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述的人类学意义

田野作业的特殊方法潜在地使人类学家在追寻故事的同时也能够创造新故事｡那么这类故事的讲述有什么特征，有什么限制？又与一般讲故事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郑佳佳 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大学

《广西民大学报（哲社版）》2023年第4期

故事讲述的人类学意义

“人类学是靠故事说话的｡”①哲学家泰勒斯曾被仆人笑话,说他“这样渴望知道天上的事情,以至于不能看到脚下的东西”,柏拉图认为这样的嘲笑其实“适用于所有的哲学家”｡②当然,以抽象思维为主的哲学并非不顾现实｡以呈现现实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家并不是“长舌妇”,人类学也必须“仰望星空”｡无疑,那些眼前的东西､周遭所发生的琐事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家所关注的｡尽管透过这些具象的事情,人类学家也必须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但对于人类学家来讲,如何讲好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故事的重要性是有目共睹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故事往往是实现特定研究目的的重要基础｡如在以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作为和事件真相等为基础要素的案例研究中,尽管“目标不是讲故事,而是产出知识”,但由于故事本身能够揭示某种有特点的社会事件或现象而使得案例分析能够提供解释性知识､理解性知识､规范性知识等一般知识｡③

故事的重要性在不同类型的研究中均有体现｡就乡村研究而言,由于乡村故事对于理解和解释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乡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意义而被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④就文学研究而言,故事不必十分扣人心弦,故事简单的好处就是能够被以各种方式进行解释,故事各项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开放的,只要这些关系的种种内在关系形成的结构保持不变,个别单位是可以被换成其他东西的,故事所蕴含的隐而不彰的“深层结构”也就具有十分强大的解释力｡⑤由于“表征之外,别无他物”,世界不能“被直接发现”,研究者只能研究世界的种种表征,也就是研究人们“对自我与对其他人表现他们经验的方式”,又由于经验多以仪式､神话､故事等多种形式得以表现,因此,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一个讲故事的人”｡①

人类学家所创作的民族志是以叙事为主的思想的成果｡叙事从研究客体的“讲故事”以及研究主体的“写故事”两个维度介入人类学和民族学｡②如果说叙事即讲故事,那么人类学家显然也是讲故事的人｡但在很多时候,民族志的叙事只是呈现事件｡民族志中最有社会文化意义的内容往往是那些具有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尾环节的故事,而非那些事情的罗列｡认识故事以及故事讲述的人类学意义,必然要涉及几个逻辑层次的问题｡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故事的社会文化意味,其次需要深入分析人类学的故事及其意味,最终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学何以成就有意味的故事｡将实现一般性的叙事上升为讲述有意味的故事是人类学理想化的目标,这就需要从故事本身开始展开思考｡

故事的社会文化意味

故事对于一个社会/文化而言,意义非常重要｡

故事是对事件而非事情的叙述｡在中文语境中,“古,故也”,而“故,言久也”,是以“十口所传,是前言也”｡③“古”用以记识前人的故事,而“故事”即是过去曾发生过的事件｡在外文中,根据韦氏词典,“故事”(story)即关于事故或事件的叙述(an account of incidents or events)｡故事是事件的表述,事件是有异于常态的有意义的事情｡一般的常态的事情未必能够成为故事,中文与英文的词源辨析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故事与事件的关联性｡“故事”的同源词“历史”(history)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何为故事｡根据韦氏词典,“历史”即“传说,故事”(tale, story),或者说是记录和解释过去事件的知识分支(abranch of knowledge that records and explains past events)｡④传统的历史研究将事件视为主要的研究单元｡⑤历史对故事进行记录和解释,因对过去事件的“召回”与人们当下的兴趣有关,当代性成为一切历史的特征,“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生活与思想才是真正的史料”,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新命题｡

故事源于生活｡尽管有些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从根本上讲,虚构的故事都有其生活的基础｡伊格尔顿曾提纲挈领地指出,以“事实”“虚构”的区分来理解何为文学是十分不合理的,就像早已有人论证“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对立起来的做法就根本不适用于早期冰岛传说”;文学作品之所以是经典､伟大的,其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人们总是从自己的关切来理解和把握文学,这也使得文学作品“世世代代都能够保持自己的价值”;从根本来说,文学“根植于更深层的种种信念结构之中,而这些结构就像帝国大厦一样不可撼动”｡

