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场 | 今年评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最后一次大银幕放映

14:20

票价：45元/人

地址：秦淮区贡院街80号（平江府路31号对面）

报名方式：扫描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报名

《里斯本丸沉没》的创作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为年代久远，直接的人证只有两位幸存者和一位当年的施救者，还有一位亲历者的录音资料。导演费尽周折，不惜在报纸上登大幅广告,以寻找当事人的后人和相关历史资料。每当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出现时，制作团队就必须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大量“在路上”的镜头。这些镜头记录了导演方励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四处奔波，进行采访的影像。至于影片中那些一闪而过的镜头，如里斯本丸的海事日志、英军的人员登记册、当年的报纸资料以及采访录音等，相当于只是呈现了结果，并没有如实地记录找到这些资料的全过程。通过这些细节，观众不仅体察了导演抢救历史的初心，以及对于艺术创作坚持不懈的姿态和立场，更能够感同身受于打捞这段历史的艰辛。

此前，里斯本丸沉没没有详细的历史记载，或者只是作为一场意外事故被一笔带过。导演方励通过深入的挖掘，发现当年那些战俘并非溺亡，而是被人为地杀害，甚至在海面上发生过日本人大肆枪杀战俘的场景。正因为制作团队对于里斯本丸沉没的每个细节作了深入的开掘，进行了周密翔实的走访调研与文献研究，影片的意义早已超出了“重现历史”的层次，而是能够在多个方面完成对历史的重新定性和书写。

结合一些幸存者的访谈和回忆录，影片用“电脑特效+绘画”的方式还原了历史情境，并从动画演变视频中截屏，看起来是以静态的方式展现那些凄惨的历史瞬间，却不期然地使英军战俘在绝境中的各种状态，被定格为凝固的雕像，从而使人性的光辉在质感饱和的油画中一一显现：里斯本丸快要沉没时，英军有人英勇地挺身而出，有人大声歌唱为众人鼓劲，有人将救生圈给了别人，有人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被日本人射杀……与此相辉映的，是中国渔民身上无畏的勇气和高贵的善良；与此相反衬的，是日军享受射杀落水战俘的快意。这些人物不同的选择和行动，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多样，并拷问着关于善恶的界限。

方励（右）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幸存者威廉·班尼菲尔德（左）

通过英军战俘后人的叙述，影片还生动地展现了，英军在经历里斯本丸沉没以及日本人的虐待后，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有人会长时间地沉默，有人在梦呓中无意识地使用日语，有人会无端地对孩子施暴，等等。这再次证明，影片的野心不仅在于揭开尘封的历史面纱，更在于揭示历史背后的伤痛，以及造成这些伤痛的民族特性和人性阴暗。

如果将里斯本丸沉没的坐标视为一个辐射点，影片对其射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以不同的力度和角度抵达历史的幽深晦暗之处，并在某一个停顿处，融入深沉的人道情怀和历史喟叹，进而升腾起为普通人的经历立传的坚定意志。

接受BBC的采访，当被主持人问及这段历史对于导演个人有何意义时，方励的回答比较朴素，他觉得一段被长久忽视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这一立场在导演平静的旁白中得以体现，那是一种客观陈述的语调，收敛了深情，也隐藏了愤怒，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中立的记录者，努力还原历史的原貌。

方励（右）与营救盟军战俘的渔民林阿根（中）

随着素材的搜集，影片的创作目标显然经历了位移和深化。因为，里斯本丸沉没事件涉及多个国家，包括日本、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其中，日本人是罪魁祸首，美国人是无辜的肇事者，英国人是直接受害者，中国人则是救人于水火的义士。这段历史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东极岛的渔民来说，他们的义举不应该被忘却；对于英国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来说，这是一段家族记忆，是他们人生中不可磨灭的经历。讲述这段历史，让这些后人有机会重新认识、缅怀他们的先辈，得到心灵的慰藉。正如导演方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影片不仅仅是给大家讲历史，而是讲人，这是个人文的电影，影片的主要内容讲的都是人的命运，家庭的破碎，两代人的分离，悲欢离合的故事。

