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吠了一百年的老狗，想把中国叫醒

假想一下，11岁时，应该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捧着iPad看剧，也可能跟着父母出了几趟远门。

但一个半世纪前的晚清，11岁的江苏丹阳少年马相伯，一身意气地走进风中，他想见识这个广阔的世界，独自向两百多公里外的城市上海出发了。

他一头钻进上海徐汇一所教会学校，苦学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国语言，同时攻读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

他是中国那个时代罕见的能够熟练运用七国语言的人才。

到了1870年，当年那个独自出门的少年，已被授予神学博士。那年，他整30岁，已入而立之年，一肚子的学问，却无处施展。

马相伯本想献身教会，可外国人气势凛人，经常欺负中国人，在无比失落和悲悯之中，36岁的马相伯一怒之下，决定出走。

既然不能在教会施展学问，实现抱负，那就索性从政。1876年，马相伯敲开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大门。

凭借熟练的语言功夫，马相伯追随李鸿章，担任助手和翻译。可晚清大厦将倾，纵有百般学问又能如何呢，能做的也不过是跟着李鸿章签订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约。在谈判桌上，马相伯纵然用尽全力，代表国家唇枪舌剑，来回斡旋。可回国之后，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卖国贼”讨伐声，所到之处，全部冷眼。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儿子，甚至和外人常说：“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

母亲在临终之前，马相伯想陪在病榻旁多尽孝道，可母亲拒绝见他。直到去世，也不肯和儿子说一句话，而母亲葬礼上，马相伯大哭不止。

他有一肚子委屈，这一生，他全部的努力和抱负没有得到一个人的承认，就连自己的母亲，也不原谅自己。

1900年，马相伯已经60岁了。

母亲去世之后，他极度悲愤与失望，人生也已入晚年，这一生终归一事无成，挥尽无穷血泪，转眼不过空梦。

马相伯从此挂冠而去，终生远离政治。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距离死亡不远了，与其一事无成，不如此生落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尘归于尘，土归于土，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去。他从家中拿出地契，将三千亩田产全部捐出。并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捐完之后，他身无分文，转身走进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剩下的日子，就安静地等待自己人生的夜幕降临。

回首这一生，他有少年求学时的意气，有治国无门时的失望，有母亲死不闭眼的痛楚，更有白茫茫一片的洒脱。

马相伯原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殊不知，他悲怆的人生这才刚刚开始。

1901年秋天，33岁的蔡元培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他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并没拒绝，可蔡元培一来，来学习的学生却越来越多。随着孩子们越来越多，马相伯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们有书读？”

在耶稣会的支持下，马相伯办了震旦学院。大学问家梁启超听说马相伯出山办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贺文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不经意间，马相伯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虽是如此，可马相伯老人并无杂念，只要有才华、爱学习的学生，都收入门下，尽心尽力教育知识。

1904年，陕西青年于右任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中了秀才，在家写嘲讽清政府的“反诗”《半哭半笑楼诗草》。被一路通缉，只好避难上海。走投无路时，他来找马相伯老人，老人爱才，一见于右任，对他说：“今天你就可以入学震旦，我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宿费。”

只这一句，于右任就热泪盈眶。他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朝廷通缉犯，马校长也敢收！在震旦大学期间，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读书。

几个月后，马相伯又把于右任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过去教过几年书，现在你的学识足以做我的教学助手。从明天开始，你就是震旦的教师了！”于右任大为吃惊，马相伯老人不但收留他这个朝廷通缉犯，还敢让这个朝廷通缉犯当老师。

于右任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多名学校的创始人，可他时刻不忘马校长的教诲之恩，并将马相伯当做再生父母：“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可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投资方耶稣会只想教育传教士，而马相伯却希望教育出能对国家有用之人。两方俱不相让，耶稣会一怒之下，解散学院。对马相伯老人更是百般驱逐，甚至找人将老人架到医院，让他“无病而入病院”。

老人被架走后，学生们就再也无书可读了。学生们纷纷表态：“我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于右任带着同学们找到马相伯，在医院，大家一见到老人，就齐齐全部跪下了：“校长，我们没书可读了。”

听到这句话，老人哭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小小的课桌。

为了让孩子们有书可读，上海街头，常常能看到一个65岁的老人，一个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东奔西走，到处游说筹集款项。

“国家再穷，可学生们总该有书读啊！”

