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意识形态的掌舵人》摘译：党的苦行僧的个人生活

引文格式：Огрызко В.В. Михаил Суслов. У роля идеологии. - .: АФК «Система»;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че»,2024 г. С.5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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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意识形态的掌舵人》

第２１章：党的苦行僧的个人生活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的家庭。

米哈伊尔·安德里耶维奇的妻子是叶利萨维塔·亚历山德罗夫娜·苏斯洛娃，她的职业是口腔科医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关苏共党内精英的传记作者尼古拉·泽尼科维奇多年来一直声称，苏斯洛夫通过其妻子与其他未来颇具影响力的党务工作者建立了姻亲关系，其中包括尼古拉·别戈夫[1]、阿尔维德·佩尔谢[2]，以及与苏斯洛夫长期共事的助手弗拉基米尔·沃龙佐夫。据他说，这些党内官员都娶了叶利萨维塔·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姐妹。然而，首先，苏斯洛娃并没有那么多姊妹；其次，一度与苏斯洛夫有亲缘关系的人确实包括别戈夫，但并不是通过妻子，而是通过苏斯洛夫的儿子：其子列沃利在第一段婚姻中曾娶了别戈夫的女儿；第三，沃龙佐夫则与苏斯洛夫没有任何姻亲关系，包括通过妻子这一渠道也不存在（不过，历史学家根纳季·科斯特尔琴科在其2019年出版的《秘密政治》第一卷第378页中仍坚持声称苏斯洛夫与沃龙佐夫“娶的是姐妹”）。至于与佩尔谢的姻亲传闻暂未得到证实（有不同的来源都认为佩尔谢的第二任妻子是苏斯洛夫之妻的姐妹）。

苏斯洛夫的第一个孩子列沃利于1929年1月9日出生，十年后，即1939年5月11日，女儿玛雅降生。

婚后，苏斯洛夫夫妇尽可能不异地分居。当苏斯洛夫获得新的任命时，妻子总是立即收拾行装紧随其后，调动至同一地点。1937年秋天，党组织派苏斯洛夫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任职，叶利萨维塔即随同调动。1939年2月，在苏斯洛夫被任命为联共（布）奥尔忠尼启则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后同样如此。1944年秋天，莫斯科将这位经验丰富的党务工作者调往立陶宛，他的妻子再次跟随调动至当地。唯一的例外是在1942年战争期间出现的，当时苏斯洛夫由于担心德军的步步逼近，苏斯洛夫将家人撤至近江布尔的一处乡村，即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处安全地点。

关于苏斯洛娃女士的情况再补充两句：她是全苏范围内的口腔医学领域的享有威望的专家，她无需丈夫的保荐便很早就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并领导了莫斯科的一家口腔医学研究机构。重申一遍，从未有任何医学界人士在她生前或身后公开质疑过她作为口腔学科的全苏级别的专家的崇高地位。

从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苏斯洛夫家中的家务基本由勤务人员负责。他们的职责主要包括做饭、洗衣以及打扫住宅和乡间小屋。

有关其子女的教育由苏斯洛夫夫妇亲自负责。他们并不将自己的兴趣强加给孩子。例如，列沃利还在少年时期就对轻音乐产生兴趣，苏斯洛夫本人虽对此不甚喜欢，但并未禁止儿子欣赏这种音乐。

中学毕业后，列沃利·苏斯洛夫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日后成为无线电电子系统领域的高级专家。玛雅·苏斯洛娃于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随后在斯拉夫学与巴尔干学研究所工作，并于1980年以《1929-1939年南斯拉夫民主力量同反动势力及战争威胁的斗争》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

苏斯洛夫的子女很早就纷纷组建了各自的家庭。1951年，在列沃利还在念大学时，暑假期间在高加索地区结识了高级党务工作者尼古拉·别戈夫的女儿柳德米拉，并迅速结婚。可惜这段婚姻并不成功，列沃利随后再次结婚，新的妻子名为奥尔加，后来担任过《苏联摄影》杂志的的总编辑。列沃利·米哈伊洛维奇于2021年底去世。

玛雅在读大学期间爱上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学生列奥尼德·苏马罗科夫，此人来自俄罗斯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1990年，她的丈夫被派往奥地利工作，于是玛雅随夫前往维也纳，此后再未回到莫斯科。

那么，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居住何处？1946年春天从立陶宛回到莫斯科后，他先是落户在老阿尔巴特街的党务工作者宿舍的一个四居室公寓内，地址为老马厩胡同19号。在他被选为中央书记后，他迁往更靠近克里姆林宫的格拉诺夫斯基胡同3号，这是一座十九世纪末由梅斯纳尔设计的五层楼房，曾被称为五号苏维埃大楼，后又称为“元帅楼”。

