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开放与合作成为了维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文中，郑永年教授深入剖析了当前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特别是指出了特朗普回归后给全球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
文章从政治承诺、自由贸易体系、包容性多边主义、走出去政策、单边开放政策等多个维度，阐述了中国将如何以实际行动践行开放理念，成为一个“开源国家”，以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开放、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开放故事，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缩影，更是未来国际发展和重塑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开放、合作、共赢的世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ID：GBA_Review），作者：郑永年，校对：朱胤霖，初审：王希圣，终审：冯箫凝，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特朗普回归与全球开放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再次回归给全球带来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是，未来的世界是否还是开放的，或者借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所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话来说，世界是否继续是平的？
1. “超级全球化”与财富分配问题
过去数十年里，世界经历了一波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超级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由地流动。随着开放源代码、外包、离岸生产、供应链和搜索技术等新动力的产生，世界被铲“平”了。
这个过程大大促进了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为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是正因为世界变“平”了，在市场机制的能量被充分发挥出来的同时，各国的内部财富和各国之间的财富分配出现了巨大的变动。
就财富的内部分配来说，巨量的财富流向了那些主导全球化的少部分社会群体（主要是资本）手中，那些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也获得了一些利益，而那些没有能力参与或者被排挤出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不仅没有能够受益反而成为了受害者。
就财富的外部分配来说，全球化产生了“拉平”现象，即那些有能力参与全球化甚至主导全球化的国家变得富裕起来，而那些没有能力参与全球化或者没有能力抵御全球化冲击的国家变得贫困。这也就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内部和国际根源。
2. 全球化面临挑战与悲观情绪蔓延
今天，各种因素影响着全球化，包括大国间的地缘政治较量、区域冲突、关税主义和贸易战争等。全球营商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关键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前途感到异常悲观。在过去数十年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这一代人在过去的“好时光”中长大，“好时光”对他们来说是“常态”，但现在，“好时光”已经过去，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应付一个未卜的前途，悲观情绪蔓延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人们真的需要那么悲观吗？此刻，人类的交流理性或者沟通理性显得特别的重要。如果悲观导向了理性，那么前途并不会那么坏；但如果深陷悲观而不能自拔，导向了躺平或者放弃，那就很难说有前途了。
近日（2025年1月20日），我们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了题为“开放合作·可持续发展（BEING OPEN·BEING SUSTAINABLE）”的海纳讲座圆桌论坛，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国际顾问Jeffrey Sachs，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学校董会主席、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理事长沈向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从交叉学科的角度来探讨开放、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作为主持人，我和各位嘉宾做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感触良多。我的总体结论是，与其说对环境感到悲观，倒不如转向以个体或者集体的行动去改变目前的环境，这样才可以实现存在主义式的目标，即不让环境来定义人的本质，而是相反。
“开放合作·可持续发展（BEING OPEN•BEING SUSTAINABLE）”圆桌论坛（图源：活动主办方）
3. “同球共济”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近代以来，开放几乎就是全球化的代名词。无论是被动开放还是主动开放，开放塑造了全球化，各国也都卷入全球化。尽管很多国家在发展的早期都会经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重商主义，以保护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最终都必须加入全球化的行列。经验地看，加入全球化不能自动保证一个经济体变得富有，但一个经济体如果一直处于孤立状态，则是没有任何变得富有的可能性的。
过去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塑造了今天“同球共济”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互关联和互相依赖，我们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形容今天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合作变得日益重要。在全球性问题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全球性问题。尤其是对较小国家来说，它们面对全球性问题，更是束手无策。例如，就气候变化而言，如果海平面上升的情况得不到改变，诸多海洋小国就会消失。
但是现实情况是，每当一个国家遇到内部发展问题的时候，或者当感到对外部国际环境无能为力的时候，往往转向“内向”，趋向于孤立主义和封闭。现在，即使像美国那样曾经如此开放的国家也转向了自我保护主义。这使得全球整体上陷入危机之中。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如何让各国政治领袖相信封闭不仅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如何让大国政治领袖相信大国在提供国际公共品上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这些是我向Jeffrey Sachs提的问题。
二、开放、国际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探讨
正如中国的老话所说，“方法总比困难多”。在现有的全球化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因素。
美国曾经一个是开放开源的国家，尤其在二战之后，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现在内部出现了问题，特别在国际层面，美国迷失于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中。特朗普的再次回归更使人看不清美国如何走出现在的困局。
但正如Jeffrey Sachs所表示的，下一步，中国的国际角色会变得重要起来。中国已经成为制造行业的领军国家，特别是效率很高，绿色技术发展很好，不管是电动车还是5G、可再生能源、能源转型等，中国都在引领全球。
Jeffrey Sachs尤其欣赏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这些可以促进技术界、学界、商界之间开展更深更广的合作，推进“技术共享”和开放、开源。
1. 科学需要开放和全球化
科学更是需要开放和全球化。沈向洋观察到，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学术资源的共享，使得学术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从而加速了全球科技的进步。开源技术的兴起，对科学技术的跨界合作意义非凡。开放的学界合作、跨界或者是跨境的人才培养，也会反向助推科技和经济发展。同时，类似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构成的挑战甚至威胁也迫切需要国家间的合作。
颜宁表示，尽管不时地遇到困难，但科学界的合作从未被打断，科学家之间总是在不断地进行对话。特别是在生物学领域，国际合作更是常态。颜宁也强调了中国开放的关键作用。当美国转向封闭的时候，中国的科学界不仅必须保持开放，还要更开放。例如，她所领导的深圳医学科学院不仅要做临床研究和医学转化，更要充当一座国际沟通的桥梁，成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
实际上的确如此。如果人们仅仅把眼光置于政府间的合作，那么就会觉得悲观。但如果超越政府，那么看法就会很不一样了。政府当然重要，各国政府对国际合作的态度深刻影响着国际合作，但政府并非唯一的国际角色，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
