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儒，1935年8月出生于河北正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十室（核燃料后处理工艺研究室）副主任，二十七室（核化学研究室）主任，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理事，放射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裂变产物分析技术》一书主编。主要从事裂变化学和放射分析化学研究，曾获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带领团队建立了裂变燃耗放化测量方法，及时准确地测试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燃耗以及后续的8次核试验燃耗，实验测定了重要核素的核参数，为国防需求提供了基础数据。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参加过第一次核爆炸的样品分析工作。事情从1961年说起。这年秋天，室主任刘允斌向我、魏启慧和崔凤吉下达了一个任务，要我们调研一下如何从收集到的大气沉降样品，去推断核试验的日期和爆炸类型。
我们调研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材料。刘允斌带我们到何泽慧的办公室汇报。何泽慧当时任副所长，好像还兼所里一个有关核武器科研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们刚开始汇报她就打断说：“不是搞别人的核试验，是分析我们自己的核试验样品。”
听她这么说我们很高兴，把核爆炸样品分析提到日程，这说明我国的原子弹快搞成了。任务在1961年年底正式下达，要求在1964年6月底之前建立测量核爆炸燃耗的全套方法。燃耗值表示核材料“燃烧”的份额,是衡量核试验成功与否的关键数据，根据它可计算出核爆炸的威力,有多少万吨TNT当量。
为完成这个任务，从十室6组抽调了一些人，再加上国防科委21所和九院的实习同志，专门组建了一个业务组——十室9组，任命我为组长。这个任务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公开文献中根本查不到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又没有技术储备。我作为组长压力十分大，担心不能完成任务，辜负了领导对自己的信任。
整个工作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案是由21所的陆祖荫提出来的。他原来是四〇一所（原子能院曾使用过的代号）二室的主任助理，是所内为数不多的、没有留过洋的副研究员。他调到21所的时间不长，担任一个研究室的主任，燃耗测量就属于该室的研究范围。
当时21所处于初创阶段，没有开展实验的条件，于是任务就下达给四〇一所了。他是四〇一所的老人，对所内各研究室的情况十分清楚，因此他制定的研究方案充分利用了四〇一所的多学科综合优势。所领导和计划处也都采纳他提出的各种建议。
所里调剂给9组3间房子，一间作为仓库，两间作为分装实验室。仓库的门窗进行了加固，实验室加装通风柜和工作箱，由实验工厂和修缮部突击加工安装。我们组内也抽调人员组成分样小组。大家都知道分装取样受的剂量最大，还有放射性气溶胶，但都纷纷报名参加。
承担样品分析的同志，开展了“技术练兵”活动。大家用空白样品按照化学分离流程练技术，设想困难，找出解决办法，要做到一个样品也不能做坏。大家知道样品是前方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取到的，要是在我们手里做坏了，那简直就是犯罪。
各题目组找漏洞、提措施，防患于未然。如试管在水浴中加热时破了怎么办，离心时破了怎么办，都要想出办法保证样品能回收，并且不影响数据可靠性。为了防止读数据时出现差错（如天平称重读数、定标器读数），规定要两人在场，一人先读，另一人校核。为了缩小知密范围，各题目组测量的结果不得相互交流，都报告给我，由我一人处理。
“技术练兵”期间，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和刘杰部长先后到我们实验室检查准备工作情况。刘杰部长在汪德熙副所长陪同下，听取了汇报，仔细参观了实验室，还对全组同志讲了话。他谈了任务的重大意义，并说了慰问和鼓励的话，态度亲切，像个慈祥的长者。
所有准备工作在1964年9月底之前都已完成，“技术练兵”活动也结束了，领导指示我们开始待命。实验室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试管烧杯都编了号码待用，盖有绝密章的实验记录本也都准备齐全。我们就像等待总攻信号的战士，在战壕里整装待发，焦急地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科研人员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欢呼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10月17日，样品空运到北京西郊机场。刘书林副所长率领着由警卫车、吊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到机场接受样品，将装有样品的几十个铅罐吊到卡车上运回所里。
样品一到，整个9组这台“机器”就迅速转动起来。第一道工序是分装取样。开始前，由301室剂量组的任培薛带领剂量员石玉清、谢广泰等测量样品强度，按照日最大允许剂量确定每人的操作时间。分样开始，剂量员掐着秒表，到时间后换下一人接着操作。领导要求首先突击做两个样品，作为速报数据。
整个流程需两天两夜，大家在办公室待命，到谁的步骤就马上接着做，昼夜不停。由于紧张和劳累，我满嘴都起了燎泡。燃耗的速报数据在刘书林副所长签字后，通过机要交通立刻送交刘杰部长。
燃耗样品的分析持续了大约一个多月，总共分析了地面、飞机和炮伞三种取样方式的近百个样品。由于大家在“技术练兵”中练就的过硬技术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工作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一点差错。结果表明,我们制定的整套分析方法是成功的，两种独立的燃耗测量方法得到的数据相互符合。
国防科委组织了专门会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审查验收。记得参加会议的有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程开甲，他们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可见会议的层次之高。我在会上作了汇报，专家们认为测得的燃耗值准确可靠，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
1964年10月，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国防科委发给我们组每人一张票去观看演出，表示对9组同志完成任务的鼓励。这是我第一次去人民大会堂，看着那富丽堂皇的大礼堂，眼睛都不够使了。我们都是第七、八排座位的票，是最佳的位置。近距离地看到王昆、郭兰英、李光曦这些著名的艺术家，观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
往事一幕幕在眼前闪过，令人难以忘怀。但无论它多么辉煌毕竟是历史了，接力棒已经传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殷切希望新时代青年继承老一辈在“两弹”攻关时形成的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尽快成才，肩负起振兴祖国科学事业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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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丨王永乐：追测核爆烟云
作者丨郭景儒
编辑、制作丨陈琬
责校丨张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