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解释过，主要是压制红四内部的异见和红一抗衡。
有个事儿没讲，其实老四南下这事儿，在鄂豫皖曾中生也干过。
鄂豫皖红军和江西苏区红军不一样。
江西苏区的红军是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正规部队为架子搭起来的。
而鄂豫皖红军完全是由鄂豫皖当地的农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
古代农民起义军的毛病，他也有。
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士兵，甚至是领导管不住裤裆的那玩意。
怎么把这支队伍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是新上任的老四要考虑的事情。
在老四还没到鄂豫皖的时候，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红四军。
军长刚开始是旷继勋，后来是徐帅，政委是曾中生。
下边有十、十一、十二、十三四个师，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帅。
虽然这个时候，对队伍进行了一系列整顿，但是从后边的情况来看，只能说这次整顿效果不大。
因为有的战士、包括干部管不住裤裆。
皖西的领导人方英还专门给上海写了封信告状，说旷继勋和曾中生乱整，让地方上准备六个女的。
当然这事儿因为一些原因，没办成。
上海就把方英的告状信转发给了新成立的分局，让分局处理。
29岁刚从苏联回来就居高位的沈泽民眼里怎么可能揉的进沙子？
看了之后相当生气，收集了一些资料，准备把人给办了。
年纪稍微大点的老四就比沈泽民稳的起，觉得自己这帮“外来户”刚到，就没按沈泽民的意见办。
只是在会上宣布，以后谁再管不住裤裆，就开除出组织。
虽然当地的大佬们受到了批评，也承认了错误，但是多多少少是不服的。
他们觉得，美人嘛，自然要配英雄，老子就是英雄。
虽然皖西的方英举报旷继勋这个“外来户”，但是当地的人也是一屁股屎没擦干净。
皖西的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更离谱。
皖西这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和帮会的人发展起来的。
因为成分复杂，纪律更是一言难尽。
上边安排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到皖西工作。
三十二、三十三师的人把上级安排过来的三个高级干部给刀了。。。。
非但如此，三十二师攻下商城，上海的巡视员郭树勋和刘英到三十二师整顿部队，准备把师长周维炯调到上海受训，刘英接任师长。
结果杀了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的那帮人又准备把郭树勋和刘英刀了。
郭树勋和刘英得到消息后赶紧溜了。
这要替周维炯澄清一下，调周去上海，周是没啥意见的，革命工作嘛，在什么地方不是干。
要刀郭树勋和刘英的是下边的一帮人鼓捣着干的，和周维炯没关系。
虽然鄂豫皖的红军经过了两次整编，也进行了混编，努力得改善部队的成分加强纪律。
但是由于干部仍然是原来的干部，并没有较大的改变。
有的部队风气积重难返，上级派过去的干部甚至被同化了。
在外部围剿的压力下，想通过温和的批评教育改变部队的作风，未免有点一厢情愿。
这就到了了，它绝对不是现在看到的“逼、供、信”这么简单。
分局把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列为整的对象。
至于到底是不是改☆组☆派、第☆三☆党、字母团，这个时候已经不重要了。
分局实际上是把当成了整顿纪律的一种手段。
因为光头哥对各个苏区的围剿，上海和各个苏区的联系很困难，所以上海对各个苏区的领导也就削弱了。
在全靠自身发展起来的鄂豫皖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老四、沈泽民、陈昌浩到了苏区之后，实际上就是加强上海对苏区的领导的。
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地一些大佬的抵制，很快就体现在了苏区发展的方向上来。
由于之前光头哥的围剿，再加上长江发大水，苏区的处境愈发困难。
红军虽然在苏区外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后方的群众粮食被毁，生产被破坏，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分局成立之后，就发起了粮食运动，号召在苏区每一片土地上播种。
当地大佬虽然嘴上骂骂咧咧，啥玩意只会种地，但还是按照分局的指示，种上了地。
到秋粮马上要熟的时候，苏区周边的白军和地主武装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到苏区抢粮食，所以分局不希望红军主力这个时候远离苏区。
但是因为光头哥的围剿，红军没钱发零用费就不说了，衣服和草鞋也都没了，红军的士气每况愈下，甚至有了逃兵的现象发生。
曾中生认为，红军必须南下向外发展解决给养，说白了就是要去打野。
在分局的扩大会议上，反对南下的沈泽民和曾中生、许继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老四的调解下，曾中生的南下计划得以通过。
老四是同意了南下，但是并不是同意曾中生南下解决给养的。
老四同意南下是为了帮助江西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
所以制定南下行动计划的时候，是红四打下英山之后，向东往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威吓南京，要及时回来保护秋收。
除此之外还为这次行动规定了时间，以一个月为期。
但是红四军主力南下英山之后，并没有按计划向东进攻潜山。
而是自行决定继续南下，占领了蕲水。
