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的战斗环境,到底有多艰难?
财富
2024-11-14 11:36
河北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制所谓的柳条湖事件,随后大举突袭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当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在关内,但在关外仍有大批驻军留守,如若坚决抵抗不至于不堪一击。但是在上层混乱的指挥下,留守的东北军并未能统一抗击日军,而关外的东北军精锐也没能打回去。现在有不少网友认为,东北军是“一枪不放”就丢了东三省,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总体上虽然有所谓的“不抵抗命令”,之后一部分东北军撤回关内,还有一部分东北军投靠日军,但剩下的一部分东北军却仍在自发抗日。
包括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日,就有一部分军警人员开枪反击。比如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620团就在团长王铁汉的命令下,开枪还击;沈阳警察也在黄显声的率领下,奋起抗击。不过在日寇蓄谋已久的突袭下,如此小规模、局部性的抗击并未能阻止其侵略步伐。直到日伪军向黑龙江进军时,遭到了马占山将军所率部队的痛击,这才吃了比较大的亏。但是日军当时可以从容地调集大量援军,而马占山却孤立无援,最终江桥抗战也只得归于失败。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民即已奋起抗击,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日战争自此而始。在日军侵占我国东北的过程中,中央军无动于衷,关内的东北军也没能打回来。可关外的军民却并不屈服,以留守抵抗的原东北军部队为骨干,大量义勇军风起云涌。到1932年时,关外的东北义勇军在高潮时曾有30到50万人之众,广泛地抗击着日本侵略者。但是义勇军人数虽多,可成分复杂,指挥系统更是比较混乱,关键主要还是单打独斗,缺乏关内的支援。因此在日军的重兵进攻和分化瓦解之下受到了重创,到1933年时,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已陷入低潮。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发动民众抗击日寇侵略。一开始我党领导的武装还是小股的游击队级别,后来逐步发展壮大,整合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基干,纳入仍在坚持抗战的原东北义勇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合编为了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到1937年,东北抗联先后发展到了11个军,其中有的军是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有的则是接受领导的原义勇军武装,兵力最多时有约3万人。当然了,由于抗联斗争的复杂性和部队成分的复杂性,其中有的部队为基干队,还有的则是接受领导的其他武装。而且各军的兵力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近年来也有文章分析称,抗联兵力数在巅峰时或许还不到3万人。大家可能纳闷,怎么编了11个军,兵力最多时可能还不到3万人呢?
这是由东北抗战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大的番号可以起到壮大声势和迷惑敌人的目的。而实际上东北抗联兵力最多的军也只有6000人,兵力少者甚至只有数百人。而日伪军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却是极其庞大的——以1937年为例,到年终时关东军的建制部队就有第1师团、第2师团、第4师团、第8师团、第12师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骑兵第1旅团、骑兵第3旅团、骑兵第4旅团;第1至第5独立守备队;珲春驻屯队等部。此外,伪满系统的军队和警察还有约20万人之众;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大量移民中,还储备有相当数量的战斗人员。上述日伪军并不全与抗联作战,但其在我东北的侵略统治,本身就在压缩着抗联的生存空间。当时日本与我国的全面战争已经开始,而且还要准备对苏战备,因此急于将抗联武装扑灭。因此,在东北的关东军兵力逐年增加。到1938年底,日军关东军师团数增加至8个;1939年底,日军关东军师团数增加至9个;1940年,日军关东军师团数增加至11个。
除了正规师团数的增加外,日军还大量组建守备队之类的武装。所以面对数十万日伪军的围追堵截,抗联的作战压力是极其大的。我国东北地区地域面积广大,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当时有约3000万人口。相对于关内核心区而言,可以说是地广人稀。抗日联军主要以山区密林为基地,以周边动员的群众为基础,广泛地进行活动,以打击日伪军。当时日军本身比较缺乏在密林中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冬季来临后的严寒作战往往给其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所以日军为了隔绝群众对抗联的支持,施行严酷的“集团部落”制度。这种制度顾名思义便是将零散的居民强迫迁移到集中区域,然后由日伪组织进行统一管理。凡是敢于反抗的民众,日军一律烧杀殆尽,从而使得在“集团部落”之外,不会再有房屋和食宿之所。