根据女婿苏马罗科夫在回忆录中的描述，苏斯洛夫住在格拉诺夫斯基期间，傍晚常喜欢在沃尔洪卡一带散步。苏马罗科夫认为，岳父对沃尔洪卡的偏爱源于对青春时代的怀念。因为当年这里曾有普列奇斯杰斯基工农预科学校，年轻时的苏斯洛夫经常从图希诺步行至此上课。

苏斯洛夫在格拉诺夫斯基一直住到1969年。之后，他搬至大布朗纳街一座刚为党内高级干部新建的13层大楼。2021年秋天，其子列沃利·米哈伊洛维奇解释说，父亲搬家的原因是因为在格拉诺夫斯基胡同的家紧邻克里姆林宫医院，他对此感到的十分不安——这家医院当时收治国内最有头有脸的人物，而60年代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短期内一个接一个的离世，这给苏斯洛夫带来了忧虑的心情。

在大布朗纳街19号，苏斯洛夫的邻居包括著名的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波克雷什金、当时任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未来的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接替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联络部部长的康斯坦丁·鲁萨科夫以及乌克兰前领导人彼得·谢列斯特。

顺便在此澄清一则谣言。2012年，记者阿列克谢·博戈莫洛夫援引与勃列日涅夫女婿尤里·丘尔巴诺夫的谈话，声称丘尔巴诺夫本人与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利娜结婚后也在同栋楼获得了一套公寓时，苏斯洛夫一家在大布朗纳占据了整个六楼，并且苏斯洛夫的家里全部是带标有编号的公家的高级家具。这都是不实之词。

丘尔巴诺夫可能指的是另一座建于1978年的“砖塔”式大楼，为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修建，位于莫斯科舒谢夫街。那里曾打算将整个六楼分配给勃列日涅夫一家，加利娜和丘尔巴诺夫就曾搬入那里。而在大布朗纳街19号，没有任何家庭占据了整整一层。除一楼外，每层都有四户公寓。关于苏斯洛夫在市区的家里的家具也不存在“全是公家财产”一说。只有他使用的国家所建立的乡间度假小屋内配备的是公家物品，而市区的家里的家具都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1972年秋天，苏斯洛夫家遭逢巨大不幸。他的妻子已久病在身，但据时任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负责人叶甫根尼·恰佐夫的回忆，她从不不信任国内医生。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下令负责高级领导人医疗的卫生部第四总局积极寻找国外专家。根据恰佐夫建议请来了劳恩医生。尽管劳恩的建议并未改变最终的结局，但对苏斯洛娃的健康的维持有所帮助，也改善了紧张的治疗气氛。为此甚至连一向对人冷淡的苏斯洛夫也给劳恩签名赠书。可苏斯洛夫仍未亲自会见这位美国专家，他担心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对此有异议。

叶利萨维塔·亚历山德罗夫娜·苏斯洛娃于1972年9月4日去世，安葬于新圣女公墓。妻子去世后，女儿玛雅一家留在了大布朗纳街19号与苏斯洛夫同住，而列沃利一家当时则已搬至昆采沃一栋为中层干部修建的新的住宅楼。

在21世纪初，《共产党人》杂志（自由思想）总编辑纳伊尔·比肯宁通讯院士回忆说：“列沃利·苏斯洛夫与中央的普通工作人员住在同一栋楼。我曾问他，‘你为何不住在舒谢夫街的那栋楼，与丘尔巴诺夫和加利娜·勃列日涅娃做邻居？’他回答，‘我不需要那样的安排。而且如果住在那里，也总有一天还得搬家，何必多费周折？’”

除了在大布朗纳街19号的家外，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苏斯洛夫还拥有一处国家所建立的乡间度假小屋的使用权，他大部分闲暇时光都在那儿度过，子女们也曾与他一同居住在小屋里。

一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声称，苏斯洛夫位于郊区的小屋极其奢华。例如曾于1950-60年代在中央某部门负责匈牙利方向的部门就职的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拜科夫就坚持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他搞混了。1956年，拜科夫曾随同匈牙利代表团访问过苏斯洛夫在扎列奇耶的一处用来非正式接待外国贵宾的别墅，而非领导人专用的休憩小屋。

