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以7000字短文，简略地将明朝河套问题讲清楚。
01 河套问题的由来
河套地区的形成与黄河息息相关，黄河在受到贺兰山和阴山的阻碍后，流速变低，在两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冲积成了三片被统称为“河套平原”的平坦之地，即：前套、后套和东套。又因其为黄河所环绕，故而称之为“河套”。
河套这一名称始于明代，《明史》描述这个地区说：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并说：
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经卫(按指榆林卫，今陕西榆林)南，为三岔川流入焉。又北有大河，自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又东入山西平虏卫(今山西朔州平鲁区)界，地可二千里。
历史上西汉武帝遣卫青逐匈奴，筑城凭河固，唐朝时期在黄河以北修筑了三座受降城。
明军在洪武元（1368年）攻占大都后，元顺帝北逃，但北元依旧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依旧存在，当时国家第一件大事，就是清除北方的威胁，朱元璋也开始了对河套地区的经略。由于后套和西套相距更远，地缘位置具有独立性，所以与山西相接的前套最为重要，而明朝所讲的“河套”其实也就是专指前套。
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攻克大同，第二年，明军进攻元朝在河套地区的行政中心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明军开始进入河套。占领东胜州之后，明朝在此设立东胜卫，派军屯守。
洪武五年（1372年），徐达等将率明军三路北伐，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 扩廓帖木儿击败，遭遇惨痛损失，迫不得已在边境采取收缩策略，孤悬塞外的东胜卫，被内迁至大同。
洪武二十年（1387年），盘踞辽东的纳哈出在明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选择投降，明朝与北元对峙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蓝玉的率领下，明军取得了捕鱼儿海之战大捷，北元彻底失去了与明朝扳手腕的能力。明朝终于获得了战略上的绝对主动权，但朱元璋并没有想彻底消灭北元的计划，而是选择重兵戍边，在河套驻军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在河套及山西大同设立了十六个卫所。其中东胜分置为左、右、中、前、后五卫，同时修筑新的东胜城。一卫是5600人，五卫就是28000人，要想在边疆维持这样一支大军对于后勤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后废弃了其中三卫，仅剩左右二卫。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朱棣下令移东胜左卫于河北永平府，移东胜右卫于河北遵化县，其背后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两卫为晋王一系所用。
东胜卫的内迁是明朝边防的大事件，明朝也因此失去了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并且让延绥一线直接临敌。明人陈全之在《蓬窗日录》对此评价道：
国初置东胜诸卫，然事多草创，什伍虚耗。至是虏寇拥逼，诏徙诸卫内地，遂弃东胜于戏，此我朝不复四郡之实也。盖常论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之间玩常不思其变，景泰天顺之际守近而不谋其远，由是偏头邻于犬羊，而全晋以北单矣。
东胜卫的重要作用是在明朝中后期显现出来的，但对于朱棣来讲，东胜卫在边防上并不那么重要，所以当节制山西、陕西、河南军队的总兵官何福请求复立东胜卫之时，他说：
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喜，须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
朱棣这句话的意思是：彻底消灭北元之后，再一一设置各地防守诸卫，现在的主要的事情是将所有力量用于攻击，而不是戍守。朱棣五次北伐，分别击溃瓦剌、鞑靼、兀良哈，其武功在汉人北伐的历史中，无人可及。
但朱棣死于北伐回归途中。由于他的北伐掏空了整个国家，他一死，仁宗立即和一众大臣采取了收缩的政策。不仅如此，整个仁宣时期，相对于永乐，都采取的收缩的态势，所以也就不可能前出，在河套建卫。
英宗于正统三年至十四年（1438—1449年）间短暂恢复了东胜卫，因为此时的蒙古势力开始恢复，并逐渐强大，其目的是避免河套成为蒙古南下的跳板。
景泰末年，东蒙古太师孛来入据河套。
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和五月，孛来所部先后侵犯明朝延绥、宁夏等地，于二月又入庄浪。此后孛来部出入河套，屡犯宁夏、延绥、永昌、庄浪、古浪、镇番等处。
