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传统“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情感表达被认为与客观事实无关，需要被隐藏。因此，人类学家雷纳多·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将自己的丧妻之痛融入对伊隆戈人猎首的悲愤情感描述时，立即遭到了批评。
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在进行野外调查时不幸跌入山间溪流遇难。这场痛失爱妻的经历让雷纳多·罗萨尔多深切体会到了伊隆戈人猎首时的愤怒与悲伤，激发他创作了后现代人类学领域自我民族志的经典之作《悲痛与猎首者的愤怒：论情绪的文化力量》（"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 On the Cultural Force of Emotions"，1989年首版）。时隔28年，他又出版了一本诗集《雪莉死亡之日：关于悲痛的民族志与诗作》（"The Day of Shelley’s Death: The Poetry and Ethnography of Grief"，2014），以此纪念和反思这一事件。
动情的观察者
女性主义人类学家露丝·贝哈（Ruth Behar）为罗萨尔多辩护，认为主观情感不应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障碍，而应被认识和利用。她认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界限模糊，正是她对所描述对象更深刻理解的体现——这种理解唤起了人们的共鸣和经验，不应被忽视。
《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作为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经典开山之作，是贝哈在1987年至1996年间所写文章的合集，作者通过坦露自己的生活经历，深入反思了自己在西班牙、古巴和美国的田野工作，将深刻的洞察力、真诚和同情心融入其中，巧妙地结合了民族志和回忆录的写作手法，并将反身人类学、女性主义自传写作以及多元文化和离散论述整合在一起。
《石膏里的女孩》（The Girl in the Cast）是贝哈最个人化的文章之一，她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因车祸受伤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如何影响了她的人类学研究和个人生活。文章通过回忆和自我反思，探讨了身体伤害、心理创伤、家庭关系、文化身份以及个人成长等主题。
分享两段让我在阅读的时候被狠狠打动的文字：
自我民族志遭受的
挑战与回应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好奇，自我民族志和个人自传有什么区别呢？它真的是一种学术写作吗？确实，它曾遭受到主观性、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质疑，例如会被认为难以推广到更广泛的群体或文化现象。坚持推广自我民族志的学者们（Stacy Holman Jones, Tony Adams & Carolyn Ellis 2013）在《自我民族志手册》（ Handbook of Autoethnography）一书中强调其并非仅是个人故事的叙述，而是有意识地将个人经验与文化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目的性的评论和批评。同时，自我民族志展示了对过去研究的了解，并寻求对这些研究做出贡献，通过在文中明确引用现有研究，将其工作置于学术对话之中。通过在文中明确引用现有研究，将其工作置于学术对话之中。
同样，批评者可能会认为自我民族志过于关注研究者自身的经验，有自我陶醉或自恋之嫌。支持者们则认为个人故事是有意展现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是为了引起对人类可能遭受的苦难的关注，并且通过分享个人经验来促进与读者的对话。
在讨论自我民族志的学术地位时，《自我民族志手册》也指出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并且在专业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广受欢迎。许多书籍和期刊特刊都致力于自我民族志研究。此外，不同学科如护理、音乐、犯罪学、教育、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科学、社会工作、传播学和商业等都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自我民族志的课程在许多学院和大学中独立教授，并且在定性研究方法的教科书中现在也包括了自我民族志的章节。
诺曼·丹辛（Norman Denzin）开始的国际定性研究中心和国际定性研究大会（ICQ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Qualitative Inquiry），以及德里克·博伦（Derek Bolen）创建的第一届“做自我民族志”（Doing Autoethnography）会议，这些都显示了自我民族志在学术界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自我民族志手册》于2021年推出第二版，研究了自 2013 年出版第一版以来该领域的发展情况，跟进了当代研究案例，2023 年国际定性研究大会颁发的古道尔和特鲁希略“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叙事民族志奖（ HL “Bud” Goodall, Jr. 和 Nick Trujillo “It’s a Way of Life” Award in Narrative Ethnography）。
写在最后
因此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从最初的边缘地位逐渐走向了学术主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应用。尽管面临挑战，自我民族志凭借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深度的个人参与，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领域。
文字&视觉设计&版面：卡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