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施特劳斯共舞——评《字里行间的哲学》
本文转载自豆瓣，原载于来源：The American Interest，Vol.10,No.4。
伊拉克战争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伤，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誉受损，就是其中一例，对他的中伤来自德鲁里（Shadia Drury）和诺顿（Anne Norton）等人。任何对施特劳斯的生平和著作最不熟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些中伤有多愚蠢（例如，他们声称施特劳斯会让官员对外交政策撒谎），但名誉受损已是事实。
从那时起，很多抱有同情的学者，如史密斯（Steven B.Smith）和米诺维茨(Peter Minowitz)就努力挽回施特劳斯的声誉。最有建树的重新反思之一，就来自于亚瑟·梅尔泽（Arthur Melzer）的一本精彩新书——尽管是用讨论隐微写作来打掩护。梅尔泽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也是“科学、理性和现代民主”研讨会的共同指导者。
直到启蒙运动，乃至整个启蒙运动早期，各种思想家都广泛采用隐微写作，通过省略、表面的矛盾、打散真实论证等来掩饰真实意义（事实上，他们让那些随意的读者去误解真实意图！）。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使用隐微写作，这一观点对于施特劳斯回归他们思想的规划至关重要，同时，这个规划也是他所谓“现代性危机”的解毒剂，因为它指出了：在肤浅的读者所提取的明显意义背后，埋藏有更深切的真理。这一观点可能也是别的学者对施特劳斯及其门徒不信任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意味着，初入隐微写作技艺之门的人，就可以获得其他人无法触及的意义。
在《字里行间的哲学》的第一部分，作者按年代顺序整理出简明证据，以证明了隐微写作在前苏格拉底到18世纪的使用有多广泛。梅尔泽令人印象深刻地呈现出一连串重要（还有不那么重要）的思想家，包括西塞罗、阿尔法拉比、阿奎那、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蒙田、孟德斯鸠、培根、霍布斯、狄德罗和卢梭，他们要么在自己作品中指出隐藏涵义，要么在阅读其他作家时承认隐微主义。他还举了一些清楚的例子，以表明隐微主义如何实践，比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通过错误地引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从而强化了他对基督教的肤浅批评。
本书的这一部分非常博学，也让人确信隐微主义确实是一种现在几乎失落的重要技艺。梅尔泽指出过去使用隐微写作的四个原因。首先，它起到了免受迫害的保护作用;他指出，它在极权国家（如前苏联和某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其次，它使政治共同体免受危险真理的伤害，例如对城邦神灵、传统的哲学怀疑；第三，通过迫使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的参与，从而达到教学目的;第四，试图破坏教条主义的现代作家，则将它作为过渡策略。
现代启蒙作家赢得了斗争，并导致了现在几乎普遍接受的“和谐”观的胜利，即哲学真理与现代政治相容，并支持现代政治。透明度是这场可敬的游戏的名称。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看法，即哲学怀疑主义破坏了维持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非理性信念，因此得守口如瓶。正如梅尔泽指出，有许多当代学者积极争辩说，除了少数的怪人外，几乎没人能够隐微地写作；他很好地作了回应。首先，他表明这从经验上讲是错误的，其次，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偶在论的解释。
如果说《字里行间的哲学》不过是对隐微主义在前现代的流行进行复原，那它也有个非常重要的用途。今天，我对美国学界人文学科的总体混乱深感震惊。就业市场更青睐定量技能而非定性；人们普遍认为，虽然人人都可以成为英语或古典学的专家，但学习统计学或物理学等“硬”技能要困难得多。当代许多大学的人文学科只能怪罪于这一观点：在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影响下，文本解释变得懒散、随意、放飞自我，并蔑视书籍，不认为书能教给读者任何真东西。隐微阅读重建起一个已经失传的学科，因为它需要仔细和慢速阅读，并且它恢复了一个假设：实际上有一种反映了作者意图的“真实”解释，而不是解释者的心血来潮。
然而，梅尔泽此书的价值不止这点。它最大的价值在最后一章，那里解释了，为什么隐微主义对施特劳斯如此重要。因此，它也构成了施特劳斯自我申辩。