天顺六年（1462年）春，蒙古鞑靼部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以边人以为向导，举部南迁，入据河套，并以河套为基地分掠内地。
弘治、正德年间主要在河套活动的部落为达延汗部。
弘治年间，鞑靼部雄主达延汗统一蒙古诸部，拥众入据河套。弘治元年（1488年）夏，达延汗奉书求贡，自称大元大可汗，一面与明通使，一面往来河套掠边。
弘治八年（1495年）土默特部首领火筛率众进入河套驻牧，弘治十三年（1499年），达延汗、火筛复居河套。
嘉靖时期，土默特部首领吉囊、俺答部在河套地区活动，成为明朝北部边界的主要威胁。
02 明军的应对
面对蒙古部族的袭扰，明军疲于应付，而为了扭转局势，明朝开始商议主动出击，试图将蒙古赶出河套，即所谓的“搜套”、“剿套”、“复套”。搜套、剿套主要是指对河套的进攻，复套则是指对河套的进攻，然后建立防守，屯田。很显然，复套尤难。
成化元年（1465年）十月，毛里孩部入寇陕西，自此之后无岁不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吏科给事中程万里上疏建议：选京师骑兵1万，宣府、大同各1万，每3000人为一军，以骁将十人统率，探寻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昼伏夜行，捣其巢穴！
在成化二年（1466），大学士李贤亦主张搜套，但因为大臣反对，而未能成行。
成化八年（1472年），在时任兵部尚书白圭的极力主张下，明廷三次派大将抚宁伯朱永、武定侯赵辅、都督刘聚率军征讨，均无功而还。
成化九年（1473年），王越总制关中军务。这年满都鲁、孛罗忽进犯秦州（今甘肃天水），王越侦知其老幼皆在榆林边外的红盐池（今神木县北红碱淖），遂率1万骑兵出榆林，两昼夜急驰800里，突袭红盐池，这一战取得不小的战果，斩350级，获其牲畜，焚其营帐而返。鞑靼见巢穴已成一片灰烬，于是远徙北去，不复居河套。
而为了统一加强西三边地区的御边力量，明朝于弘治十年（1497年）设置三边总制，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以王越为首任三边总制。到嘉靖四年（1525年）杨一清督陕时，这一职务与巡抚一样成为定制。后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改为总督，完成了由外派京官向地方官转化的过程。
弘治、正德年间，河套为鞑靼一代雄主达延汗所有，弘治十一年（1498）、十四年（1501），明军曾于十一年、十三年两次出击河套，均无成效，两次合计斩敌不足50级，却遭到了达延汗的疯狂报复，屡屡以大军寇边，明朝损失惨重。
正德年间，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杨一清曾主张恢复东胜卫，以黄河为天线险，东接大同，西接宁夏，收复河套之后，可以屯田数百万亩，如果这个方案不能通过，那至少也得修筑边墙来抵御敌人。但此议为刘瑾所驳，并以其浪费边疆费用为由将其下狱，经过李东阳等人的营救方才出狱。
大规模的“搜套”军事行动毕竟不多，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蒙古骑兵，明朝采取了历史上防御游牧骑兵最常规的做法：大规模修筑边墙。整个边墙防御由墙、台、墩、堡组成，体系严密而花费巨大。
早在正统末年东胜卫撤废，蒙古游骑陆续进入河套之时，明朝边将王骥、王祯等在陕北沿边一带建筑了一批营堡、墩台，陆续设置24所，每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屯戍守，又在绥德以北增筑榆林城（今榆林市）作为边防枢纽。
接替王锐担任延绥巡抚一职的余子俊，在边疆的修筑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借红盐池之战胜利后鞑靼远遁之机，在数年间筑起了一道长达1770里又123步的边墙。工程完成后，沿线配以重兵，边墙之外实行坚壁清野，禁止边民出塞耕种。延绥镇治所也从绥德城北迁到边墙上的榆林，向前推进了250余里。
由于余子俊所修长城以因山为险为原则，故而有许多屯田被隔在边外白白浪费，损失巨大，于是到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其外再修了一道边墙，用以保护屯田，这道边墙被称为“大边”，余子俊所修的边墙则被称为“二边”。长城防御的重心随即向大边转移，当然，余子俊所修的二边也仍然在发挥作用。
很多人认为边墙在抵御游牧骑兵时作用并不大，实则并非如此。边墙是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也是一个明朝用兵第一线，其作用并非一道阻断敌军南下、东进的一道墙而已，更重要的是这是整个明朝的边境防御线，它承担着预警、接敌、阻敌、作战、防守等多项任务。它固然不能将所有敌军都阻击在墙外，但其在明朝边防上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03 嘉靖年间的复套
▲东胜卫古城
嘉靖年间，鞑靼的侵掠更加严重，朝廷关于修筑边墙和复套的声音一直没有断绝，而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曾铣。
曾铣大放异彩是在辽东平定广宁、辽阳、抚顺三城叛乱，不久即调往山东任巡抚，他主持了运河上的重镇临清新城的修筑，随即又马不停蹄地提督雁门关等处，并兼巡抚山西。由于他在山西的两年时间里，蒙古并没有入寇，嘉靖帝对于宣大、山西的官员进行封赏，曾铣得到封赏，再兼兵部侍郎，不久又调任陕西三边总督。
