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中央圆桌会议：赫鲁晓夫时代是九分罪过和一分功绩

俄共中央“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评价与看法”圆桌会议

会议通报

此次圆桌会议由《真理报》总编辑科莫茨基同志主持，他在开幕式发言中指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充满剧变与试验的年代。面对斯大林逝世后的历史真空，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激进改革、意识形态调整和结构性变革来重塑苏联社会。然而，这些改革往往因其过于激进和缺乏科学规划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导致了党内外的动荡，并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历史真相与社会意识的危机。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主席И.Н. 马卡罗夫的发言主要集中于赫鲁晓夫时期的反斯大林运动及其对社会意识的深远影响。他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上的公开批判斯大林的行为是极具破坏性的，对苏联人民的信念和价值体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这种批判不仅让党内干部感到困惑和不安，更直接动摇了公众对党的信任。赫鲁晓夫的批判运动使得社会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乱，人民开始质疑苏联的领导和国家方向，这种信任危机为后来社会对党的疏远埋下了种子。

他进一步分析道，赫鲁晓夫的改革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批判，更是在试图改变苏联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意识。他提出了“黑色神话”这一概念，来描述赫鲁晓夫时期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如何重塑了斯大林的历史形象。马卡罗夫认为，这种宣传运动导致了对斯大林时代的片面理解和对历史的割裂，使得人们开始以负面视角审视苏联的过去，而忽视了斯大林时期在工业化、国防建设、教育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历史叙述削弱了人民对国家体制的自信心，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信任。

赫鲁晓夫时代的农业改革的失败也是他批评的重点之一。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农业改革，包括分割集体农庄、试图大规模引进机械化生产等，然而这些政策缺乏科学的经济评估，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粮食供给不足。赫鲁晓夫还推行了“处女地开发”计划，试图通过开垦新土地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但由于缺乏对土壤条件和气候的科学研究，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在几年后便失去了生产力，最终导致农业崩溃。正如马卡罗夫所述，这些错误的农业政策使苏联在经济上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且迫使国家在后期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增加了对外的经济依赖。

“解冻”政策的两面性导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副主席А.Л. 克鲁格利科夫对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提出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这一政策在文化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产生了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给文化和艺术领域带来了一定的自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得以创作出更多反映社会现实和个人情感的作品，这种变化一度激发了文化的繁荣。赫鲁晓夫通过削减对艺术创作的直接审查，促进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产生了许多反映现实的电影、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直接表达了对苏联社会问题的关切。

然而，他也强调，赫鲁晓夫的这一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却引发了严重的混乱。他的反斯大林运动不仅在苏共党内制造了极大的震动，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巨大分歧。克鲁格利科夫特别指出，苏中关系在这一时期的急剧恶化就是赫鲁晓夫政策短视的直接结果。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的直接挑战，导致苏中关系的全面破裂，这不仅削弱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也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中心。此外，赫鲁晓夫的文化“解冻”虽然促进了文化创作的自由，但也为后来的反对派和异见运动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逐渐形成了对苏维埃体制的批评声音。

改革的失败与党内集体领导的削弱。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主席团委员А.И. 阿加宁从党内政治和赫鲁晓夫下台的角度分析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决策失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他的领导方式过于依赖个人权威，忽视了党内的集体决策机制，这种个人集权的做法加剧了党内的分裂。他在政策制定上缺乏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和专业人士的广泛协商，导致了农业、工业、国防等多个领域的政策失误。例如，赫鲁晓夫对国防力量的削减，在他试图缓和与西方的关系时，做出了包括缩减常规军事力量在内的一系列妥协，但这些措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削弱了苏联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使得党内外对其决策的不信任感大幅上升。

阿加宁特别指出了赫鲁晓夫下台前党内高层联合对其决策失误进行的批评。赫鲁晓夫被撤职的原因，除了政策上的失败，还有他对党内其他高层领导的不信任和压制，导致党内派系之间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赫鲁晓夫在决策中的独断专行，使得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受到了严重挑战，最终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通过联合行动将其撤职，重新恢复了相对稳定的集体领导制度。然而，阿加宁指出，赫鲁晓夫时期积累的党内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矛盾在后来仍不断对苏联的政治稳定造成影响，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经济政策的局限性与社会的分裂。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И.М.布拉季舍夫的发言集中在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局限性上。他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的农业和工业政策，指出这些政策缺乏系统的科学规划和经济逻辑。赫鲁晓夫为了迅速赶超美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经济目标，例如“赶超美国的肉类生产计划”，这些计划在地方上被强行实施，导致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浪费，并且在生产力不达标的情况下，造成了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

布拉季舍夫特别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太空竞赛和工业化领域投入过多资源，而对消费品生产、农业发展和日常经济生活的需求考虑不足。他提到，赫鲁晓夫时期的“七年计划”虽然在工业和国防科技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消费品短缺和农业领域的低效使得苏联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最终导致了社会不满的积累，并削弱了苏联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布拉季舍夫还特别提到，赫鲁晓夫对农业管理结构的调整使农村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例如，赫鲁晓夫通过取消机器拖拉机站（МТС），将机械设备直接出售给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使得这些农村组织不得不承担沉重的购买成本，而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必要的机械维护和操作培训，这使得农村的机械化水平并没有得到真正提升，反而加重了农业生产的负担。

权力与知识的失衡。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Ж.Т. 托申科对赫鲁晓夫时期决策过程中的科学性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赫鲁晓夫的决策方式过于感性和自我主观，缺乏对科学知识和专家意见的尊重。在处女地开发政策中，赫鲁晓夫没有听取农业专家的建议，也没有进行足够的科学评估，最终导致这些新开发土地在几年的高产后迅速退化，成为荒地。托申科认为，这种忽视科学性的政策制定方式，是赫鲁晓夫时期许多政策失败的根源所在。

