落地的重要保证。
这一年，大病类公益项目累发负面舆情，社会信任急剧向下。也是在这一年的9月，民政部联合中央社会工作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被视为《慈善法》修改施行后的一项重要举措。该政策的出台，为基金会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指引，同时也预示着未来基金会将面临更加规范和严格的监管环境。
三个月后，民政部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加强慈善组织检查和执法工作。通知强调，要重点检查善款募集、慈善财产管理使用、慈善项目实施和分支（代表）机构管理等情况；重点检查大病救助、弱势群体帮扶、教育、医疗等慈善活动和慈善项目。
修炼“内功”，已然成为当下基金会发展的首要基础性任务。
要成为武林高手，也应当有绝世秘籍，强化基金会发展治理基础，方向在哪里？正在征求意见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或许给出了一些参考。
修订草案强调了基金会工作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方案被列入申请文件之中，基金会章程也增加了党建工作的内容，具体包括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形式、职责等，基金会年报也需要汇报党建工作情况；对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管职责要求条款提出了结合职能协同推进基金会党的建设相关内容；对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管职责，提出了指导基金会党的建设的要求；对行业管理部门职责则提出了结合行业管理指导基金会党的建设的要求。
“基金会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订草案里写到。而早在2018年，民政部《关于在社会组织章程增加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关内容的通知》便已经提出了相关要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24年中国基金会积极开展党建实践。在北京，各基金会党组织、行业联合党组织纷纷开展行动，推出党建品牌，探索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路径，党的建设与结构治理深度融合也有了一定的拓展；在深圳，深圳市基金会第一联合党支部等基金会有关党组织成立。
思想层面的坚强领导与自我规制，能够为接下来基金会开展的内部治理提供基础。与此同时，有趋势的外部治理措施也在不断深入和强化。“近年来慈善领域出现了很多违法问题。”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中心基金会处有关负责人曾建议，对《基金会管理条例》法律责任进行完善，针对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对违法行为的种类、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进行明确和细化；建立面向个人的问责机制，强化对负责人的监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追责。这一点也在近年来涉及基金会违法犯罪事件的处置方面有所体现，修订草案中也涉及部分理事责任的强调。
解决“内忧”的同时，基金会还要及时应对“外患”。
向外，信任危机如何应对？
2024年12月24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在网站发布《警惕防范以“共赴小康项目”为幌子实施诈骗活动的声明》。声明称，近日接公众举报，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财政部发文，杜撰“共赴小康项目”，盗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信息，通过所谓的“注册抽奖”“创投收益”“财政专款发放”等欺诈手段，骗取公众信任，实施网络诈骗活动。
此前，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曾就被冒用名称实施诈骗的行为发布声明，提示公众警惕。
同样在12月，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假借慈善名义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指出，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隐蔽性强、扩散范围广、资金转移快、打击难度大等特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以“捐赠返现”“捐赠返利”“配捐”“投流”“公益理财”等名义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慈善事业的形象。
2024年，重建信任成为基金会行业关注的关键词之一。在中国经济穿越周期产生阵痛的当下，基金会行业本身便面临着大额筹资和公众筹资的困境，若要进一步构建基金会发展空间，公信力与好感度建设缺一不可。
这一年，由公益时报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举办的系列智库活动上，多位专家都谈到，基金会作为慈善组织的显著代表，其所需要承担的公众价值责无旁贷。作为公益项目的实施者，基金会所施行的项目应以问题为导向，而这些问题也往往具有深度与广度的双重困境，因此，对个案的帮助与整体议题的推动都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则格外强调公众影响力。
这也是公益传播的价值所在，是基金会与外部环境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渠道。表现在具体建设上，则是媒介的选择。
从社会责任的角度上来看，基金会开设媒介账号，输出内容：一方面能够宣传自身行动，开展筹资活动，拓展捐方；另一方面则可以向公众普及议题特性，影响公众力所能及地参与问题的改善。
2024年，在短视频平台上，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也积极拥抱短视频创作者，开放项目外部观测渠道，邀请短视频创作者、媒体、学者深入观察项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同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银杏家园”公益项目，邀请学者、短视频创作者担任志愿者亲赴一线，产出一大批有影响、有深度的学术或公共传播作品，同时也在互联网筹资方面有所拓展。
从应对机构舆情危机的角度来看，除了自身避免舆情发生外，积极向外沟通也能构建强大的舆情防火墙：在平衡基础传播需求、不额外增加工作量的情况下，基金会或可多开设并尝试多种多样的新媒介平台，例如小红书、知乎、头条、抖音、B站等，占据传播通道，强化品牌存在，渗透品牌影响。无论是事前的官方信息披露，还是事后的舆情通道管制，都为基金会对外应对危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基金会良性发展的视角来看，心中无鬼当然自信透明，也只有这样才能让阳光慈善不再是一句口号。
求索，中国基金会该如何穿越周期？
2024，中国基金会迎来阵痛，质疑、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声音不绝于耳，旁观者难知内里，躬身者自我怀疑。矛盾，也是2024年中国基金会的关键词：发展空间与监管必要存在矛盾，基础环境与生存需求存在矛盾，社会需求与公益力量存在矛盾……问题从来都有，并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正视并行动是这份事业为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各界开出的良方。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水旺处，洪流裹挟；水静处，暗礁密布。需要警惕的是，基金会难成方舟，开展有效的社会实验和团结各方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应当成为基金会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坚守的基础原则。
2025年，基金会的伙伴会更加多元。会有来自学界、企业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服务机构、国际组织等更多同伴与基金会共同应对社会问题与危机。
2025年，基金会的议题会更加深入。时代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将成为基金会面临的最大的不变，新的技术也将赋能基金会识别更深刻的社会问题。
2025年，基金会的环境会更加规范。在民政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基金会行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将进一步被明晰，自信透明也将成为更广泛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