施特劳斯的核心关切是他所谓的“现代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将哲学理性用于实践目的的规划濒临毁灭。这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宗教教条主义的持存和复兴;第二，西方哲学传统的自我否定，这发生在尼采，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等思想家的影响下（施特劳斯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对此非常熟悉，并且确实也对此很痴迷）。源于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者的理性主张，受到了几次反击，这始于伯克和浪漫主义对传统的捍卫，接着是历史主义的兴起（认为历史决定了思想和文化），高潮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对理性在理论上的罢黜。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只不过是这场持续危机在错误方面的当代追随者。
当代，许多自由民主社会的居民对相对主义非常满意，因为他们认为，它鼓励宽容和自由政治。毕竟，相对主义的反面是绝对主义（不是吗？）——认为只有唯一真理的信念，这是傲慢的，同时是潜在的暴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话不假。但正如梅尔泽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规划本身就不融贯和自我消解。如果所有的信仰都同等真实，或属于历史上的偶然，如果对理性的信仰只是西方种族中心偏见，那么，甚至是最令人厌恶的行为，也没有更优越的道德立场去评判——当然，后现代主义本身也就没有认识论基础。
进一步来说，对比起我们今天好相处的民主相对主义者，尼采和海德格尔是无情的一致。相对主义可以很容易支持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学说，这种学说鼓吹弱者应受强者统治，因为如果“权利”没有了基础，那么剩下的就是“强力”。我们今天处处看到了这种困境的回声：我们（自由民主的信徒）在某国或伊斯*兰国看到一些反感的做法，但若被要求解释，为什么这种不适并不单纯反映我们的种族中心主义时，往往就哑口无言了，因为我们已经否认了这一前提：理性可以帮助发现真理，即使是不完整和偶然的真理。
光复理性主义的规划，是施特劳斯一辈子工作的核心——不是启蒙运动的教条理性，而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更具怀疑性的版本，这种理性不那么抽象，还更多地嵌入到人类所感知到的普通现实中。但在回归这一传统之前，必须从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误解中澄清和拯救它。这就是为什么隐微主义对施特劳斯的规划如此重要：如果你不能正确地阅读这些早期的作者，你就无法理解为理性加冕的初心。隐微解读只是一种工具，不是用于学院内的洋洋自得，而是为了推升至后—后现代的更高层次。梅尔泽充满同情且直截了当地阐述了这个规划。
应该清楚，施特劳斯的规划对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特别的影响，除了强调目前的道德困境。中东近期政策的巨大错误，以及未来行动的方针，几乎只跟实践判断和历史偶然事件的解释相关。（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没有。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像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地方植入廉洁的民主机构吗？没有。如果美国公众对战略缺乏信心，他们会支持代价高昂、长年累月的地面干预吗？不会。）
进一步的评论，则更针对施特劳斯最近一代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们认为自己在施特劳斯所建立的传统中工作。在本书的最后，梅尔泽指出，启蒙运动后对进步和历史的辉格党式信仰，已经使得现代学者很难直接以苏格拉底的方式面对哲学问题，提出诸如“什么是正义？”或“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问题。他写道：
哲学有一种衰败的自然倾向——变成一种传统，被“历史化”——因为人们往往过于被动地接受过去伟大哲学家的结论。这种倾向对于真正的哲学是致命的，这需要我们从一开始就独立思考一切。在现时代，依赖于他人之成果的这种危险自然倾向，被进步的观念所人为加强了，这种观念将该倾向变成了一种美德，变成了一种哲学方法。
确实如此，第一次接触到隐微解读时，人们就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与潜在思想直接遭遇的可能性，这些思想尚未被随后与之斗争的哲学著作调和。但是，当代许多施特劳斯信徒似乎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他们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一个隐微解读转移到另一个，试图去揭示个别作家的微言大义，却又永远不试着对大义一锤定音。一切一切，还是得透过阐释者的镜头加以过滤。
梅尔泽做了杰出的贡献，他为我们指明一个失落的传统，恢复文本解释的尊严，以及试图挽回施特劳斯的声誉。这本讲隐微主义的书，也冒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或许考虑到从更年轻的施特劳斯信徒处搜罗到的意见，作者自己是否也在隐微地书写？乍一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字里行间的哲学》貌似完全属于公开的、分析式叙事的现代传统。但这一种判断，只有作为读者的你才能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