1905年中秋节，老人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支持。

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破破烂烂的屋舍里，一个老人，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块黑板，这就是现在名校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

开学那天，300多名学生从各地赶来，甚至有学生坐火车从苏州赶来，又走了一夜的路才来到学校。

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第一任校长，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教学环境，却走出了：

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艺术大师李叔同国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数学家胡敦复中国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

而今日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贡献。

但今日中国，知“马相伯”有几人？就算是今日复旦大学的学生，又有几人知道100多年前，一个65岁的老人，曾排除万难，凭一己之力创办学校。

从那时开始，只要说到让孩子读书，马相伯老人就办学“上瘾”。他像割肉噬虎的佛陀，可以拖着年迈的身体粉身碎骨。

一生中，马相伯用一己之力办了复旦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

1917年，当蔡元培第一次出任北大校长时，在中国掀起教育改革时，首先邀请恩师马相伯老人北上，老人对蔡元培说：“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

马相伯老人所言，便是现代教育的全部意义，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教育的普世价值，提出现代教育的平等、奋发和进取，思想和自由。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现代教育的践行者竟然是一位在60岁时，曾一度决定放弃人生追寻的失落老人。在治国无门的失望中，在母亲死不闭眼的痛楚中，用佛陀般才有的献身精神，重新出发，并影响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等大教育家。

1937年，上海沦陷，马相伯老人97岁，人到了97岁，按道理应该不再出门，因为生命随时都会中止，甚至会暴死街头，最后能不能留个全尸都不知道。

可上海已经沦陷，中华大地全在战火之中。不当亡国奴，就只能一路逃难。97岁的马相伯老人被家人带着，他像个老狗气喘吁吁地四处逃亡。

从上海跑到武汉，从武汉跑到重庆，重庆常年遭到空袭，又跑到相对安全的云南，当云南也被空袭时。

家人又带着这条老狗，竟然一路跑到了越南谅山。

1939年4月的一天，老人病了，他躺在病床上，虚弱不堪地问家人：“我们到哪里了？这里是中国吗？”

家人知道老人不想客死他乡，要死也想死在中国的版图上，可战乱的中国，哪里还有一块可以埋葬全尸的地方呢？家人只能骗他：“现在我们已到达滇黔交界处了，回来了。”听到这句话，马相伯长叹口气。

这一年，马相伯老人99岁，按中国人的传统，99岁已是罕见的高龄。这一年，虽是战乱年代，复旦的老师和十几位学生依然前来为他过百岁大寿。老人示意将祝寿金拿出，全部捐给前线抗战伤兵和难民。

《国际新闻》主编胡愈之去采访他，面对烽烟四起，国破山河的中国，老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生，生活了整整一百年，也见证了这个国家民不聊生的一百年。办教育如同学狗叫，目的都在警醒世人，他内心百感交集，突然泣不成声：“我是一条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年底的一天，马相伯叫来孙女马玉章。一看到孙女的脸，老人就哽咽了，他问马玉章：“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说完这句，老人泣不成声。停了一会儿后，马相伯又开口：“你……你恨爷爷不恨？”

早在1914年，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时，父亲马君远病逝。于右任、邵力子等学生筹钱找到马相伯：“先生，玉章还小，这一万块钱，用来资助她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吧。”

拿到这笔钱，马相伯转身就去创办了启明女子中学，没有给孙女留下一分钱。

对孙女的这份愧疚，马相伯一生深埋在心，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不敢说出口。

11月4日晚，病床上的老人连日水米不进，在听到家人说到湘北大捷时，突然挣扎着坐起来，连呼几声“消息！消息！”后，沉沉倒下，合上双眼。

临终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并未死在祖国，而是客死异国他乡。

马相伯活了一百岁，亲历晚清、民国、抗日三个时期，浮沉百年离乱，见证了无数个当政者的中国，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每走一步，人生都是负重而行。历史在他身上鞭打出深深的伤口，他却像老狗一般喘息着办教育，育国人，叫了一百年，也见证了中国的一百年的沧桑。

今日看来，中国缺少一味叫“马相伯”的药，这味药，叫读书人以一己之力的担当和勇气。

今日看来，中国缺少一味叫“马相伯”的药，这味药，叫大学教育的平等。

今日看来，中国缺少一味叫“马相伯”的药，这味药，叫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即便如萤火，也发一份热，不必等待炬火，若世间无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