⑦文学究其本质涉及社会群体赖以行动的各种准则与假定｡故事中虚构的东西之所以重要,其实恰好源自人们进行这样虚构处理的意图｡更为重要的是对故事进行虚构,这其实也是在回应特定的文化逻辑,甚至可以说是在进一步强化特定社会的文化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故事本身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会被人讲述,并且会被人接受｡人们可以通过故事来认识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文化｡

故事具有丰富的内涵｡故事的内涵十分庞大,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而言,“此时天空中出现了彩虹”之类的表达都可归类为故事,而“那只小狗特别喜欢啃骨头”则是事情的表述｡通常来说,故事即民间口头叙事文学,也被称为口头故事｡故事包含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笑话等｡不同的故事体裁各具特点,神话是对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起源的解释,传说指向了特定的人､地､事､物,民间故事主要分为动物故事､幻想故事以及生活故事三个大类｡这些不同体裁都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不同的是神话传说所述的故事较为严肃,而民间故事则尽力暗示其普遍性和虚构性｡①

正是由于故事致力于用特殊的事件解释普遍性,世界范围内丰富多样的民间故事可以进行分类并按照不同类别被人们从总体上加以把握｡阿奈尔依据多种不同维度对故事进行了详尽的分类工作,在他看来,不论故事主题如何丰富,那些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同时又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母题素为人们所热爱和关注｡②故事母题内涵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变迁､交往的实现等因素密切关联,母题内涵的变化生动地折射着人们生活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故事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用以表达对身边各类事象的理解｡

故事具有独特的使命与功能｡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指出了民间故事的使命:第一是带给劳动者娱乐和休息,第二是带给劳动者一种美好的向往,第三个是教化大众｡③故事通常是社会风俗习惯等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如马林诺夫斯基描述的库拉制度,其运行就离不开坚实的传统基础和大量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祖先们如何冒险远航,如何开创壮举,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库拉对后来的人成为可能”｡④因此,那些上好的库拉物品拥有自己的名字并不奇怪,人们能够清楚地讲出它们的各种历史故事也不奇怪｡除了娱乐功能､祈愿功能､教育功能,故事还具有社会整合功能｡

故事中的神话和传说都是人们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形式既是符号,也是对世界的把握方式｡⑤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即使是鹦鹉也可以通过神话故事获得分类,或者说,这些神话故事对于人们不断整合分类模式发挥着关键作用｡⑥勾连着自然和文化现象起源的神话以及解释特定的人､地､事､物的传说为人们认识世界并在世界上生存､生活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故事则为人类认知活动的展开提供内容细节乃至方向和准则｡社会中的诸多领域都离不开故事以及故事的讲述｡故事是基本的认知能力,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中具有根本的意义,使得讲故事成为人们的天性和本质｡⑦家长为孩子讲述睡前故事似乎早已成为风靡全球的现象,如《狼来了》《长鼻子的匹曹诺》是父母们用以教诲孩子不能撒谎的经典故事,通过讲述故事对儿童进行伦理和常识教育以及价值观培育是人类发展史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知识传递和传承手段｡故事通过不断重复普遍性的事件或现象为人们提供着诸多信息,促使人们获得一般性知识进而能够把握世界｡

事件成为故事,就意味着讲述的群体性｡所有社会里都会有故事,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在于故事讲述活动的重复性｡代际传承以及地域间的横向传播都能够使故事得以保存和发展｡横纵两个方向的故事传递都可能会使故事产生新的变异､获得新的成分或内容｡《一千零一夜》并不是故事中宰相的女儿所创作,阿拉伯广大地区的人民才是真正的集体创作者,而究其故事来源,《一千零一夜》则指向了更广的地区和国家,这也更加充分地表明了故事在横纵两个方向传播上的群众性｡故事的讲述者以及听众都来自群众,故事讲述活动具备广泛的群众性,进而使得故事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虽然现代文明的进步给人们带来了无比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可是讲故事仍是许多地方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⑧