占领蕲水之后，虽然缴获了二十多斤金子，千把斤银子和几万的现大洋，大大地改善了红军的物资条件，但是却违背了分局的军事计划。
曾中生也知道这样不合适，所以就跳过分局直接给上海写了封信，解释改变计划的原因。
分局知道军事计划被更改，非常不满。
当时老四拉肚子拉的虚脱，差点噶了，书记是沈泽民代理的。
红四军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置援助江西苏区于不顾，抗拒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苏区，让后方两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
对这次分局指示完全采取一种外交式的接受，实际上是走公开的抗拒。
几个菜呀，喝成这样？让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去取安庆，威胁南京？
三哥在的时候都没敢这么整。
这还不算完，回完信之后，曾中生组织红四军连以上的干部在鸡鸣河开了个会。
这会就干了一个事儿，那就是骂分局瞎指挥，开完会之后，又把阴阳老沈的信散发到了地方上。
也不是说不能有下级批评上级，大将军骂李德、徐海东骂沈泽民都有过。
但是范围都是限制在少数领导之间的，像曾中生这样通过召集大会，反对上级的决议，印发阴阳上级的信件，没这么整的。
曾中生这么一整，性质完全变了，嗯后来老四搞的阿坝会议差逑不多。
绝不容许拒绝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和破坏军事纪律，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
陈昌浩在两次乘坐飞机空降未果之后，骑马到了红四军驻地，接管了指挥权。
跟现在不一样，换个领导一张A4纸就能搞定，陈昌浩的到来引起了红四军干部的反对。
新上任的陈政委祭出来这块招牌。
而曾中生搞的这次会，成了白雀园的直接诱因。
除了老四和陈昌浩在上边祭出来法器之外，地方上的干部也不干人事儿。
可以说，地方上的干部是扩大化最大的帮凶。
他们由于个人恩怨，或者是思想偏激，对这事儿热衷的狠。
代表人物就是戴季英。
四方面军突围之后，新组建的红25军他是74师的政委，师长是大将徐海东。
有次戴季英亲自动手一下抓了220团49名干部，把特务连的连指导员吊起来打，就这都没拿到他想要的口供。
恼羞成怒的戴季英竟然直接让警卫员把这个指导员拉出去杀了。
被徐海东知道后，徐海东说一点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
戴季英回复，师长，你不懂，然后49人全部被杀。
就这还好意思要官，呸。
我们之前专门写过一篇，有兴趣的可以找出来看看：不可饶恕的戴季英到底干了啥？
那他们一直喊的第☆三☆党，改☆组☆派到底有没有呢？
有，但是没他们讲得那么多。
我们一直说1927年是个大年，不光是有四一二和七一五。
兄弟俩打架，吧唧，碎成六片。
国民党一变三，加上了改☆组☆派、第☆三☆党。
我们这也是一变三，加上陈派、罗派。
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革命并肩作战的战友，很多之间都有很深的私人关系。
这个时候哪知道谁能走到最后？
都在积极活动，招募成员。
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搅得整个江湖不是乱成一锅粥，而是乱成了一锅浆糊。
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难免会发生动摇。
我们这边刚好新上任的小年轻们在莫斯科经历过斗争。
所以我们这边的纪律是最严厉的。
这也是我们这边发生这么多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
改☆组☆派、第☆三☆党、字母团这三个组织对鄂豫皖影响最大的要数改☆组☆派。
因为字母团早在27年就不存在了，而改☆组☆派是汪精卫和陈公博他们搞的。
鄂豫皖苏区离武汉又近，自然受他的影响最大。
在苏区刚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和改☆组☆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我们杀改☆组☆派的人，改☆组☆派也往我们这边渗透。
1929年鄂豫边特委报告，杀死改☆组☆派，湖南省委一人，特派员两人，河南省委一人，县委、区委及活动分子七八十人，而改☆组☆派湖南省委车若愚也成功打入我组织内部。
又因为革命处于低潮，军委秘书黄埔四期的白鑫叛变导致澎湃和杨殷被害。
之后又是顾顺章、向忠发叛变，更是危及中枢。
所以在30年5月是鄂豫边特委反对改☆组☆派最紧张的时候，当时还专门搞了个改运动周。
鉴于当时的紧张形势，组织多多少少有点风声鹤唳的味道。
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严厉的做法逐渐成为传统。
鄂东北特委的卢玉成被冤杀，就是这个时候的事儿。
卢玉成是湖南人，带着胡动和段中玉在去鄂东北的路上被他曾经的同学给点了。
因为他认识鲁涤平的秘书，所以只被关了半天就放出来了。
到了特委之后，有消息传过来卢玉成只被捕了半天就出来了，肯定是被收买的奸细。
特委在用重刑未果后将卢杀害，至于带着的两个人更是直接在睡梦中被打死。
至于第☆三☆党，我们之前专门学过一篇许继慎，今天就不聊了，有兴趣的自己去翻老本子。
这个问题是组织历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在敌强我弱的当时，革命力量原本就不足，但是在各个苏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这事儿。
但是任何重大的事件都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方方面面交织在一块形成的。
而鄂豫皖的红军队伍正是在这种惨烈的斗争中从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的农民队伍蜕变成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