陕西三边总督，原称为山西三边总制，弘治年间，鞑靼部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势力扩张，屡屡南下为患，各边镇各自为战已经不足以应付，所以在弘治十年遣重臣，总制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在嘉靖十五年之时，由总制更名为总督。三边总督，管辖三个边镇：甘肃、延绥、宁夏，以及一个省：陕西，合计四镇的军务，其身上的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象的。
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到陕西任职，七月，俺答汗即以10万大军南下，掠庆阳、环县等处。明军纷纷固城自守，而百姓则纷纷逃入山林之中，任由蒙古大军劫掠。曾铣自率数千人马驻塞门，也不敢与蒙古骑兵作战，他另辟蹊径，派了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去到蒙古军的后方，在马梁山后斩首百余级而还。百余级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战功了，所以事后虽然有御史弹劾陕西文官武将均不敢战，任由蒙古军饱掠半个月与而去。但嘉靖帝并没有处罚曾铣。
但如何遏制蒙古南下是一个大问题，曾铣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终于给出了两个方案，也就是明朝已经讨论过无数次的修筑边墙和收复河套。
在嘉靖二十五年，曾铣联合巡抚谢兰、张问行等一起上奏修筑边墙。
延绥镇与蒙古为邻，都御史余子俊修筑的边墙余址尚存。嘉靖九年，总督尚书王琼修花马池边墙，自宁夏横城接筑至定边营，约300余里。但定边营至黄甫川一带，尚无边墙，所以蒙古南下，都是由此道而来。
曾铣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修筑此段边墙所当亟为修缮。由于工程太过浩大，所以计划分段逐次修筑。
西起自定边营而东至龙州堡，计长440余里，为西段。
自龙州堡而东至双山堡，计长490余里，为中段。
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计长590余里，为东段。
三段合计约为1520里，每年修一段，计划三年完工。
如此大的计划，嘉靖帝让朝臣们商议，就在此期间的第二个方案，曾铣又提出了他的第二个方案：收复河套。
曾铣的方案是：练兵6万，再从山东调山东枪手2000，在每年春夏，携带50日军粮，水陆并进，进攻河套。每年皆如此，敌人必然不能支而北逃，然后以黄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派遣士卒，修城筑墩，屯田戍守，又以全陕之力以保障后勤。
朝臣们对于曾铣提出的这两个话题并不陌生，兵部会同各部商议之后，认为修边墙和收复河套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但两者相比较，修边墙相对是更妥当的选择，但即便是修边墙，想要3年修1500里也是有苦难的，即便修好了，守卫也很困难。
筑边、复套，两俱不易。二者相较，复套尤难。夫欲率数万之众，赍五十日之粮，深入险远必争之穴，以驱数十年盘据之虏，谈何可易。故不若修墙浚堑为计，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绥一带地势延漫，土杂沙鹻，民居隔远，最为荒凉。若欲以千五百余里之地而责成于三年之工，恐未易筑。纵使能成，亦难为守。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十八，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
兵部的回复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困难是肉眼可见的。
从士卒方面来讲，试想嘉靖三年修五堡、嘉靖十二年挖个40里的壕沟都能惹出两次大同兵变，现在要收复河套，修1500里的边墙，如何让62000士卒愿意去作战，愿意去守卫河套？
从粮饷上来讲，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朝廷的财政捉襟见肘，就连士卒们的粮饷都开始拖欠，此时再去搞如此大工程，而且还是两个，要花多少钱？粮饷从何处来？根据后来严嵩的奏疏，可知当时计的是每年150万两，须知当时户部太仓每年的收入才200万两，且已经入不敷出，又怎么可能每年拿出150两来收复河套呢！
宣大总督翁万达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宣大总督和陕西三边总督是当时明朝西北边防的负责人，没有翁万达的支持，曾铣的计划很难实施。翁万达就说：我们提大军深入，地形不熟悉，出塞三日就已经疲乏，敌人骑兵一呼即至。到那个时候，我数万大军，缓行则敌军有了准备，疾行则辎重怎么办？即使获得一些小利，回师也很艰难。敌人可以佯装退却，寻找机会对我发起攻击，壁垒相持，到时候我们是战是退？数万大军出塞，又要用数万人来支援作战，还要用骁勇之将来保障粮道，这些都是至难之事，明军之中尚无人可担此重任。