所有社会都在通过故事的结构化而将某些观念固化下来,这些附着在故事中的观念通过反复讲述而具有意义｡故事是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的“结晶”,解析“晶体”中所蕴含的丰富“元素”及其“结构”有助于对社会文化意义进行理解｡

自面对和思考人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时空中探索人类的生物和文化多样性①的人类学诞生以来,人类学就离不开故事｡“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在浩如烟海的前人记载中穿梭于各类异文化之间,以搜集各类主题的特定故事为旨趣｡尽管这些人类学家因缺乏田野工作经验而遭到后人的批评,但他们将杂乱的经验材料进行分类,寻求各类故事中贮存的丰富人类信息的贡献依然是现在进入田野的人类学家所充分尊重的｡

人们借助故事传达对周遭世界的理解,故事指向了特定文化中的人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人类的生活与故事息息相关,以至于我们对它们的怪异和巫术力量完全失去了知觉｡”②对于弗雷泽而言,苏门答腊岛､巴伯尔群岛､婆罗洲等地的人们的那些催生以及促使怀孕的做法,变成了说明交感巫术中模拟巫术的最佳素材,尽管弗雷泽并没有前往这些地区调查,大量存在的文献材料使他相信这些地区广泛存在着催生的故事｡在他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生动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刻画:不孕的巴塔克妇女抱着木偶婴儿完成仪式后相信自己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想要生孩子的巴伯尔家庭请来多子的父亲用一只鸡完成仪式后接着还要完成假装分娩的仪式并接受亲友的贺喜,难产的达雅克妇女在邀请一名男巫助产的同时还要邀请另一名男巫在屋外开展模拟生产的仪式｡③

关于雅库特人偶然发现火的由来,弗雷泽认为:“我们不必将这个故事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但是其所描述的情节在史前时代应该是发生过无数次的,从而具有代表性的意义｡”④这足见人类学家未必不能发现故事中的虚构性,但却能够在故事中那些相互交织的真实与虚构成分中获得理解某个特定社会文化的“钥匙”｡人们虚构故事的意图在于不断回应和强化特定的社会文化逻辑,因此故事对于更深刻地理解某一文化依然十分重要｡从时间维度而言,故事揭示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如道格拉斯在追溯洁净与否的观念雏形时,回顾了《创世记》中的各种故事,目的是透过各类创世故事“把握世界的基本架构”｡⑤

什么人在讲故事､什么人在听故事以及故事在什么场景中被讲述是人类学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收集､掌握､呈现故事,以及认识故事何以得到讲述,对于理解地方性知识进而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每个社会对于在什么场合由什么人去讲什么故事或多或少有着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如哈尼族迁徙史的故事通常就是由歌手一边品着自酿烈酒一边给围坐在火塘边的同胞们吟唱的,歌手在讲述《哈尼阿培聪坡坡》⑥各个迁徙故事前最常用“围坐在火塘边的哈尼人”一类的表述吸引听众注意力;浓缩着梯田耕作世界各种生产生活智慧的《四季生产调》,⑦通常由掌握着这套体系的传统能人以故事的形式在田间地头讲给大家听,历代哈尼人不断总结和改进而成的生产生活知识系统随着不同时节和地点的变化获得场景性的传承;而协助亡者前往祖先之地的“指路经”则要由掌握了这个家族谱系故事的宗教人士摩批在亡者下葬前的数个夜晚连续念诵｡在哈尼人的经验中,不同的人物必须在不同的地点完成特定的故事讲述,否则就会“出乱子”｡“讲故事”最终也被提升到了与“故事”同样的高度:故事和讲故事都是叙事的重要路径,如果说故事作为文本而存在,那么讲故事则是作为行动而存在,两种叙事路径需要进一步糅合｡①

讲故事是文化持有者“写文化”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当地人的讲故事类似于“以口头陈述为基础的口述史的叙事”,而研究者记录当地人的故事讲述活动类似于以文献为基础的历史的书写,考虑到这两类关于故事的记录都同样是有关历史事实的观念的反映,积极促使这些各具独立旋律的叙事与书写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而形成复调历史就是极富意义的｡②人类学家对于故事讲述活动的场域性特征,即讲述者是谁､听者是谁以及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场合讲故事的重视必然有助于对其所研究社会文化的理解｡故事中的内容以及呈现这些内容的方式都是文化中的重要因素｡故事的文化意味也只有经过如此的解读才可能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