供苏斯洛夫私人用于接待外宾使用的国家别墅与他自己居住的乡间小屋是完全不同的房产。据Cottage.ru门户网站2020年3月25日的报道：“1953年春天，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获分配‘扎列奇耶-1’国家别墅。这是一座在条形地基上搭建的两层框架结构楼房。与主楼相连的还有砖制蔬菜储藏室以及包含车库和台球室的附属设施。占地7公顷，四周以高2.8米的实心木栅栏围起。绿化带有400棵云杉、40棵果树、30棵枫树以及数百丛黑加仑和覆盆子。别墅当时的账面价值为82.77万卢布（当时全国平均工资为719卢布）。”

50年代末，苏斯洛夫的用于接待外宾的国家别墅的使用单位变更为“索斯诺夫卡-1”国家别墅，位于卢布廖夫大道在特罗伊茨-雷科沃段的附近。“那只是一座普通的别墅，”2005年，《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采访苏斯洛夫的儿媳、前《苏联摄影》的总编辑奥尔加·苏斯洛娃就是这么说的，“是一栋简单的的两层楼房。而且不止苏斯洛夫一家居住。他只占用了二楼的两个房间：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同在二楼的还有女儿和女婿居住。而我们夫妻住在一楼。一楼还有台球室、餐厅、厨房和两间浴室。”

奥尔加·苏斯洛娃称别墅内没有电梯，只有木制楼梯通向二楼。事实上，她可能低估了此别墅的规模——这栋别墅占地面积达11.5公顷，临近莫斯科河并有河滩。主楼面积近2000平方米，建于1934年，此后经多次改建。除两层主楼外，还有七座辅助建筑，包括供警卫和服务人员居住的房屋。苏斯洛夫非常喜爱这处别墅，每年夏天都会搬来此处度过，冬季的周末也常在这里休息。女婿苏马罗科夫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散步时，岳父常捡起树上掉落的树枝并堆成小堆。道路不宽，我总是稍落在后面。晚年时，他走一圈就（围着别墅周边一公里）会感到疲惫，经常中途靠着一棵树休息一会儿。”

说到树木，苏马罗科夫曾为讨好岳父，经朋友协助，从苗圃里搞来了加拿大杉和落叶松幼苗，这些树后来在别墅内生长良好。苏斯洛夫还喜欢在松树林中的一座玻璃亭里久坐。

苏斯洛夫去世后不久，他的亲属即被要求迁出“索斯诺夫卡-1”。不久，这座别墅被分配给了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格里戈里·罗曼诺夫。

苏斯洛夫在度假时还有权使用其他国家别墅。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他的假期主要在克里米亚度过，那里有他喜爱的米斯霍尔别墅群第5号楼，该别墅是为捷克人卡雷尔·克拉马日于20世纪初建造的，拥有15间生活用房和7间服务用房、单独的配楼、长廊、网球场和游泳池等。20年代２０９世纪初，米哈伊尔·伏龙芝也经常在此度假。

70年代后，苏斯洛夫的度假偏好转向高加索。他先是选择在索契的博恰罗夫溪别墅度假，随后喜爱上了皮聪大别墅群中曾为赫鲁晓夫修建的三座别墅之一。

苏斯洛夫不喜欢串门和在家或别墅接待客人。私人生活中他基本只让子女和孙辈参加。当然，在有一段时间内，他的同父异母妹妹玛尔加丽塔也被破例介入他的私人生活。至于其他亲属，很少获得邀请上门做客的机会。

他也不倾向于在家中或别墅中招待老广场或克里姆林宫的同僚。在私人生活中，他与政治局成员的接触也很有限，或许只有勃列日涅夫是例外。2020年夏天，列沃利·米哈伊洛维奇曾回忆：“我亲眼见过勃列日涅夫多次在克里米亚休假期间拜访父亲。有一次，他还要求我参加他们的对话。勃列日涅夫对莫斯科周边反导系统的可靠性很感兴趣，并就此询问了我一个半小时。但是我认为，父亲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并无密切往来。”

在工作和生活场合，苏斯洛夫二十四小时受到警卫保护。1969年前，每位政治局委员都配备4-5名来自克格勃第九局的人员，归私人警卫队长领导。勃列日涅夫遇刺未遂后，警卫人数就翻倍了。1975年起，苏斯洛夫的安全由克格勃军官鲍里斯·马尔加诺夫负责。但是据马尔加诺夫称，他只负责苏斯洛夫个人的安全，并不负责其家人的安全。

让我们再从住房和别墅的话题转到个人收入与家庭开支。勃列日涅夫时期，作为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月薪为600卢布。此外，每月可在内部商店领取价值250卢布的食品。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因为自己的大量著作获得稿费。例如1972年，其在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出版一卷集文选时就一次性获得了2592卢布稿费。

