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团地委在重庆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的进一步加强，重庆工人运动日趋高涨，在"德阳丸"案、国民会议运动以及声援五卅运动等斗争中，重庆工人的阶级力量都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德阳丸"案是指日本商轮偷运劣币来渝，不服检查所引起的一场斗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日本商轮"德阳丸"偷运劣币来渝，抗拒检查，打伤军警督察处的检查人员，并将余德荣等四人推入江中。督察处乃将该轮船主和劣币一并扣押。之后，驻渝日本领事反而提出抗议，诬称中国检查人员侵犯了他们的主权，要求"先放人道歉，再说赔偿"。重庆海关监督慑于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不但不据理力争，反拟将被押的日本凶犯释放，并向日本领事道歉，甚至压制舆论，不准群众起来反抗，因而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这个事实说明，绝不能"借军阀和政府的力量来与外力相抗"，只有团结和动员群众，进行斗争，才"不至一任外人的横蛮。"在团地委领导下，一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反对投降外的群众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重庆工人积极投入斗争行列，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

十一月二十七日，重庆工人和学生等各界群众代表一百四十余人在巴县图书馆开会，筹商有关对"德阳丸案"的斗争方案。杨關公到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指出其严重危害，并提出了斗争的初步方案。他的讲话，有力地鼓舞了到会者的斗争意志，致使"群情愤怒，不可遏止"，一致同意杨闇公提出的斗争方案，成立了"德阳丸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以领导运动的开展。

经过杨闇公多方奔走，"团员出动，一致努力"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德阳丸案"
"深入群众心中"。八日，后援会发表第二次宣言，提出了对日交涉的六项强硬主张：

1、犯罪日人由两国会同审判治罪；

2、犯罪华人应即要求日领依法引渡，交由中国官厅办理；

3．受伤落水之巡查兵六人，应由日清公司赔偿损失；

4、取消德阳丸船主在长江一带航业界之服务资格；

5、日本领事向中国道歉；

6、日本领事保证该国商轮此后不得再有此等贩币殴人之行为。

十二月十三日，重庆工人学生等各界群众七千余人，在总代表杨闇公率领下举行示威请愿游行。游行者各执上书"外防侵略，内肃官方"等警句的小旗，在"德阳丸案"示威请愿大旗的前导下，由打枪坝出发，一路浩浩荡荡，沿途散发传单多种，最后至省公署和督办公署请愿。

重庆工人等各界群众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上海蜀评社《致川各当道严办"德阳丸案"》电称："贩运伪洋，国际间悬为禁令，伤害人命，法律上订有专条，事既近于盗匪，行更类乎豺狼，似此任意蛮横，藐视国法，若不严加惩究，则国权丧失，国体遗羞，涓涓不塞，有何底止……恳速向日领严重交涉，惩办犯法之日轮，严究渎职媚外之官吏，以张公道而挽国权"。这是对重庆人民的有力声援。

在重庆团地委领导下，在广大群众支持下，重庆工人和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持续了一个多月，迫使地方军阀政府撤换了重庆海关监督，日本则被迫调回了驻重庆领事。此外，"无形的好果却也不少"，群众斗争的开展，大大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使得"死气沉沉的渝中"，"因之顿现生气"，"受此大训练后"的群众，进一步加深了对官府"不信任的心理"，革命的潜力大增。斗争的实践，也教育和锻炼了重庆工人。正因为如此，所以杨闇公在运动即将结束时指出："工界的线路已得，今后活动力的增加，必可计日而待"。这是对经过战斗洗礼的重庆工人的高度评价，也体现了对重庆工人的殷切希望。

重庆工人还积极参加了国民会议运动，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贡献了力量。

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来的。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成立了以皖系军阀段祺瑞为"总执政"的临时执政府。"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曾电邀孙中山北上。但段祺瑞上台后却排斥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变本加厉地投靠帝国主义，并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妄图以此来对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给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面对着形势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又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发表的第四次对时局的宣言中，重新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表北上宣言，号召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结束军阀混战局面。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劳动群众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

重庆团地委积极响应号召，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充分发动群众，为反对"善后会议"、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而斗争。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六日正式成立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杨闇公当选为总务部副主任，直接领导运动的开展。重庆织工协进会、重庆制革工会、重庆食品工会、重庆人和码头提装工会等十多个工会及三万七千六百余工人通电宣称："绝对承认国民会议预备会，反对善后会议"，并指出善后会议实际上是"分赃式"的会议，"巧借'先谋各方意见之融洽'为词，实行其掩耳盗铃之技"，呼吁"中华国民，全体主张公道，一致反对善后会议，维护预备会议，庶几天日可清，奸究可惩。"表明了重庆工人对这次运动的基本态度。二月二十七日，团地委组织各界群众在打枪坝集会，欢送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促成进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童庸生、邹进贤等，工会的何星辅也是代表之一），工人们异常踊跃，到会的一万四千余人中，工人就有六、七千。大会主席杨闇公报告了成立促成会的经过，阐述了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重大意义，赴京代表也讲了话。大会散发了四十多种传单，出动了二十几个讲演队，广泛进行宣传。会后游行示威，沿途高呼"速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打倒军阀的分赃会议"、"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等口号。队伍到达夫子池时，杨闇公又特别针对工人作了"极长的演说"，大大鼓舞了工人的斗争热情。

