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张文彬
今天，在高楼林立的兰州酒泉路南段闹市区，有两处相隔不远的兰州传统民居院落，青砖灰瓦，木质门窗，显得很特别。这两处院落就是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原址。
这是1937年5月9日，党中央借助“西安事变”后的有利形势，在兰州秘密筹建“红军联络处”。
不久，“兰州红军联络处”正式更名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它被周恩来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而创建它的负责人张文彬在其工作期间，真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营救被俘流落的红军西路军将士做了大量工作。
张文彬，原名张纯清，湖南平江人。1910年5月生于平江县梓江东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张文彬曾入教会学校就读，积极投入学生运动。
1923年张文彬入长沙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被选送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恽代英、邓演达等人的教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并在讲习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9年秋张文彬随彭德怀率部队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斗争，马日事变后返回平江，组织工农武装，任中共平江西乡特委书记。1936年8月，张文彬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西安，领导中共西北特支，对杨虎城、杜斌丞进行统战工作，以杨虎城少校秘书身份进行活动，同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联系。
西安事变后，张文彬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同蒋介石代表的谈判，协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做了大量工作。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逐渐形成。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推动甘肃国共合作局面的尽快形成和营救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周恩来向党中央提出在兰州设立红军办事处的建议,并先后从西安派吴鸿宾、张文彬前往兰州了解实际情况。
1937年5月29日，根据中央指示和周恩来同志安排，张文彬率领彭加伦，朱良才等七人，踏上了从西安到兰州的征途。起先住在辕门附近的陇海大旅社，也就是今天的中央广场。6月上旬搬进了由吴鸿宾事先联系好的一处房子——南滩街54号，正式建立兰州红军联络处，对外称“彭公馆”。全力以赴开展营救西路军的工作。
当张文彬获悉兰州东郊拱星墩军营关押的1300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将要从兰州徒步押送回西安的情报后，便以兰州红军联络处负责人的名义不断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希望能前去探望一下这些被关押的人员。
虽然国民党甘肃当局极不情愿，可鉴于当时国共合作局面业已形成的基本状况，被迫同意了张文彬的请求，安排张文彬到拱星墩监狱探望红西路军被俘将士。
在监狱中，张文彬代表党中央探望慰问了西路军将士，并给每位同志发放了一块银元，同时利用探望的机会转达党中央积极营救西路军的意图。
没多久，押送队伍便从兰州出发，从车道岭、华家岭、翻越六盘山，一路上可谓艰难险阻，苦不堪言。当押送队伍走到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的时候，发现在这里有几个叫卖锅盔的小贩，大声叫嚷着让西路军将士买锅盔，而且价格十分便宜。
更为奇怪的是明明只给了小贩买一个锅盔的钱，这些人却给了他们两个，而且还是夹心的。原来这个锅盔并不简单，在夹心里面便藏有纸条，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就是游击队”字样，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
获知情报的西路军将士当天晚上就有大批人员借助暴雨乘机连夜逃跑，并在援西军接应下返回了延安，其中里面就有一批后来的开国将领，如方强、秦基伟、徐立清等等。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文彬奉党中央之命，于9月间抵达广州，后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肩负起了领导广东人民抗日斗争的重任。
1942年6月初，由于叛徒出卖，张文彬在广东大埔高陂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6月26日张文彬被押送至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囚禁起来。
在长期的艰苦革命生涯中，他早已身患肺病，入狱后，在国民党军警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军警以此要挟他，说只要他转变立场，不仅可以获得自由，还可以给他治病。张文彬严词拒绝，大义凛然地说到：“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
1944年8月26日，张文彬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人世，牺牲时骨瘦如柴，脚上还戴着一副沉重的铁镣。
他病逝后，当狱中人员清检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
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已有四十七岁了(实际应为34岁)，又犯(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了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是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