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不要怂,那些抵制它的人才能过得更好

体娱   2024-10-26 22:07   安徽  
京东在11.11宣传中邀请脱口秀演员杨笠参与营销,引发了京东男用户的抵制。10月18日,京东官微对此道歉,但这又引来京东女用户的抵制。
杨笠以在脱口秀中以“普信男”“男人还有底线吗?”等话题出圈,此前参加商业活动也有过争议,但烈度都没有此次大。

有人统计过杨笠参加过的商业活动,涉及的品牌有:

海澜之家、英特尔、奔驰、舍得酒、长城汽车、五菱汽车、宝洁(olay)、完美日记、惠普、雅诗兰黛、英菲尼迪、全棉时代、茶颜悦色、益达、资生堂、宝格丽、薇诺娜、小鹏汽车、淘宝、彩星(龟星)、VIVO、舒适剃须刀、腾讯微视、奇艺、传祺、李宁、阿迪、苏宁、伊利、百草味、屈臣氏、临门、多芬、潘婷、珀莱雅、ubras。

为什么此次烈度大。社交媒体上涌现出来的解释大致是,京东用户有大量男性。京东平台男性用户的比例58%,淘宝的是32%,京东的确大一些。虽然舍得酒、长城汽车,海澜之家男性用户比例更大,但总规模小。所以,其他家没出事,京东会出事。

这个解释,似是而非。

我觉得事情分为两个层面,是什么,即商业分析要准确。另一个层面是,对不对,即社会分析要讲价值观。

一,京东的男用户不该是杨笠的抵制者

京东男性用户多,但也只是稍微多一些58%。京东用户的性别画像,与其说是宅男性质,不如说性别是家庭。更何况京东女性用户及其消费的总量和增量都很大。

而且,现在很多预算较紧的年轻男用户都被“多多送券”“香”走了。而且,市场印象一般是,京东的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物流是最快的,但价格也是更高的。所以京东的男性用户,层次相对较高。

毋庸讳言,中国的女权有很大的问题,在婚恋、生育等等问题上,煽动性别,激发愤怒。杨笠嘲讽“普信男”,主要的,是在嘲笑婚恋市场上被估价的男青年。

层次较高的年轻男性,经济收入、学历、家庭背景都会较好,未来预期也会较好。他们能获得奢侈的自由恋爱,和女朋友能有感情基础。女朋友也受教育,而具有感情、价值观方面的偏好,在克服婚恋的诸多门槛时,女朋友是和自己站在一起的。

但那些缺乏学历、收入较低、家庭背景较差、预期较差的男青年,往往只能通过相亲寻找配偶,缺乏感情基础,女方会完全站在娘家一边,对男性提出更苛刻的经济要求。

所以,“普信男”引起最大反感的群体,是那些在婚恋当中面对阶层、收入、彩礼等困境的年轻男性。这样意味着,一个年轻男性,越反感杨笠,他就越不可能是京东的核心用户。

二,“开会的时候,没有意见领袖”

京东的女性员工,的确可能犯了把非主流当做主流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很常见,就像在“6亿人月收入还不足1000块”的声音的同时,很多公司都做出“消费向上”的战略。所以,外界的想象是,几个人开会讨论,就做出决定,找杨笠来代言,结果翻车。

但找代言人的程序,其实很复杂,有专门的供应商公司,会做测试,会找受众客户访谈。

双十一的代言很重要,基本的程序都应该有。这些程序中,杨笠都应该顺利通过了。这不奇怪,京东男性用户质量高,本不该因为杨笠而激动。

但这些筛选程序的前提都是,客观的,非情绪化的,没有意见领袖在会议上大声煽动。但现实传播中,愤怒是最好的流量来源,很容易激发。京东的男用户,也经不起专门的挑唆。

这当中,有平台、博主的流量动机,商战当然是一个很可能的因素。在双11即将来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合理怀疑。于是,原本一些无伤大雅的调侃被用来激化舆论。

三、欺善怕恶的抵制

形成政治正确,离不开仇恨。西方以公平诉求为基础的种族、性别议题,也从仇恨中汲取力量,从取消文化中汲取力量。中国女权、男权,网络舆论操作也离不开仇恨。粉丝获得压倒别人、损害别人的权力快感,博主收获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快感之外,还收割流量利益。

所以,什么争议并重要,抵制、伤害他人,才是本质。

面对舆情企业一定不能被动地等待,一定要积极干预积极反应,但是积极干预和积极反应并不等于是退让。一味地讨好躲避、消除、退让,本身就是引发仇恨与抵制的原因。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仇恨、抵制,可以发挥作用压倒对方,伤害对方,这种仇恨就会更烈。

所以,京东的退让立刻招来了另一波女性的抵制。因为不管女权也好,男权也好,都是这么操作的。这反映了中国舆论场上的残酷性。

反过来,当他们发现不能压倒对方,不能伤害对方,恶意、抵制反而会烟消云散。黄仁勋曾说过关于台湾很不正确的话,虽然不少博主反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说,但这个话题,在中国舆论场上始终没有形成抵制,甚至批评的声音都很少,相比其他那些曾被抵制的品牌,英伟达似乎丝毫没受到影响。说白了,这就是因为没办法去压倒英伟达。

所以,越怂越招来抵制。

三,谁都不该损害社会宽容来获利

任何群体都有抵制的权利,但仅谈权利难免浅显了。权利之上,还有对与错。在我看来,性别议题并不重要,比这个议题更重要的是,对冒犯的态度。谁都不应该因为冒犯被抵制。

有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可以抵制司马南,为何不能抵制杨笠?

司马南不是冒犯群体,他攻击的是更小的群体甚至个人。杨笠冒犯的是群体,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冒犯的群体越大,冒犯程度越小。比如,冒犯人类,就谈不上冒犯。性别,是人类的第二大群体。对性别的冒犯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接受对任何群体的冒犯。

所以,如果混为一谈,抵制司马南和抵制杨笠,混为一谈,就陷入了只谈权利,不谈是非的虚无。更重要的是,抵制司马南,能为抵制杨笠的合理性背书,那也可以为抵制任何人,让任何人消声背书。

任何群体都有抵制的权利,但健康的社会应该在权利之上做出是非判断,那就是:容忍冒犯,可以批评,我就写过《月经羞辱”,并不存在》批评脱口秀中的段子,但同时,应保持宽容,促进自由,摒弃抵制与消声。这是当下更需要的。

接受冒犯的社会习惯,需要从最不敏感的地方开始,也就是最宏大的概念开始。人类,然后就是性别,接下来,可以是任何职业,任何观念。

企业不应该怂,应该采取一些更长期主义的态度,勇敢正直,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宽容去坚持。社会需要支持企业,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是所有人的好事。马斯克中国人非常喜欢,但他们又觉得企业怂了,是非常正常的。马斯克这样的“恣意妄为”,肯定又接受不了。但这和技术创新,有不有关系呢?把每一个企业都逼到谨小慎微,就逼出创新技术了吗?

硬币的另外一面,商战是正常的,舆论场中的商战也是正常的,但为了短期利益而搞坏中国营商环境、舆论环境,搞坏民智,一波又一波的民粹煽动中,不会有长期的赢家。

脱口秀,本该始于冒犯,终于改进。但在愤怒与戾气中,严肃媒体退缩、畏惧,比京东更甚,没人去承接脱口秀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现实了。这些面对困境得年轻男性,他们觉得解气了,但实际上,一个更不宽容的环境,他们会过得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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