从影片的篇幅分布来看，虽然东极岛的渔民应是聚光灯下的关键人物，但影片对他们着墨最少。这不仅因为当年的施救者只有一人还健在，也不仅源于中国渔民天生的谦虚低调，将壮举视为一种日常性的习惯和下意识的道德选择，更因为影片发现了比讴歌善举更重要的主题意义。

影片中篇幅最多的内容是对英军战俘幸存者及当事人后人的采访。这些内容穿插在对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采访中，同时还辅以历史现场的油画再现与历史资料的并置，甚至将针对同一个人物的回忆进行多视点的交叉并列，从而不仅丰富了影片的剪辑方式，而且将那些沉重的历史记忆，那些后人对先辈的深情追忆，不断进行渲染和强化，将观众置身于那绝望的历史深渊，那锥心的思念之痛之中。

方励（右）与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幸存者后代家属

虽然，影片出于对当事人后人的尊重，尽可能扩大了采访范围，努力保留每一段采访内容，这体现了一种还原历史的严谨求实态度，但也容易带来艺术上的风险。影片会因为人物众多而失去叙述的重心，也无力在某一个人物身上进行深入探询，观众则会因为如走马灯般出场的人物而目不暇接，甚至失去情感投射的焦点。但是，从人道关怀和情感代入的角度出发，影片认为每一个围绕幸存者或逝者后人而发出的声音，应该得到一视同仁的尊重，无论他们的讲述是平淡还是震撼人心，都是历史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一次采访幸存者或当事人的后人时，影片都极其用心地展示当事人当年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面孔，鲜活而英俊，仿佛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完成与“当下”的遭逢，交织出巨大的历史悲怆感。影片细腻地展现了亲人离世后，留给后人那份绵延不绝的悲痛。有后人心痛地表示，因为父亲的逝去，她度过了一个没有父亲陪伴的童年；影片中还有一个触动人心的细节，22岁的哥哥，成为战俘后预知前途难料，给年仅5岁的弟弟写信，恳请他照顾好母亲；还有一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英国奶奶，她们家唯一的“全家福”，是摄于香港的一张新闻照片。照片中妈妈领着姐姐站在队伍里，而队伍末尾，爸爸拎着一个婴儿篮，其中躺着只有三周大的她；还有一位老奶奶，常常端详父亲送的洋娃娃，寄托着对父亲70多年的哀思。这些细腻而深情的细节，不仅在诠释亲情的分量，更在展示历史惨剧留给后人绵长的、深重的悲伤。

导演曾前往日本的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寻求帮助，但影片并未对这个过程进行具体交代。这背后的唯一原因，大概是导演在这些部门遭遇了阻碍和拒绝。随后，导演找到了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对于当年日本军人的选择表示理解。因为日本士兵的安全应首要考虑，先转移日本士兵在情理之中。至于英军战俘，如果有逃跑的可能，让他们葬身海底也是无奈之举。日本学者在表达这些观点时，没有犹豫和闪躲，显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这无疑暴露了日本人的普遍心态。还有里斯本丸船长的儿女，他们觉得父亲的冷漠情有可原，因为父亲必须听从日本军人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极不人道，父亲能做的最多也只是抽身而出，不可能去阻止。对于日本人的这些辩解，用“平庸的恶”来概括可能并不切题。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人的常规操作，即将善恶是非问题推诿给民族文化特色，将责任担当置身于个人私利之下。

《里斯本丸沉没》海报

纪录片不仅能够条分缕析地剖析历史，还能够以各种创新的方式呈现历史，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历史的真实与深远影响。影片反复强调里斯本丸号沉没时，距离被击中有25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只转移了日本士兵并将底舱封死，并留下六名士兵负责射杀那些侥幸逃出来的战俘。通过这样的时间梳理和细节强调，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影片的道德指向性，也能深切地体会影片的创作立场。

影片《里斯本丸沉没》不仅完成了一次历史的回溯与复盘，也对人性善恶作了深度剖析，更对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了犀利烛照。观众从影片中看到了历史的真相，也见证了人性的阴暗与璀璨。同时，影片沉痛地提醒人们正视历史，从中汲取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