但是，所有稿费都按其指示由国家政治文献出版社的财务部门直接转入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从而充实党的费用。但是这一举动从未被公开宣传过。

但并非所有党务官员都如此做。根据戈尔巴乔夫改革早期披露的一些信息显示，有些与勃列日涅夫关系亲密的党务工作者——如克拉夫季·博戈柳博夫的行为就截然相反。他不仅要求在公开出版的党的会议文件集的编辑名单中写上自己的名字，还要求相当丰厚的报酬。实际上这些文件集是由中央总务部的专门的几十人组成的班子编订的，他本人并未实质参与。但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则被定性为不当谋利行为，并因此被开除党籍。

苏斯洛夫与这种牟利理念截然相反。他去世后，中央工作人员在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发现了多张他向慈善机构捐赠巨款的收据。例如，1968年6月14日他向和平基金会捐款3000卢布，1974年4月24日向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基金捐款4000卢布，1980年12月23日又向和平基金会捐款3000卢布……

在礼物问题上，苏斯洛夫也异常谨慎。曾任苏共中央书记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记忆的漩涡》中提到：“我任职期间，从未有人发现苏斯洛夫接受过礼品。没人会蠢到给他送礼物。也许送本书还行，但其他礼物他坚决不收。”

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典型事例：有一次，苏斯洛夫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完活动回程，在飞机上发现了我们驻柏林的大使阿布拉西莫夫赠送给他的一盏华丽吊灯作为礼物。自然，他无法要求飞机掉头回去并当面训诫大使，但回到莫斯科后立刻打电话对其严厉斥责，并立即将吊灯的钱款寄给阿布拉西莫夫。此事令大使十分尴尬。相对而言，在外交部流行着截然相反的风气。所有驻外外交官都知道，不给外长葛罗米科的夫人送西方生产的高端奢侈礼品，他们给葛罗米柯的报告就可能被卡住。而送给葛罗米柯夫人的礼物价格往往也与他们的外交职业的晋升速度挂钩。

总之，苏斯洛夫既不收贿赂，也不接受不劳而获的稿费、礼品或荣誉称号。1981年夏天，一些奉承者还劝他参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仍拒绝。他认为身为苏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员已肩负繁重的工作，不可能兼顾严谨的科研，因此婉拒了这种追名逐利的提议。

再介绍一下苏斯洛夫的日程作息。据女婿苏马罗科夫回忆：“家中实行严格作息，一旦确定就必须严格遵守。周六、周日早8点准时早餐（家人必须集体出席），之后散步、阅读。11点喝一杯加柠檬的茶（这时可不参加），13点共进午餐。晚上20点全家共进晚餐。期间穿插散步和工作。他很喜欢全家一起按时吃饭。工作日时，早餐提前半小时，使他有时间和正在上学的孙辈互动。简单散步后，他就出发上班（经常顺道送我到地铁口）。他一般在8点30分就会到达苏共中央大楼。若无加班，当晚20点全家再一起吃晚饭。饭后散步，然后才是‘自由时间’，可以谈天说笑但绝不涉及工作话题。21点全家一起看《时间》栏目。”

苏斯洛夫上下班途中经常要求司机严格遵守限速。勃列日涅夫的贴身警卫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曾回忆：“有时我们在莫扎伊斯克公路上会遇见堵车，因为前面的车开的很慢。勃列日涅夫就会开玩笑地说：‘瞧，米哈伊尔可能在前面！’”

苏斯洛夫对座车限速行驶的要求或与某次在墨西哥经历的车祸有关。据前克里姆林宫特别车队负责人尤里·拉宁说，苏斯洛夫曾在墨西哥出过车祸，此后他总坐前排并不许司机开快车。遗憾的是，尚无记载证实苏斯洛夫何年访问墨西哥及事故详情。在俄罗斯文献与研究档案馆的确有一份涉及苏斯洛夫与墨西哥关系的档案，但至今尚未解密。

度假时的作息与周末类似。苏马罗科夫描述：“休假时的作息与在莫斯科的周末时类似，只是早餐可推迟半小时。其他环节相同：晨间散步和家人同行，在海滨度假可游泳，阅览公文（每日通过专递送达），简短电话交谈。午餐后午休1.5小时。下午阅读、散步。一周看两场电影。每天晚间收看电视新闻。有时每周一次外出游览，如在雅尔塔或索契市内散步，或乘船到附近景点。”

