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4年的2月前夕，随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陈赓向其秘书发出了一项严肃的指令：“将我的手枪拿给我。”尽管秘书对发生的情况感到困惑，但从陈赓将手枪交予保管以来，长时间未曾动用的这个请求，令他察觉到事情可能并不简单。
接过手枪，陈赓熟练地操作着武器，检查之后满意地点头，并要求：“再给我20颗子弹。”装填好子弹后，他与宋任穷步入庭院，瞄准了屋顶上的烟囱。那时，陈赓的儿子陈知建也在场，陈赓向他展示着，“小建，你瞧。”紧接着，一声枪响，烟囱上的砖块立刻裂开。
完成这番动作后，陈赓将手枪收入衣兜，与宋任穷并肩离开，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全会。全会结束，陈赓显得格外轻松，恢复了往日的风趣与幽默。他再次召唤秘书，将手枪及子弹交还。秘书在默默清点时发现，除去用过的那一颗，其余子弹一颗不少，共计19颗，枪膛亦清洁如新。
对于陈赓此行的目的及其严肃的态度，秘书长时间一无所知。直至后来，方才得知，那日，陈赓是前往中南海参与对高岗的批判会议。在会上，陈赓不仅发表了讲话，而且经周总理安排，特意坐在高岗后以防其做出不理智行为。
该全会从2月6日持续至10日，共52人参与，其中批判高岗的分裂行为为一重要议题。尽管毛主席未能参会，但在周总理的悉心安排下，会议顺利闭幕，顺利通过了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切皆如预期安排。《陈赓传》记录了1953年高岗四处活动的情况，期间专程拜访在大连出差的陈赓并与之谈话，企图拉拢陈赓。
陈赓，作为1922年加入党组织的资深党员，敏感察觉到了高岗的行为有悖组织纪律，高岗离去后，他即刻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异常举动。
会上有人揭露了高岗企图拉拢陈赓的行为，周总理立刻反应，“第一个向我报告高岗野心的是陈赓……”，并向在场人员大致叙述了陈赓的报告内容。陈赓与薄一波之间的误会也因此得以澄清，两位老战友的关系更加融洽。
全会结束后，少奇同志对陈赓的表现表示赞赏，称赞他虽然平日爱开玩笑，但对组织纪律的认知极为严格。这一点，由陈赓多年的领导周总理深知，因此将如此机密而重要的任务交由他完成。宋时轮将军回忆道，为了确保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安全地举行，周总理亲自指示，由陈赓领导干部团队保卫会议安全。周总理对陈赓说道，“你要像保卫党中央在上海那样，守护这次会议。”
在上海时，陈赓化名“王庸”，在周总理领导下的特科工作，期间曾直接指挥行动，剿除了叛徒白鑫。之后顾顺章叛变，陈赓离开上海前往天津，重新组织北方特科工作。
在中央特别科学技术委员会任职期间，陈赓深刻理解到党和国家秘密的重要性，并始终在团队中强调保密的必要性。1956年，全军机密工作大会上，陈赓通过一则动人故事，强化了这一观点。这个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第五次反击战的二阶段。
当志愿军第60军180师遭到敌方包围时，两位译电员赵国友和魏善洪采取措施销毁密码本。面对敌军的炮火攻击，魏善洪在一次爆炸中受伤并从悬崖上坠落。赵国友担心密码本未完全烧毁，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继续用树枝翻动火焰中的文件，直至被敌军子弹射杀，血洒密码本旁。陈赓将此故事作为戒示，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泄露党的秘密。”正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忠诚，让他深受人们敬重。陈赓将军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正直无私，对邪恶与虚伪毫不留情，这种犀利的判断力使他能够轻易辨别是非。
他不仅是第一位向周恩来总理反映高岗问题的人，也是早期识破张国焘伪善的人士。在红军长征途中，即将与红四军汇合之际，陈赓就对宋时轮发出警示：“张国焘不是个好东西。”这番言论基于陈赓曾在红四军任职并了解张国焘的经验。事实证明，陈赓的洞察力极其准确。
张国焘曾试图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污蔑陈赓，指认他是蒋介石方面的人。但周恩来总理对此历史了如指掌，对张的诬告不予理会。此后，不清楚是周恩来总理还是毛泽东主席向陈赓透露了张国焘的不满，劝他远离风险。按照宋时轮的回忆，那时陈赓确实身处险境。
张国焘的助手曾企图打探陈赓的下落。1959年，陈赓观看了郭沫若所著话剧《蔡文姬》，他对剧中关于曹操节俭的描绘表示不满，并戏谑道：“曹操也配写党申请书吗？郭老不妨作为介绍人。”此言引发哄笑。
1955年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军装民族化问题时，陈赓用其特有的幽默提出反对意见：“那是否意味着我们每人头戴双翎，背挂大旗，才算是民族化？”这番话逗得叶剑英元帅哑口无言。
陈赓将军的幽默、直率及其对原则的坚持，赢得了人们的敬爱。正如开国少将刘居英所回忆，陈赓个性鲜明。有次被毛泽东主席召见，因中南海警卫不识面拒之门外，陈赓未能进入而选择回家。这件事后，中南海对陈赓敞开大门，无人敢阻拦。
在需要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哈军工事件时，陈赓让刘居英代为执行。面对刘的担忧，陈赓只是淡定地表示，以其身份和车辆，进入中南海绝无难事，事实也证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