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历农，1934年5月出生于安徽，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参与研制我国首批33种堆照同位素、精确测量Po-210活度的α量热计等工作，为我国“两弹一艇”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启动中子源研制，以及国产钴60辐照源研制等建造工作。
我是湖南人，曾在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当年国家作出“要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定后，从全国10所大学里调配了90多人到北京，武汉大学有10人，其中就有我和张焕乔。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北京，在北大学习了一年，之后就分配来到原子能院。
在当时所长钱三强先生的安排下，我来到同位素制备组工作，该组后来逐步发展为16室，再到同位素所，如今已经并入核技术综合研究所。当时的组长是从美国回来的肖伦先生。在同位素所，我主要做物理分析测量工作，也就是活度的测量和核素的分析。堆照后做成的样品，要首先分析里面的杂质，然后测量每克的活度，在手套箱内测量α、β、γ的放射性。当时国内还没有放射性测量技术，可以说该领域的研究是从我们室开始的。
1958年，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101堆）建成。那一年，我们十几个人组成的同位素制备组由肖伦领导，才刚成立不到两年，只有几间办公室和普通实验室，但反应堆的建成仍然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5月30日，在所举办的“七一”献礼大会上，肖伦激动地宣布：“我国第一个堆照样品即将入堆，第一个堆照同位素就要诞生了！”与此同时，我和同事正跑步把第一筒照射样品送到101堆。7月1日，同位素制备组提出试制30种放射性同位素向国庆9周年献礼，后把数量增加为33种。
就是在这样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无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我国首批堆照同位素的试制工作。
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101堆）
当时没有操作放射性的实验室，更没有现代化的热室，我们在101堆二楼借用了两间普通实验室，在通风厨里用铅砖和铅玻璃做防护屏，进行放射性操作。我们用两人抬、用小车推，运送着装有放射性样品重约一百多斤的铸铁罐，从大厅通过电梯送到二楼的实验室；再用近3米长的自制抓杆，像钓鱼一样把装有放射性样品的小铝筒，迅速地从罐中抓出，转移到通风厨内切割打开，进行分装处理。
从反应堆中提取、分装照射样品只是试制工作的前奏。更艰巨、更细致、更费时的工作，则是对33种堆照同位素、上百个放射性样品进行化学处理，日以继夜、连续不断地进行跟踪分析测量。
当时从事该项工作的是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们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了两个多月，测量了上千个数据。然后经过仔细的作图、计算、分析对比、综合判断，最后总结出33种堆照同位素的核成分、核纯度、比活度和堆照参数，为今后的生产提供了可靠的基本资料。
在近三个月的工作中，同位素制备组始终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圆满完成了我国首批33种堆照放射性同位素的试制工作。
195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一任务的完成，主标题是“原子堆生产33种放射性同位素”，肩题是“我国原子能科学的不少方面赶上世界水平”。
1961年，研究室接到了关于原子弹研制相关的工作任务，随后几年又陆续增加了首次核试验相关任务，要求在1964年上半年必须完成。当时室里基本是“一穷二白”，没有实验室和必要的仪器设备，只有20位左右的人员，而且大多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这些任务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要面临很多困难。
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操作放射性的实验室。由于任务时间紧迫，建新实验室或改建已有实验室都来不及，于是我们只好借用了王方定小组曾开展过放射性任务的一座工棚。
在四面透风、冬冷夏热、破旧不堪的工棚中，我们开展了两年多的放射性实验工作，完成了祖国交付的任务。冬天由于寒冷，内穿毛衣毛裤后穿上联合工作服，再外加一件棉背心，最后再穿上一件白大褂，另外还要戴上一个很憋气的“猪鼻子”口罩，操作十分不便。至于夏天就更难受了，在阳光的暴晒下，油毛毡的房顶和芦苇杆的墙壁，手一摸都烫手。穿上一身多层工作服，一天工作下来，鞋袜都被汗水湿透，从手上的乳胶手套里都能倒出一杯汗水来。
当年的同位素人就是靠着这般不畏艰苦、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展工作。直到1963年下半年，我们才搬入旧厂房改建的实验室中，但工作环境依然十分简陋。当时大家只想着“国家交付的任务一定要完成”，经常在12号楼、20号楼、101、201的四合院内加班工作到晚上，单位里一片灯火通明。当年大多数人都没有自行车，我们工作下班后，就一起去食堂吃过夜餐，然后三三两两走回生活区休息。
姚历农在原同位素所物理实验室
说起工作餐，回想起那几年，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也被称作是“过粮食关”。由于粮食不够吃，每个人的饭都是定量的，我仍记得当年有同事会在吃完了饭后再把碗舔干净的情景。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走路回生活区，现在都是骑自行车、开汽车。以前工作区主要就是4栋建筑，101、201、12号楼、20号楼，还有615。我工作的16室就在12号楼四层西边。如今院里拥有了更多的建筑群，说明我们的核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回想那段为“两弹一艇”奉献青春的日子，室主任肖伦院士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印象里，肖伦为人和蔼，十分关心同事。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后来虽然上了年纪，还经常去实验室指导业务工作。当年无论是留学国外的，还是在国内读书的，最终的目的都很统一，就是为了建设祖国的事业。
在完成我国核试验的各项任务中，肖伦自始至终对每个课题组都严格要求：实验前要充分论证；实验中要详细做好实验记录；实验后要进行认真总结，找出失败的原因和成功的经验。每个题目组要写半月报、月报、季报，交给他审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所长来到16室参加庆祝座谈会，特别要求要详细整理出实验条件、流程、配方、操作步骤等进行建档。正是在肖伦的严谨务实的领导下，研究室积累了丰富资料，我们在1965年上半年就按照钱所长的要求完成了建档工作，为胜利完成我国首次成功核试验任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原子能院的院训中，“以身许国”是要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争气；“敢为人先”是要勇于探索和创新；“严谨求实”是科研工作要做到精益求精。这三句话是我们四〇一人永恒的信念，相信在这样的信念指引下，原子能院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我国核事业也会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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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丨姚历农
整理丨韩露 陈琬
编辑、制作丨陈琬
责校丨李文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