由于人类学家是通过描述生活事象来呈现文化并进行文化思考的,因此人类学家讲述故事的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民族志意义呈现的成功与否｡《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一开篇便以讲述恐怖故事的方式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兴趣:对于西北大川村孔家人而言,他们绝不会忘记“几十年前那个天崩地裂的冬天”,因为那个冬天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村民们在不得已从家乡迁走前匆匆忙忙掘开祖坟,由于时间有限而且大家都已经精疲力竭,人们只能放弃了更为久远的祖坟,半数左右的村民搬迁到附近村庄后,大川村旧址很快被淹没并消失在电站水库形成的一片汪洋之中｡③

显然,这样的故事开头方式为后面理解大川村人为何要修建孔庙等系列重大事件铺垫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那些有价值的故事往往都是具有普遍价值而又有个性的事件｡人类学家在深入做好调查进而分析材料时特别注意把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们要从典型中看到它所代表的普遍性｡④大川村的搬迁事件具有典型性,对于那些关注移民､历史记忆等相关主题的人类学家来说,大川村的故事能够类型化为某种地方发展模式｡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寻找某些有意义的事件,以故事的方式呈现这些事件是民族志展开叙事的重要方式｡民族志研究最吸引人的特色即分析,而在多个不同层次的分析对象中,“关键事件就像快照和录像带一样,准确地传达了丰富的信息｡其中,一些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社会活动,而另一些则包含了大量的潜在信息”,因此也可以说“一个事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个具体社会价值观的隐喻”｡⑤“人类学者的职责就是积累关于‘他者文化’的客观数据库｡”⑥这里的所谓数据库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理应是异彩纷呈的故事汇｡事实上,“人类已经编织出一个极其复杂的故事网络”,可以通过故事创造“想象的现实”,人人都相信某件事,其信念的力量“足以影响世界”｡⑦

然而,故事与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人类学家在展现故事的过程中,故事往往脱离了原先的线性时间情境,被编织到人类学家创设的新语境中去获得呈现｡布尔迪厄就曾做过很好的示范,在展现他对工人家庭的访谈原始记录之前,他就将访谈人提到的一些事件巧妙地拆分到了对水仙街的全景透视分析之中｡⑧在某些情况甚至是多数情况下,人类学家需要放弃按照时间顺序呈现事件,转而采用“移花接木”等多种手法重新处理和呈现事件｡

通过讲故事来体现普遍性就是以显现事件的方式使世界现身｡恰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需要探究一般世界之为世界,但这种探究离不开对周围世界之为周围世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存在者的‘外观’描绘下来并把这个存在者身上以及随着这个存在者一道发生的各种事件叙述出来｡但这显然还是一件先于现象学的‘事务’｡”⑨“事物总是能够以多于我们已知的方式来呈现;事物总是保留着更多的显像｡”①实现通过民族志讲故事的理想目标要求人类学家将事件上升为故事,即在完成一般性叙事的基础上探索有意味的故事讲述｡呈现事件是民族志最基本的任务,讲述有文化意味的故事则利于人类学家发展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成就有意味的故事

人类学家在摄影师的“手艺”中获得启示,致力于全景式地把握田野点｡摄影师能将其所关注对象的背景､前景及对象自身全部包括在内｡如果这一领域可以无限扩大,那么它甚至可以将照相机也包括在内｡人类学会让对象和周围环境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一些,以便不仅包括对象,也包括它的背景､边景和前景｡②在理解田野点这个社区整体时,一些事情或事件因为人类学的不断讨论而成为故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不仅是当地的故事,还因人类学家的在场而成为也包括人类学家在当地的一些故事｡

通过民族志讲故事意味着向外传递当地的情形｡位于西南边疆的边城芒市对于很多不认识这个地方的人而言是陌生而遥远的,但是一本关于芒市边民的民族志却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充满了人类学的“大问题”,使模糊的边民生活突然变得生动起来｡“多日的辛苦,人人身上全堆上厚厚的灰尘,因而显得大家更疲乏了｡但是不管身体怎样劳累,面颊如何消瘦,双双闪烁的眼睛,似乎又添满了无限的希望｡没有哪一个对于他们的工作感到厌弃,感到麻烦｡”③

