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的这句话经常遭到无视、扭曲，或者以无视、扭曲为目的的辩解。这些人说，虽然鲁迅是主张少看中国书的，但鲁迅其实是主张多看中国书的。瞧瞧，这可是人说的话么？想想鲁迅身后的境遇，也是可怜，自己生前百般奚落的正人君子之流，都扛起了自己这面大旗。比被敌人攻击更惨的，便是被敌人拉拢、玩弄。
其实鲁迅为这个主张解释过很多次，他的态度再诚恳不过，他的意思也再明白不过。我们不必为鲁迅的初衷解释什么，愿意误解的人也不会听我们解释。假如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比鲁迅解释得更好，那无异于一个病人进了手术室，对主治医生说，放着我来。值得我们做的，便是借着鲁迅的话头，说一说我们自己的话，这也是鲁迅期待未来的我们去做的事。
鲁迅起初是这样说的：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读中国书让人沉静，却与真实的人生分离；读外国书激起人的进取心，哪怕是颓唐厌世的，也有活人的气息。这是鲁迅的阅读感受，真实直接的感受。鲁迅使用的概念是模糊的，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再用“中国书”“外国书”这种粗糙的二分法，但我们可以理解鲁迅的意思。
鲁迅所说的外国书，其实基本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书，科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为什么外国书多了活人气呢，无他，这些国家比我们先进入的现代世界，他们首先遇到新问题，然后思索、解答、克服这些问题，解答、克服不了的，便成了颓唐和厌世。因为面对的是新问题，所以哪怕没有弄出答案，思索的过程对后来者也是有益的。
鲁迅在那样一个时代，主张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激励大家直面现实，奋力去做事，而不要沉湎于故纸堆里，在已经朽坏的梦里不可自拔。可惜当时就有无聊的人来找茬，有不相识的青年写信要鲁迅搬出中国去，鲁迅说“但是我终于没有走。”
大概是实在觉得这个主张重要，鲁迅后来又解释过好几次。比如他拿喝酒举例，说酒精害了肠胃，虽然自己戒不掉，但还是要劝青年不要喝酒。他接着说：“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决不因此反对牛痘；即使开了棺材铺，也不来讴歌瘟疫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鲁迅说的牛痘是指疫苗，既然有了现代的疫苗，就没必要再去主张人可以硬扛。然后时至百年后的今日，还有很多人在说，疫苗发明之前我们也没有死光，所以疫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如鲁迅那时峻急、严酷，我们有很多站得住的理由去读中国书，但我们更应该有心理空间去理解鲁迅是什么意思，至少得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离不开外国书。
关于中国书对人的影响，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里说得最细致、最透彻。《坟》是一本杂文集，里边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文章，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雷峰塔的倒掉》《灯下漫笔》，但是这篇《后面》读的人就比较少了。
写这篇文章时，鲁迅的心境是带着悲哀的，“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他怀疑起写作这项事业，对于世界究竟会否发生效力，以及会发生怎样的效力。
读者夸他“是说真话的”，他却知道自己“还没有这样勇敢”，因为“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有人以为他是“信笔写来，直抒胸臆”，他说不尽然，“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他还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
不要以为这是谦虚，须知诚实是远比谦虚更重要的品质。我们知道，鲁迅的可爱与可敬就在于他的真实，而不是他可以做我们的嘴替。
最令人惊讶的是，鲁迅说：“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为什么要害怕？
接着便引出中国书对他自身的影响来。当时上海一个期刊上，有人提出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就是鲁迅。“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
在鲁迅看来，读中国古书是不得已的事。“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但古书对他的思想却起到了辖制的效果，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所以他要特意指出来：“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
所谓庄周、韩非的毒，责任当然也不在庄周、韩非，他们在自己的年代是很现代的。但是他们身后一代一代写文章、做事情的人，大都没有脱离他们划定的边界，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以致到了鲁迅成长的年代，哥伦布、牛顿都成了古人，爱因斯坦是他的同龄人，小鲁迅还要在三味书屋里天天之乎者也。鲁迅长大之后，留了学，读了外国书，开眼看了世界，对旧书产生怨气，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鲁迅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他想要“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在他后边的老舍、沈从文证明了这一点。“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他怀疑这和读了古书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
一个人在成长阶段受到的影响，如地下河一样，潜流于我们的生命深处。我们以为属于自己的思想，其实是被植入的程序，被篡改的记忆。鲁迅能够察觉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可贵了。
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我们今天也挑不出这个主张有什么毛病。只不过鲁迅也发现，“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大众普遍不会说自己的话，一开口就是别人塞给他们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个远远超出文学范畴的问题了。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在鲁迅看来，活人的真生活、真语言是大于所有书的，而因为外国书更贴近现代生活，所以可以多读外国书。而如果一些书限制了人的思想，禁锢了人的勇气，那么哪怕是自己写的书，也可能成为毒药。这就是鲁迅所害怕的，也是后来所切切实实发生的。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生命大于一切文本。文本记录的只是古人在当时的诸多条件下，对生活展开的探索。有些探索很成功，于是成为经典，但这些探索远远没有穷尽人类可以如何生活的可能性。
“读史使人明智”，我们都知道这句话。但我越来越发现，读史也可能使人狭隘，使人恐惧，使人猥琐，看到那些人你会觉得，要是不读书，他还更可爱一点。
我现在相信，历史只是无量虚空中的一树烟火。当历史给你力量的时候，要相信历史。当历史给你绝望的时候，要相信历史的空白处有许多美好已经发生却没有被记录，有更多的美好本可以发生却还没有发生。历史最终给我的不是规律性，而是生命在巨大的无规律性面前始终保有的韧性与潜力。
“你要写下那些感动你的。”
“可是我没有看见值得写的。”
“改变你看见的。”
如果求知不能给我们勇气，去寻回那些走失的、被掩埋的、因时运不济而夭折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不如无知而生动。
至此，我们可以体会鲁迅在文章结尾处传递的对未来世界的温情与善意：“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