兵部的建议上去之后，嘉靖帝颇有些不满，他认为曾铣其心可壮，在回复中对兵部批评一番，然后又发20万两银子让曾铣修补边墙，并让他拿出进一步的具体方案。
而边镇的主要官员们对此也抱有不同看法。这里有一个小细节，修筑边墙是曾铣同巡抚谢兰、张问行等人一起上疏，他们的意见一致，收复河套，则是曾铣一人上疏，说明地方巡抚对这个方案还是有分歧的。延绥巡抚张问行、陕西巡抚谢兰、宁夏巡抚王的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等官员对此都存有疑问，曾铣不久即向嘉靖帝告状，说几人对自己收复河套的不配合。张问行的延绥巡抚被支持收复河套的杨守谦所取代。
经过这一次告状以及人事变动，一众抚按官员果然乖巧了许多，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底，曾铣同抚按官上疏收复河套，洋洋洒洒数千字，言18件事，分别为：恢复河套，修筑边垣，选择将材，选练将士，买补马羸，进兵机宜，转运粮饷，申明赏罚，兼备舟车，多备火器，招降用间，审度时势，防守河套，营田储饷，明职守，息讹言，宽文法，处孳畜。
而在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上，曾铣给出了具体方案。
选练军队：每营3000人，严加训练；调用7.4万人，分24营，即陕西三镇6万，甘肃兵6000，偏老兵6000，另加山东枪手2000；明赏罚，鼓舞士气。
进兵方略：分3路进兵，中路8营，左右路备7营，剩下2营操舟运饷，并准备堵截从西增援河套之敌，另以山西、大同兵堵截从东增援河套之敌；3路军先从横城（在今宁夏永宁东北）、花马池（今宁夏盐池）一线进军河套搜剿，然后自延绥西路撤出，补充粮饷之后，再从镇靖（在今陕西靖边南）、怀远（今陕西横山）进套，自延绥东路（今陕西神木至榆林一带）撤回。
钱粮准备：陕西6万人每日需要粮食900石，50日5.4万两；每人日折塩菜银1分，每日600两,50日共计3万两；2000名山东枪手，需13000两；马6万匹，需63600两；运输辎重的牛、马、骆驼2.5万匹，需银51250两；然后还有将领的费用约5000两；杂七杂八加起来需要37.62万两。这是每一次出击河套所需要的银两。曾铣请求嘉靖帝先发40万两白银，为进攻做准备。
屯田守卫：攻下来之后就要防止敌人反扑，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后勤。以各地的犯人充军，并设置鱼鳞册，每名军户给200亩地，100亩耕种，100亩用来招募边民，然后以黄河水灌溉农田，数年之后就可以收获屯田之利。
紧接着又曾铣又上了八营阵图八张，这就是在向朝廷报告自己如何作战了，细致到如此，嘉靖帝也很满意，下令对曾铣进行嘉奖，并令兵部组织群臣商议此事。兵部尚书王以旂不敢怠慢，几乎把所有官员都召集到一起，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衙门官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议，最终给出了回复。大意是：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钱粮兵马短期无法筹集，请先命大臣督饷，添设宪臣，预处月粮。然后派科道官员纪功，钦遵行事。至于曾铣申请的山东枪手、河南水夫及神机营火药，偏老、甘肃各边兵马，请陛下下令之后，我等马上办理。
但此时嘉靖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连续向内阁大臣们发问：现在驱逐河套逆贼，师出果真有名吗？士兵粮食果真有余，一定能够成功吗？一个曾铣何足道之，如果导致生民荼毒又该怎么样？
一连串的问题表明嘉靖帝很显然并不支持收复河套，原本支持曾铣的首辅夏言见嘉靖帝态度发生了扭转，不敢应对，只是让嘉靖帝自己拿主意。
这里就会有疑问了，为何嘉靖帝开始之时对于曾铣的方案是多加赞许，而后态度又迅速转变呢？其中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时值陕西澄城山崩，对于痴迷于道教的嘉靖帝来讲，以为上天示警；二是在于收复河套关系重大，反对的大臣很多，不断有大臣将兵员、粮饷等困难现实地摆在嘉靖帝面前，嘉靖帝逐渐认为此事的不可行。
当群臣见嘉靖帝态度大变，遂对曾铣和夏言群起而攻，大学士严嵩以及兵部等官员都力言收复河套不可，朝廷遂以兵部尚书王以旂代替曾铣总制三边，首辅夏言致仕。三月，曾铣被杀；四月，夏言被杀，夏言也是明朝第一个被处死的首辅。
至此，嘉靖年间收复河套之议结束。
曾铣收复河套的建议的确不可取，以当时明朝的国力根本无力承担此项重任。但平心而论，曾铣是嘉靖年间一位有想法、有作为的大臣，热衷于国事，在辽东、山东、陕西都有不错的功绩，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边疆人才。《明史》在评价曾铣之时说：
铣复套之议甚伟。然权臣当轴，而敌势方强，虽（廉）颇、（李）牧乌能有为？
而曾铣之后，再也没有重臣提议过收复河套之计划了。
夏言虽然也擅长写青词，以博取嘉靖帝欢心，但是他在谄媚之上是远远不及严嵩的。有一日，嘉靖帝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重视。
曾铣和夏言的被免，让嘉靖朝局向着溜须拍马更进一步，西北边防的重臣仇鸾，内阁首辅严嵩，无不以揣摩嘉靖的心思和想法为第一要务，而疏于军事和政务，这才有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