至于苏斯洛夫是否为子女或近亲谋求仕途上的照顾？几乎没有。2020年秋天，其子列沃利·米哈伊洛维奇回忆，父亲对他担任某国防领域的研究所所长一度心存反对意见，并提醒他不得在工作中拿父亲来做挡箭牌，要假装同姓纯属巧合。苏斯洛夫的其他近亲中，几乎无人借助他的影响去大肆活动。女儿玛雅即便获得博士学位了，也仅是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的一名高级研究员。继妹玛尔加丽塔·斯特尔利科娃也只是苏联历史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苏斯洛夫胞兄帕维尔的儿子尤里也只是萨拉托夫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只有女婿苏马罗科夫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获得了较高职位，但他是靠自身才能，而非岳父的扶持。

亲属们是否曾通过苏斯洛夫谋取特殊照顾？确有此事，但频率不高。有人只在万不得已时才求助。据苏马罗科夫回忆，他一生中仅两次为公私兼顾的请求打扰过岳父。一次为一名国防行业的人员申请提前分配住房，另一次希望岳父帮忙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的庆典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举行。苏斯洛夫在第一个请求中要求有正式的说明文件，并建议苏马罗科夫为何不先求助时任国防部长的乌斯季诺夫。第二次也同样要求必须提供书面的详细说明。可见苏斯洛夫再这方面慎之又慎。

健康方面，苏斯洛夫在年轻时患过结核，因此极为惧怕潮湿。这也许就是他常穿套鞋的原因。年纪渐长后，他的视力与心脏状况有所恶化。其随行保健医生格里戈里耶夫当时自己已无法全面地照顾苏斯洛夫的健康，因此不得不配备专门的心脏科专家。他被诊断为心脏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功能不全，但苏斯洛夫坚决否认并拒服药，结果只能以迂回手段说服他接受治疗。

有鉴于此，苏斯洛夫严格控制饮食。据苏马罗科夫回忆，他食量很小：每次只吃一点点粥或土豆泥加半块肉饼、一杯柠檬茶、半个苹果。另一半肉饼还会拿去喂院子里的狗。但外界并不知情。地方领导有时得知苏斯洛夫要来访问，常准备山珍海味迎接。他19６6年访问故乡地区时，地方官员特意准备了高级食材，却见来宾只吃了碗粗粮粥和一杯当地酸奶。1975年二度访问家乡，地方政府早已知晓其饮食偏好，只准备了小米粥和馅料为胡萝卜的牛肉卷等营养食品，他仍食之甚少。

他几乎不喝酒。在宴会上服务生为他杯中倒的通常是开水。在家中，他每周只允许自己喝一杯乌克兰生产的“欧克萨米特”牌红酒。

他的穿着习惯也很朴素。据苏斯洛夫最后一任安保负责人马尔加诺夫称：“他衣服总是要穿很久。工作日时就裤子、上衣两件套。度假时换上运动裤和运动帽。卡拉库利的皮领大衣一直穿到磨损菜更换。鞋子是手工定制的硬底皮鞋，直到鞋底磨平才换。”但他着装很得体，西装合身，衬衣总是干净笔挺，袖口常配以优雅的俄式宝石袖扣，领带也搭配得当。

而在业余爱好，苏斯洛夫不像勃列日涅夫及多数政治局成员那样热衷狩猎。勃列日涅夫在意识到苏斯洛夫对扎维多沃狩猎场不感兴趣后，便不再邀请他同行，只是偶尔让人给他送去打到的猎物（如一只野鸭或野猪腿）。不过，70年代末，他居然对冰球产生了兴趣，有时会去列宁中央体育馆观看比赛。在度假时，他每天都会在海中游十分钟左右，也偶尔打排球（与警卫和邻家孩子组队）。他球技平平，但很享受其中乐趣。

读书是他一生的最大爱好，并在阅读中常做批注。他对当代的哪位作家尤为欣赏？从档案记录来看，他与瓦连京·卡塔耶夫和玛丽埃塔·沙吉尼扬的通信最为频繁，卡塔耶夫常给他写私人信件，如1978年6月9日信中问候他的健康，并谈及自己新的文学创作。显然他们彼此都欣赏对方的为人。

苏斯洛夫也与画家有过接触。据知，他曾多次为伊利亚·格拉祖诺夫作画时摆过造型，并帮助这位画家办展览、争取荣誉称号和出版画册。1980年6月19日，格拉祖诺夫曾致电他表示由衷感谢。画家亚历山大·希洛夫也曾在1980年秋送给苏斯洛夫一册画册，苏斯洛夫回信称赞其作品生动鲜活。不过，苏斯洛夫与文艺人士的关系也从未对外高调宣传。

[1] 译者注：尼·米·别戈夫（１９０５－１９９１），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2] 译者注：阿·雅·佩尔谢（１８９９－１９８３），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