他还指出，赫鲁晓夫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态度具有很大的矛盾性。一方面，赫鲁晓夫在某些方面给予了知识分子更多的自由，如在文化政策上的“解冻”；但另一方面，他在关键的政策制定和经济管理中，常常将知识分子的建议排除在外，只凭借个人的直觉和政治判断来决定政策的方向。这种科学与权力的失衡，导致了政策的偏离和效果的低下，使得苏联社会在多个领域的改革尝试都未能达到预期。

意识形态斗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主席团委员Я.И. 利斯托夫指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干部政策对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引入“前肃反运动中的囚犯”进入党内和政府高层，加剧了意识形态的不稳定。他指出，赫鲁晓夫的干部选拔偏重于“反斯大林”背景的人员，这导致党内充斥着许多持对党的传统进行批判的立场的干部，使得苏联的意识形态逐渐从无产阶级革命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中的改良主义。他强调，在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基本上由曾在古拉格服刑的人组成。他们的经历使得这些人在领导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活动中对党本身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消极影响，虽然其中一些人仍保持了对党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坚持，但他们的政治创伤也对党的其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例如，在托多尔斯基的领导下，约4万名克格勃军官被免职，这相当于1953年克格勃总人力的50%。这一变动导致了安全机构的全面重组。斯涅戈夫和希尔文德在内务部也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最近一个月，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终于完成了对12000件平反案件的审查，其中4000余件被撤销，因为当时的被平反者中包括前纳粹分子和希特勒的同谋者。此外，他还认为赫鲁晓夫的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也非常负面，正是在其的领导时间内，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逐渐转向所谓“欧共主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得形式化，丧失了真正的革命性。当时，欧洲的共产党一方面歌颂苏联，另一方面却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转而支持欧洲共产主义。他们甚至借口正是苏共带头推进了这些进程。

政治动荡与意识形态的分裂。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合会主席团委员В.И. 卡拉谢夫对赫鲁晓夫意识形态变革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系统批判。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破坏了党内的团结，特别是在削减党的特权和取消第二工资的举措方面，这些举措直接打击了党的干部积极性。卡拉谢夫指出，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削减干部的经济特权来实现平等和反腐，但这使得干部失去了物质动力，削弱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度，并在党内引发了普遍的不满。

此外，赫鲁晓夫在农业和工业管理上的双重分支管理模式（即设立工业和农业各自的党组织），在地方层面上造成了严重的权力争斗和官僚化。地方党委的权力分割，使得各部门的负责人为了自身利益相互竞争，甚至在党内高层告状，导致党内斗争激化，破坏了党的整体领导力。这种地方权力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党的集体性和纪律性，影响了党的工作效率和公信力。

青年文化的复苏与积极尝试。俄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Н.Н. 科哈纽克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化政策提出了一些正面的评价，认为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和对青年文化的鼓励在某种程度上为苏联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科哈纽克特别提到了1957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青年节，这一活动让他深刻感受到社会的活力和希望。赫鲁晓夫在青年教育和文化活动方面的支持，促进了年轻一代的积极参与，尤其是在文化和科技领域。

他还指出，赫鲁晓夫试图通过改革打破苏联党内和社会的官僚主义，这虽然在实践中效果有限，但也反映了他作为领导人的某些积极尝试。赫鲁晓夫对党内官僚作风的批判，以及对官僚体制进行的改革，例如设立地方经济委员会，表明了他对克服体制僵化的决心。尽管这些努力最终未能取得长期效果，但它们在当时确实让人民看到了党内自我纠正的可能性。

党内分裂与失控的改革实验。《真理报》副总编辑、政治部主任В.С. 科热缅基的发言聚焦于赫鲁晓夫的激进改革及其对党内的影响。他指出，赫鲁晓夫在推行农业改革和党内结构改革时，未能对政策的可行性进行科学评估，导致许多地方上的改革措施不可持续，进而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科热米亚科提到的“赶超美国”的口号，虽然激励了苏联人民，但实际的政策目标却极为不现实，特别是在农业产量方面的盲目追求，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地方领导层的被迫应对，甚至一些干部因无法实现目标而陷入绝望。

此外，他还批评了赫鲁晓夫对党组织结构的改革。赫鲁晓夫将党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企图通过这种分支模式推动两者的竞争与发展。然而，这种管理模式反而导致了党内的恶性竞争，破坏了党组织的整体性和纪律性。在地方层面，工业和农业部门相互掣肘、相互举报，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党的各项工作无法顺利推进。他认为，如果赫鲁晓夫的进一步改革在1964年没有被及时阻止，苏联的解体可能会提前到来。

最后，科莫茨基同志总结道，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是一个充满剧变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政策尝试展示了赫鲁晓夫试图摆脱斯大林时代控制、注入改革活力的努力。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往往是激进而仓促的，这使得政策的实施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历史真相的歪曲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而文化“解冻”政策的两面性则使得文化在加强活力和意识形态混乱之间摇摆。党内集体领导的削弱和经济政策的失衡则使得赫鲁晓夫的改革充满了自相矛盾和不可持续性。例如赫鲁晓夫的双重分支管理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党内的分裂，破坏了党的整体凝聚力。尽管赫鲁晓夫试图通过“解冻”政策和反官僚主义改革来激发苏联的社会活力，但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限，反而为未来的分裂和动荡埋下了隐患。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苏联的解体起到了深刻的警示作用，同时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