国民会议运动的开展，使重庆工人又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显示了重庆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团结战斗的威力，使许多人都感到震动。也正是在这时，团地委决定增设工人支部，以便进一步组织工人参加斗争，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声援在五卅运动的斗争中，重庆工人更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为了取缔工会，镇压罢工，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十余人，工人罢工反抗。五月三十日，上海各校学生、工人二千余人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散发传单，租界巡捕开枪镇压，打死打伤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党中央领导上海以工人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愤怒的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纷纷起来参加反帝斗争，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

五卅惨案消息传来重庆后，广大人民群情激愤，再一次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浪潮。重庆工人在党团组织领导下，一马当先。六月四日，劳工互助社首先派出讲演队沿 街讲演，揭露惨案真象，还联络三十七个团体发表宣言，提出如下主张：

1、我国人民一致起来，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2、实行排斥英日货运动；

3、决定五月十五日及三十一日为国耻日；

4、收回上海太上政府——外国公审堂及工部局；

5、收回英日租界；

6、收回英日在华一切权利；

7、通告全世界，中国与英日暂断国交；

8、迅速组织对此次之特殊国民外交后援会；

9、各界联合组织各种讲演团，向中国国民尽力宣传此次事变之经过及对付方法；

10、新闻界特辟专栏，研究对付方法，并唤醒民众；

11、发起募捐会募捐，救济上海罢工工人。

六月五日，经劳工互助社发起，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团体代表五十余人集会，讨论援助沪案办法。首由发起人、劳工互助社总务主任程秉渊报告开会理由，次即推定刘远翔（印刷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主席。在他主持下，正式开始讨论，决定成立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筹备会，并选出程秉渊、杨念祖、叶兰奎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积极进行筹备。六月六日，劳工互助社又和四川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重庆机械工会、重庆非基督教同盟、重庆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三十多个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谴责帝国主义惨杀我国人民的罪行，对上海工人、学生"抵抗凶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表示钦佩，对无辜受害者表示慰问，最后表示希望全国人民"速自觉悟","尤望工人学生奋勇起来"，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六月七日正式成立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参加成立大会者共有八十四个团体的代表四百余人。会上通过了简章，并选举了各部负责人，罗世文（文书部副主任）、程秉渊（交际部主任）、叶兰奎（交际部副主任）、刘远翔（宣传部主任）等十五人当选。会上当即决定致电上海，慰问受害工人、学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立即依据人民所提条件，与英日两国政府严重交涉；致书英日使馆及两国政府提出警告；致电世界各国，请主持公道，并电全国各学校、各团体，一致力争，务期达到圆满目的。后又在成立宣言中提出务请各方一致力争实现的六条最低要求。即：

1、赔偿已死工人、学生每人二十八万元；

2、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税管理权、租借华地权……等特权；

3、立即取消英日一切债款及赔款；

4、英日两国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类横蛮事件发生；

5、立刻取消上海工部局及会审公堂英日警兵；

6、英日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道歉。

宣言并郑重宣称："本会对此案力持正谊，事事公开，不妥协，不软化，不为利诱，不受威胁，与其委曲而生，勿宁伸愤而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海枯石烂，此志不移，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呼吁"在朝在野各界人士，同舟共济，敌忾同伸"；并致电各国驻华使领，吁请世界各族人民"扶弱击强，援我助我，挺身而出，主张正义，仲裁是非"，"鸣鼓而攻，同声致讨此世界人类之屠夫，忍心害理之猛兽……英日帝国主义者"。

为了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直接领导，党决定将后援会中的团员组成独立的直属小组，并指定团地委组织委员和程秉渊等五人组成训练委员会，训练团员作好后援会中的组织发展工作，派党员黄君尧、裴紫踞和冉钧、周贡植等驻后援会机关（设文昌宫内），负责联络。在党团组织的领导和推 动下，重庆的反帝斗争逐步深入。尽管英日领事对重庆工人和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进行种种攻击和诽谤，要求地方官员"尽力设法维持"，甚至威胁说："如因骚乱举动有不幸之事发生，中国官宪不能辞其责"。省署也据此责令重庆海关监督及警察厅"切实查明，相机开导，妥为办理，以防意外"，妄图扑灭正在兴起的反帝斗争烈火。但是历史的车轮并不以侵略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后援会的统一部署下，重庆人民的爱国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参加后援会的团体，成立时只有八十余个，到六月中旬增至一百二十余个，各项活动也更加深入，重庆工人更成了运动的骨干和中坚。

