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o各位宝子们
咱们经常有院校会利用当下文博热点去设置些开放型题目进行考察。
今天，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个热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新进展。
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并回答记者提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陆进主持发布会。
李群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自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围绕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29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其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
就2024年来说，就有四川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对其新成果、意义、进行了考察，且多为分值高的论述题目。
那针对这个热点我们需要掌握哪些重要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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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是什么？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在将距今5500—3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从中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自2002年启动预研究，2004年夏季，科技部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20多年的工作开展，已取得了显著成果。2023年12月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最新成果发布。
02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背景
谈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古代文献中对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为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一般认为，这些记载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还不能作为信史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根据这些后世文献的记载，也很难全面地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正因如此，在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中国史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他们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应从已经被商代甲骨文所证明的商王朝开始算起，如果夏王朝不是实际存在的王朝，那么中华文明的历史不仅没有五千年，就连四千年都没有，只有三千多年了。要想消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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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研究内容
针对20世纪文明起源研究存在的问题，探源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以下重点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１.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特征：突破以往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 “三要素” 或三条标准，根据中国的材料，归纳出通过考古资料辨识文明形成的关键特征。
２.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探讨各地史前社会从平等的、简单的氏族社会发展演变成为以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国家为特征的文明社会的时间和演进过程。对中华文明来说，国家起源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核心问题。
３.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探讨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中原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文化的互动关系，各地区的文化和区域文明是如何逐渐融入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的，揭示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相互促进、碰撞融合、汇聚一体的演化历程，以及各区域的文化或文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４.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及其作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境外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联系，这些联系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背景、原因、机制、特点：研究中华文明是在什么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推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动力或因素有哪些；这些动力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彼此之间有何内在联系；通过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并进而探讨导致这些特点和道路形成的原因。
简言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 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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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
2023年12月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最新成果发布：
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的长时段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为距今5800至5200年前后，第二阶段约为距今5200至4300年前后，第三阶段约为距今4300至3800年前后，距今3800年进入王朝时代。
牛河梁遗址新发现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焦家遗址新发现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良渚遗址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陶寺遗址新确认一处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石峁遗址发现皇城台转角浮雕与贵族专属墓地，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初步摸清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等。
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的认识相比，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化。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坐落在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该遗址第一地点的2号建筑址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台基规模宏大，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此阶段，出现了一批大型的复杂社会群体，并开始出现社会的等级分化。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焦家、双槐树、石家河、良渚遗址均属这一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太湖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无论是聚落等级的分化还是公共资源、人力的调配，复杂程度较前一阶段已有质的变化，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
石家河遗址水坝
从考古发现来看，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
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首次发现以石墙框界、成排分布的贵族专属墓地。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陶寺遗址大台基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这两项遗址是“探源工程”二十余年来，受大众关注较多、知名度较高的两个遗址。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这证明了在王朝形成的阶段，在阶级开始不断强化的时代，开始出现城市营建模式当中整体性布局和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分配土地，进行人的区分和功能区分，这样的社会发展新程度和样态，是此前所不见的。这显示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开始出现城市营建模式当中整体性布局和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分配土地，进行人的区分和功能区分，这代表着社会发展新的程度和样态，是此前所不见的。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系列年代样品的获取，古环境复原、遥感测绘、动植物遗存筛选（浮选）等，已成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态。实验室分析技术与田野考古工作不断融合，信息获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时，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其中，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应早于2200BC，最后废弃的时间可以晚至1600BC。针对山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了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白灰面遗迹测年方法的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探讨了重点区域谷物种类与种植业发展状况、家畜驯养与动物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先民饮食与家畜饲养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在文明化进程中有不同的演进模式。
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以黄河上游为主的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偏干，畜牧业有一定的比重。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在全新世气候波动性冷干化的背景下，牧业比重逐渐增加。
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稻作农业发展是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社会进程并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长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坡地不适合谷物种植，但可以提供相当数量的天然动植物食物资源，狩猎采集经济在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定比重。
在家畜饲养方面，家猪和狗仍然是各地区主要饲养种类，龙山文化晚期，牛羊在各地区普遍出现，与本地猪狗共同饲养，尤其是黄牛的饲养越来越依赖粟作农业，形成新型的共生资源开发模式。
古代人群食性分析研究显示，新石器晚期各区域文明中，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取食结构差异。
此外，手工业生产的研究结果也可圈可点。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突然集中出现璋、钺、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优质闪石玉制成的柄形饰等礼器，同时延续数千年的绿松石工艺突变，与青铜组合出现新型礼器。
以上是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新进展。很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目前的研究结论必然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2022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动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综合研究”的立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关键阶段，从时间、空间地域和研究视角进行了主动性的补充。
05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再现各地文明演进情景，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在远古时代的智慧和创造力，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习提供精神动力。
通过对这些成果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以及它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也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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