田汝康先生对于抬佛者的书写大概会成为那些致力于研究傣族的人类学家必看的田野经典,即便他们的研究主题或许与“摆”相去甚远,但芒市边民的故事总是需要读一读的｡为了更好地向外传递当地情形,民族志除了需要注意当地故事讲述活动的场域性,也要对自身的讲述活动做进一步的思考和安排:故事究竟由民族志中的什么人物抑或由学者自己来讲､故事在什么样的场合中引出､故事讲给谁听､讲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等问题都具有深厚意义,有助于提升故事的意味｡

不断反复呈现事件是民族志本身成为故事的前提｡典型的例子即库拉圈｡最初,库拉在当地只不过是个规律性发生的事件,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工作中也是将其作为“库拉事件”加以观察的｡但是,随着1915-1918年间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的不断调查以及研究的深入,库拉不再只是个单纯的地方性事件｡库拉作为“一种半商业半礼仪的交换”揭示着“土著人对财富象征物的思想态度”,闭合的库拉圈也逐渐被视为一种“广大的社会共同关系和文化影响网络”,因此库拉是“一种新型的共同体间关系”｡④在研究中不断地重复讲述使事件成为故事｡库拉圈能够被后人反复讲述,不仅是因为这一文化事象本身具有独特性,而且还因为马林诺夫斯基对其深层意义的挖掘以及对西方经济理性人假设的反思｡反复讲述使得库拉事件成为人类学界的经典故事,也使得库拉圈成为极富意味的故事｡

当独具特色的文化事象的深层意义被挖掘并被很好地讲述之后,后来的人就可以继续讲前人的故事并使故事拥有新的生命｡当林耀华的“黄村故事”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学故事之后,林氏弟子庄孔韶的回访,将《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的生命以《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方式得以延续｡⑤正是后人对前人的故事进行深入的理解,并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因而获得了对当地社会文化理解的不断深化而使故事得以延续,进而使得人类学家有可能在呈现充满当地社会文化特色的过程中达到对人的普遍性问题的讨论｡

在对比分析阿氏所搜集的数百种民间故事类型基础上,故事形态学研究早就发现尽管故事中的人物千变万化,故事的功能(故事中各种角色的行为)类型却是非常有限的,这使得故事具有了非常突出的双重性质:故事既是多样和生动的,同时也是一致和重复的｡⑥不论民族志呈现的是过去的故事还是新创的故事,大量丰富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在故事中活灵活现地“登台”,故事功能的有限性却使得故事讨论的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

对人的普遍性问题的回应是民族志本身成为故事的根本｡田野作业一直以来被视为人类学家的成年礼,人类学家最为精彩的成果往往是他们在田野经历中不断养成并最终在民族志中呈现的深邃思想,是他们“感悟之后的许多具有比较意义､穿越学科壁垒､基于跨文化认知和人类普遍本质之上的理论论述”｡①赫尔茨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基于田野与文献考察印尼婆罗洲达雅克人的葬礼习俗之后,赫尔茨指出死亡是对社会意识具有特殊作用的社会现象｡他发现达雅克人由于自己亲人的死亡而被要求从人群中脱离开去,直至停尸期结束甚至二次葬完成,这些村民才能告别被“污染”的状态,回归村庄的日常生活｡

大量记载促使赫尔茨进一步指出,“死亡不仅仅是一个破坏的过程,它也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它在转变的同时也在再生;在毁掉旧身体的同时也在形成新身体,借助一些必要的仪式”｡②

这样的观点不但在印尼的丧葬故事中得到反复验证,赫尔茨同时还在其他“田野”的故事中(尽管他本人并没有亲自开展田野调查)找到了相似的发现｡正是基于二次葬在更广泛地区的普遍存在这一现实,赫尔茨最终提出可以将死亡视为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双重过程｡罗兰·巴特曾经深刻地指出:“不存在没有自己的叙事的民族｡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那些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相对立的人群还时常分享故事｡”③故事能够跨越国界､历史和文化,其重要性堪比生活本身｡故事可以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共享,在跨文化理解中把握普遍性十分必要｡