仅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便烧毁村屯120多个,毁掉民房24000余间,杀害和冻、饿死民众13000余人。东北的抗日武装一开始就是居住在民众村落之中的,然而在日寇实施“集团部落”后,经常是连续几十里、上百里都碰不到一个人。而在这种“集团部落”中,往往都配有日伪武装或距其据点很近,即便抗联前来发动民众也并不容易。当时东北的自然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尤其在冬季,没有御寒衣物和食物的话,是绝难以生存的。雪地行军,裤子总是湿的,被寒风一吹冻成冰甲,很难打弯,也不知道有多沉,迈步都吃力,鞋子也都跑烂了。至于衣服全让树枝扯烂了,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全是凉的。更难的是吃的,不要说是粮食啊,连草也找不到啊,枝枝叶叶被霜打枯了让雪埋上。能吃的草根儿冻在土里没法找,只好吃那难以下咽的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那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嘴里嚼啊、嚼啊,但就是咽下去了,肚子也不好受。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压力首先就是十分巨大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严酷的形势下,以“密营”制度来解决东北林区中的生存问题。所谓“密营”,即抗联的秘密营地,通常设立在密林之中,有的也在山洞中。这些秘密营地内存储有收集来的粮食、柴火、盐巴、药品、衣物,除了物资储备外,“密营”也有一定的居住设施和防御设施。一般每支抗联部队均有多个“密营”,即便某个“密营”被摧毁了,依然还有下一个可供休整。甚至在有的“密营”还有简单的兵工厂,以修理枪械、仿造枪械,并制造复装子弹和炸弹。
“密营”制度使得抗联能够在极端恶劣的客观环境下,依然具有比较强的持续作战能力。然而,面对抗联的种种打击,日伪军不断投入大的力量进行所谓的“讨伐”。为了消灭抗联部队,日伪军不惜代价和伤亡,采用所谓的“狗绳子战术”,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就死追不放。同时为了困死抗联,其在“集团部落”之外,还广泛地烧山、投毒,穷尽各种方法来消灭抗日武装。在严酷条件下,抗联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减员,有些不坚定的分子还当了叛徒。来自叛徒的背刺是十分严重的,在叛徒的引导下,抗联的多处“密营”被摧毁,补给渠道断绝。这些叛徒还十分熟悉抗联部队的作战习惯和战法,其往往充当先锋,使得日伪军能够不断消灭抗联武装。
到1940年时,抗联已经从鼎盛时期的3万余人减员到了2000人左右。1940年1月底,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身旁只剩下了60余人;到2月初,兵力又减少到了不到30人。此时日伪军在叛徒引导下紧追不放,几天后杨靖宇将军身旁仅剩6名战士。杨靖宇下令黄生发等4名负伤战士顺着路往回走,给陈政委送信,并告知自己这边的状况。分手前,杨靖宇说了这么一句话:要坚定,机智,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此时,杨靖宇身旁仅剩两名警卫员,而这两名战士也在2月18日壮烈牺牲。2月22日,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一粒粮食的杨靖宇碰到了赵廷喜等四人,杨靖宇请求他们回村给自己带点食物和棉鞋,还答应多给钱。
赵廷喜劝杨靖宇投降,杨靖宇说了这么一句话:老乡,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结果这个赵廷喜下山后就把杨靖宇出卖了,大批日伪军随即而来。2月23日,日伪军已经围住了杨靖宇,并再次劝降: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但是回答他们的只是杨靖宇手枪中的子弹(另有资料为杨靖宇回应道:不必多说,开枪吧)。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伪军不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还解剖了杨将军的遗体,结果发现胃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还没变样。如此艰难的作战环境,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抗联仅剩的骨干人员被迫撤入苏联,后来以其为基础编为了著名的抗联教导旅。教导旅虽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方面军总部代管,但其内部仍保持东北抗联的单独编制体系,并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独立作战任务。除派遣小部队重返东北活动外,主力在苏军的帮助下开展系统的军事、政治整训。在1945年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前,即有抗联的精干小队先期回到国内,进行侦察和袭扰,以配合苏军主力作战。
在极短时间内,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便土崩瓦解,抗联教导旅历经多年血战的老战士们终于看到了抗战胜利的那天。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已经倒下了无数的烈士,烈士的鲜血已洒遍了大片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