重庆工人除和学生等爱国群众一道，以"后援会"的名义，集体发表各种宣言、通电，表示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愤怒抗议和对上海人民的声援外，不少工会还分别发表宣言，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如重庆印刷工业协进会的《对于上海工潮之宣言》即明确指出："今中国未亡，而英日帝国主义已惨杀吾民于先……杀我同胞，未为小可，辱吾中国，誓不共天"，并提出下列六项要求：

①收回英日在我国的一切权利；

②实行抵制英日货运动；

③收回上海太上政府——外国会审公堂及工部局；

④收回英日在我国的一切租界；

⑤不准英日在我国航行；

⑥严饬英日赔偿此次一切损失。

重庆宽广布担工会、重庆制纸工会、渝北油漆工会 重庆二码头提装伦利劳工会代表所属八千多工人通电表示："誓以本会数千热烈工友之铁血，宁为玉碎，绝不瓦全"，并"准备至交涉破裂时，作……拚死之决斗，为同胞雪耻"。

重庆铜元局职工也致函"后援会"，除对英日帝国主义者表示万分愤慨外，还"主张武力解决","宣战而胜，一洗数百年之耻辱，即战而败，亦当为轰轰烈烈之雄鬼，不作宛转哀号之亡国奴"，并表示"愿捐一月薪资，以助军饷"（约计三万元）。随后，重庆青年爱国团甲组讲演队前去该地宣传时，该局工人组织的机械工会的会长及童子军团团长等均远道迎接。次日，宣传队回城时，各班工人代表又至江岸相送，并表示："如国家对英日有战争时，敝会工人等愿尽全力改制子弹接济"。

此外 由另一部分工人团体组成的"大中华民国重庆工人外交急进会"也投入了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该会所发表的沪案宣言宣告其宗旨"是希望工界同胞，都迅即的起立，作有统系的组织，成为最力的中坚救国分子，想出些最好的工作来抵制英日两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号召"现在供英日奔走的同胞，即刻去了奴隶性质，不再受其驱使"呼吁军界同胞"在国家存亡之际……要抱'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宗旨，不要'内室操戈'"。此后，参加"急进会" 的工人开展过多种活动，为声援上海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重庆人民声援五卅惨案的重要实际行动是对英日帝国主义者实行经济绝交（包括查禁英日货物，不给英日侵略者提供劳力及一切日用必须品以及有关 条约、协议之解除等等）。在这方面，重庆工人发挥了尤为显著的作用。六月中旬，经济绝交活动即已开始。十五日重庆航业公会所属的十一万船帮工人宣布宁愿牺牲营业，坚决对英日经济绝交，并表示："有国无家，誓死不变"；十六日，英轮老蜀通号的华人职工全体罢工；十七日，拥有五千多工人的重庆熟毛工会全体会议决定，凡该会中受雇于英工厂者限期退出，尚未受雇者严禁承雇，"如有不遵，既（概）行除名"；次日，隆茂东栈的三百多熟毛工人即宣布"一律出行"，"返家务农"，并表示："甘愿饿死，决不受洋奴的管制"，决"不……在英旗之下谋生活"。到六月底，重庆地区英日人所雇华工"一律罢工"，并断绝对英日帝国主义者的生活供应。在工人们的爱国行动影响下，部分外轮的华人经理宣布退职，商帮也纷纷停购仇货，并停止给英日人供应食品及日用物品。后援会的工人们还组织了纠察队，监督经济绝交决议的贯彻执行。重庆工人和广大爱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使英日侵略者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在驻渝英日领署内出现了"上而文案，下而夫役，已一律罢工"的局面。英日领事虽愿出高薪招募轿夫亦不能如愿，六月三十日，各界群众响应上海工商学联合倡议，参加全国公祭五卅死难烈士的统一行动。是日，全市举行盛大集会，并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以志哀悼，更显示了爱国人民的强大威力。在日益高涨的反英怒潮打击下，英领事馆被迫开始撤走侨民，英国轮船也被迫停航。停泊在隆茂码头的老蜀通满载货物，准备下驶，但因该轮华工全体罢工而无法开航，不能不"如死马一般，稳靠对岸"。

但是，英日帝国主义者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千方百计伺机反扑。七月二日，英国水兵在重庆南岸龙门浩隆茂洋行码头登岸，杀死我同胞四人，伤十余人。"七·二"惨案更加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七月三日，后援会组织群众集会，并抬尸游行，抗议英军的暴行。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竟派兵镇压，打伤工人纠察队员，捕去讲演队学生、工人刘成辉等人，并布告禁止英日企业的工人辞工、禁止在侨民居住地区讲演。英领事也致函省署，狂妄宣称龙门浩为该国领土，不准华人擅越雷池一步，否则即开枪射击，并谓"如以后中英兵民再有冲突，本领事即开炮轰击渝城"。英国驻北京代办也如此照会外交部，进行狡辩，甚至反提抗议。但是重庆工人和广大爱国群众并未在中外反动派的压力下低头，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

重庆工运史 | 早期重庆工人的深重苦难

来源 | 《重庆工人运动史1919-1949》

制图 | 重庆市总工会宣传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