人类学家成为故事中的一个要素是民族志本身成为故事的另一种形式｡作为人类学家,研究者进入田野就像往水里投入了一个石子,当地各类关系都在发生变化,这为形成新的故事创造了条件,也使得人类学家把自身作为故事获得了条件｡格尔茨夫妇戏剧性地被当地人所接受的故事即是代表｡在进入巴厘岛并被当地村民当成“看不见的人”之时,格尔茨夫妇在村子的广场上围观了一场以半秘密方式举办的斗鸡,比赛正酣之时警察却突然出现,这场突然袭击使得他们不自觉地和村民们一道拼命逃跑,格尔茨夫妇意外地发现他们在第二天早上突然成了所有人注意的中心,并由此拉开了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的序幕｡④

另一个典型故事来自弗里曼｡为了更好地驳斥米德的观点,弗里曼选择再访萨摩亚,当他抵达田野时,酋长们授予了他一个酋长头衔,进而使得他可以出席所有的酋长会议｡⑤酋长头衔不仅使他可以凭借身份更便利地实施田野调查工作,而且这种授予头衔的做法本身就使弗里曼获得了更广阔的田野视野,也获得了捕捉更多田野材料的良机｡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行动使萨摩亚又迎来了新的故事,新发生的故事为更多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最为关键的还在于,人类学者通过民族志使自己成为故事,使故事以及故事所要彰显之理论的广泛传播获得了重要的基础｡

人类学家在田野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田野经验并将这些充满了文化碰撞的反思呈现于民族志中,这会使故事的讲述更加充满文化的意味｡《天真的人类学家》⑥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⑦让人印象深刻,反复阅读而不失乐趣｡巴利和拉比诺的在场使某些事情能够在当地得以发生,他们正视了某些事情的发生正是因为他们的到场｡人类学家讲述故事的精细化处理以及他们自身之成为故事正在成为某种新的田野知识生产范式｡民族志需要摆脱为了呈现事件而讲故事的局限｡将事件上升为理解特定文化中人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并进一步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宇宙观等的具有深厚内涵的故事是人类学叙事理应追求的目标｡

结语

故事回应了民族志研究的根本问题｡“迄今为止,一切生物都创造了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①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创造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收集､分析､理解甚至阐释这些东西成为人类学家的旨趣｡而在理解的过程中,人类学家也在创造一些超出自身的东西｡

换言之,田野作业的特殊方法潜在地使人类学家在追寻故事的同时也能够创造新故事｡在继承和延续人类学对于故事的渴求这种独特的学科基因之时,人类学家尤其需要注意到故事的地方性特征｡结合当地社会文化特色讲述故事､回应人的普遍性问题是理想的民族志的基本诉求｡民族志本身成为众多人口中的故事意味着成功地将一般的叙事转变为有文化意味的故事｡以故事讲述的方式协助人们理解当地文化并进一步思考人的普遍性问题是重要的人类学任务,故事讲述的人类学意义也正是在这一任务得以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更好的彰显｡

故事不会终结,人类学中的故事自然也不会终结｡作为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人类学需要搜集､理解事件并将其再现为具有意味的故事,从而力图体现人类生活的一般性｡人类学独特的认知方式要求民族志在完成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充分解读故事的深刻意味｡以呈现现实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人类学完全可以在其他学科以及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中汲取那些较好彰显故事意味的成功经验｡人类学通过何种契机､以何种方式讲述并展现故事也为人类智慧的积累贡献力量｡

重新审视故事,重新理解故事的意味,重新认识故事讲述的人类学意义有益于重新认识人们过去所创造的超出自身之外的东西,对于人们找寻更具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方式并借此将那些超出我们自身之外的东西“化为己有”具有积极意义｡从人类的社会存在或者说人的社会性来看人类的社会意识,才能通过理解“人类如何可能”而解答“认识如何可能”｡②故事以其独特的内容､形式与价值彰显人的社会性,帮助人们理解人类｡超越简单的事件罗列,人类学家通过讲述有社会文化意味的故事去理解人类不同群体进而理解作为类存在的人类整体｡在当下完成有意味的故事讲述,使人们能够在不断地认识活动中通过连接过去而面向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