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9日王明犹如脚踩祥云到了延安。
10天之后，他做了一个叫《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两个一切”的理论性文件。
先是对国内外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然后得出来了个结论：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没有领导过资产阶级，现在也没有力量喊谁领导谁。
所以口号就不要喊了，要不然就把人都吓跑了。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
然后就对四个月抗战进行了批评。
说中枢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片面抗战，这样要不得。
要该让步的时候就让步，要对友军多赞扬多帮助。
就差拿着报告甩张、毛、周脸上，并且嘴一口博古没出息了。
一副都起来，让老子来的模样。
因为国际主席团成员和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加上他说“两个一切”是国际的意思。
把刚从两万五千里缓过来的人忽悠的一愣愣的。
一贯原则性强的周就说，四个月来没能推动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就是因为有些人要搞独立自主发展。
我们要想让友党信任我们，我们必须公开指出并且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
周的这番言论一出来，有的人懵了。
这就忘了为啥走了两万五千里了？
长江局成立的时候，王明是书记，周是副书记。
我们一直坚持的政策就是，进行敌后农村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但是这时候王明和周在长江局驻地鼓动要保卫武汉。
并且把保卫武汉说成是保卫中国的马德里。
他俩保卫武汉的主要策略是通过组织大兵团进行阻击，要把小日子消灭在武汉之后。
咋地，王明你霍霍苏区还没霍霍够，还想霍霍光头？
不得不说，王明的这个思路还挺奇特，可惜陈诚不怎么上道儿。
不管是人还是组织，精力总是有限的。
当时延安给的任务是让长江局从城市抽调得力的干部去担任农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
但是王、周在大力鼓吹要保卫大武汉，把一切希望放在光头这。
要说别人不了解光头，你还不了解你之前的同事吗？
为了开展敌后战争，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
王明在延安的时候，就像一只骄傲的小公鸡，走路只想带风。
在武汉他更不张延安的指挥了，一门心思扑在他那“城市中心论”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上。
因为长江局没有按照延安的要求，长江以南的敌后工作没有得到有效的发展。
有一说一，如果按照延安的思路搞，后边新四军的日子应该也不会那么难。
当时岛主从上海退到南京、再从南京退到徐州，从徐州再退到武汉。
这两天在群里聊天，说长征是播种机不是说说。
当时虽然狼狈，但是只要是红军经过的地方，第一件事儿就是宣传红军的政策，走之后再留下一批人在当地活动，并且建立地下交通站。
这样做的好处就不多说了，后边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只要是红军曾经到过的地方马上就可以组织起来，形成不弱的战斗力。
岛主这边就不一样了，北伐的时候我们手把手的教，愣是没教会。
从上海退到徐州这一路上也不能说啥也不留。
留下来几十万人的装备。
因为长江局没有贯彻延安去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这么一大批武器白白便宜了土匪和当地的民团。
这些土匪和民团又大部分变成了伪军。
得亏没让鲁师傅去审判岛主，要不然高低给他整个资敌罪。
假如，不要抬杠，只是假如。
假如长江局放弃保卫大武汉那套，全力去搞敌后战争，不见得搞的比华北差。
虽然混华北那片儿的都是长征留下的精英，但是咱南方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留下来的也不比他们差不是。
如果那样的话，新四军的路子可能要好走多了。
话赶话聊到新四军了，说下项英。
项英是长江局委员兼东南分局书记，当时的东南分局是受延安和长江局双线领导。
武汉会战后长江局撤销，东南分局才受延安直接领导。
这是项英不怎么听招呼的原因之一。
大家都知道项英是从上海去的江西苏区，在周还没到江西苏区之前，项英是苏区代理书记。
派项英去苏区明面上的大哥是博古，但王明是站在大哥身后的男人。
真大哥从苏联回来，又当了自己的直接领导，项英听真大哥，并且按照大哥的意思干活，从逻辑上说的通。
后来大哥虽然不是大哥了，但是江湖上还是有大哥的传说，所以就有了后来的皖南事变。
扯远了，我们继续说王、周的长江局。
如果说前边说的事儿，算是执行力不强的后，那他们下边做的这些事儿就有点倒反天罡了。
规定个人不得代表中枢和组织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文件。
但是就在月底，王明就起草了个对时局的宣言，对外发了出去。
暂且不说这宣言内容了，你姓王的啥意思？
还当在上海那会儿呢？真把自己太上皇了?
发文这事儿还没个说法呢，扭过年长江局就开始给延安上眼药。
一、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周两同志作为向政局会议之建议;
二、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
三、长江局由绍禹、周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
四、会议后请求延安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
老人家对这事儿耿耿于怀，后来他说三月会议的时候，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人要回长江工作，这种态度我不满意。
三月会议上决定王明负责起草对国民党的建议书，3月21日长江局把王明写的东西报到了书记处。
延安觉得这份建议书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另外起草了一份25号给的长江局。
那知道王明21号把建议书给书记处后，没等到延安回复，在24号就把自己写的那份给了友党。
王明25号收到延安写的东西时，友党的大会还没开。
正常流程，王明在收到延安的文件之后，就应该把延安写的那份给友党，然后把自己写的那份收回。
这么干，最多自己丢次人呗，王明偏不。
王明既不送，也不报告延安，就等。
我们根据政局决议所起草的致友党大会建议书于24日送去，友党大会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产生的不良影响你们自己承担。
公司成立将近二十年，上个敢这么和延安说话的人名声已经臭了，他叫张老四。
王明整的这么些电文，周是署名的。
当然毕竟只是个副书记，肯定不能承担主要责任。
当时的长江局王明在瞎勾巴整，班子的另外几个人（周和花帅）干了很多事情的。
虽然周一时半会没想通支持王明的两个一切，相对王明来讲还是坚持了一定的自主原则的。
和王明不一样的是，在谈判桌上周从来没有出现过卑躬屈膝的媚态，在一些大的原则上坚持有礼有节的斗争。
比如统一战线的方针基本上就是周理念的体现。
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我们自己的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承认友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我们自己绝不可能；
惟友党能改组成民族革命同盟性质时，则我们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性。
周后来见了老同事之后，直接表态，老子不是“投降”，是合作。
第一次庐山谈判，岛主让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这事儿是真的）。
周说，那蒋先生同去（这句是鲁师傅杜撰的，反正是拒绝了）？
第二次庐山谈判，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的。在这事儿上，周更是一步不让，包括后边新四军的改编，都是如此。
通过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长江局发生的几个事儿。
不得不说周的外交、谈判能力确实没的说，但是要他做具体的事情，可能真的有点一言难尽了。
就看他和王明一块宣传保卫大武汉，包括给延安发的几个电报，那是啥嘛。
其实他的这个缺点在后边也有体现，比如跃进的时候一刀切。
好在经过运动的几年磨炼，有了七二年的高光时刻，为设计师的全面整顿铺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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