美国之所以变得强大就是因为其开放，开放塑造了美国的教育人才系统、企业系统和金融系统，这使得美国能够吸引和汇集全世界优秀科研人才、优秀企业家和优质资本。但这些并非都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所为，大都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的行动所致。直至今天，当美国政府奉行保护主义的时候，科学界反而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
2. 社会力量与“全球意识”
最近，美国的“TikTok难民”涌入中国“小红书”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彰显了自下而上社会力量的能量。当美国方面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禁止“抖音”在美国运作的时候，美国抖音用户就转向使用“小红书”。这一事件也促成了美国方面对“抖音”的重新思考。
其实，现在各国人民已经拥有了全球意识。一旦一个国家过于“自私”而使用各种“国家的理由”出台不利于人民利益的政策时，很多人都会选择“出走”。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时，很多人因为不满其政策而离开了美国。
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对科学家的打压迫使一些科学家离开美国。资本和企业家更是如此。类似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往往会促成政府政策的改变。例如，尽管美国“白人至上”的原教旨主义者反对一切移民，但考虑到技术人才对美国的重要性，特朗普也在改变对移民的态度，促成不对所有移民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就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言，开放不仅仅是各国的发展所需，更是人性的内在本质。诚如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交易”是人的本性，而开放则是交易的前提，不开放，交易就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凡是符合人性的政策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会成功，而违背人性的政策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会失败。
三、中国要成为一个“开源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成为塑造未来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变量。人们可以把全球化理解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大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来提供和维持这一公共物品，而小国往往选择“搭便车”。
因此，当美国转向“内向”的时候，中国就要承担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作用。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国际的发展。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当对未来全球化发挥关键的塑造作用，实际上，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也是这样做的。
也就是说，无论是内部的发展还是国际发展，中国需要成为一个“开源国家”。中国的开放政策可以促成中国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为此，我们需要考虑诸多政策要素。
1. 我们需要继续对外开放，保持高度的政治承诺
任何一种国家政策不会自动延续，而是需要可持续的政治承诺。尽管很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也会作出政治承诺，但一旦发生问题，这种承诺就消失了。中国则不然。
自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发起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就在各种国际场合声明，将继续推进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治承诺。在美国搞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时候，这种政治承诺显然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中国对全球化的政治承诺不仅仅是自信的表现，更可以给国际社会予信心。
今天，即使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进全球化。随着中国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政策，中国在推进全球化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2. 继续推进自由贸易体系
中国已经和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这并不够。在特朗普大搞“退群”和实行关税主义的时候，中国需要用更大的力度同更多的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其他国家迫切需要的。当美国的市场不再向他们开放的时候，他们需要找到替代市场。而作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中国便是这些国家的选择。
3. 继续践行包容性多边主义
尽管美国和中国都在践行多边主义，但两种多边主义具有不同的性质。美国践行的是排他性多边主义，出发点是地缘政治，主要是要排挤中国等一些被美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敌人”的国家和地区。尽管这也是一种多边主义，但这种多边主义呈现为封闭性的“团团伙伙”，和全球化背道而驰。
相反，中国践行的则是包容性多边主义。中国是“在商言商”，不搞意识形态，不搞文明对立，多边贸易机制向所有国家开放。包容性多边主义尽管也呈现区域性或者局部性特征，但因为是开放包容的，和全球化相向而行。
4. 继续践行“走出去”政策
要继续践行“走出去”政策，助力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诚如一些观察家所看到的，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方法。西方国家在自己致富之后，就一脚把梯子踢开，让后来者没有办法再爬上来。中国则不一样，在自己获得发展之后，就去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中国早已经是资本过剩经济体。如同西方资本一样，中国资本也要在全球流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
实际上，如同早发展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也已经到了要构建跨国公司的阶段了。这就很容易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而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倒逼中国资本出海。尽管中国资本在海外也会遭遇困难，但这个大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
西方经常诬蔑中国是“新帝国主义”或者“新殖民地主义”，但中国的做法不仅为当地国家所接受，也是当地国家所期盼的。很简单，中国在当地国家修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是这些国家实现发展的“梯子”。
5. 要大力拓展拓宽单边开放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要大力拓展拓宽近年来中国开始践行的单边开放政策。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市场的开放本身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最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
迄今，中国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签证免签政策，有效撬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中国已经宣布包括容许外资在一些主要城市设立全外资企业、外资制造业准入、电信开放等举措。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已经把“单边开放”写入文件。对很多最不发达国家，中国早已经采取了零关税政策。
在2024年的中国—东盟峰会上，李强总理宣布，中国愿意和东盟讨论和协商单边开放政策；在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上，李强总理再次强调了单边开放政策。在2024年的APEC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了单边开放政策。
中国的单边开放政策正在促成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塑造和推动全球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会促成其他地区的内部变化。例如，如果中国向东盟国家实行单边开放，那么中国的单边开放不仅可以实现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形成，也可促成东盟本身共同市场的形成。
中国现在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特别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必须奋起直追。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又掌握着中端技术以下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中国的开放，尤其是单边开放政策，可以促成中国成为一个开源国家，而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开源国家，必将成为国际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也是重塑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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