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求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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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全名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一说3月3日 ）—1939年11月12日），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师。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革命。因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凌晨逝世。他在中国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革命呕心沥血，毛泽东称其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轶事典故：群众血库
1938年6月，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讲授输血技术。“输血”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技术，中国在大城市只有少数几家医院才能开展。在野战医疗条件下输血，是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白求恩首先详细讲述了采血操作、标准血型制作、血型鉴定、配血试验、储存、运输、保管等基本知识，接着推来一名胸部外伤的患者，34岁的卫生部部长叶青山第一个献了血。
验过血型，白求恩让叶青山和病人头脚相反躺在床上，拿出简易输血器。带着针头的皮管连接在他们靠紧的左右两臂静脉上，皮管中间一个三通阀门，阀门上联着注射器。白求恩把阀门通向叶部长，抽拉针栓，殷红的鲜血便流入注射器，再转动阀门，血液便流入患者体内。大家热烈鼓掌，战地输血在中国军队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第二个病人推来了，白求恩主动躺在了病人的身旁不容置否说：“我是O型血，抽我的。”白求恩因此被群众称赞为“群众血库”。
二、拓展阅读
①诺尔曼·白求恩同志逝世三周年了！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产党员，是有国际声誉的医生，是北美洲的四大名医之一。他是用他的高明的技术服务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业的坚强战士。一九三六年西班牙人民反抗德意法西斯侵略战争时，白求恩同志曾亲赴西班牙，丙政府军服务医疗工作，在马德里、巴塞隆那组织了输血运动，由于他的努力，曾经救治了数万受伤的士兵、妇女和儿童的性命。一九三七年，我国抗日战争爆发，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他又远涉重洋，来到中国，自一九三八年春即赴山西、河北战地我军中工作，领导我军医疗工作，不幸因施行手术中毒，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晋察冀军区逝世。白求恩同志之死，使我们永怀无限痛惜和伤感，觉得这是我党、我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 ②白求恩同志是真正充满着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的优秀党员，从他身上，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纯朴的品质。 ③白求恩同志是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模范。他清楚的知道，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一切劳动人民、解放一切民族、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忠诚地帮助一切被压迫人民、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他曾经参加了西班牙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和反对本国反革命军阀的斗争，又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把中国人民的解放当作他自己的事业。在他致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中热烈的表示：“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们为其美丽的国家而对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白求恩同志这种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每个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 ④白求恩同志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还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无限责任心，他的实际主义作风，和对同志对人民的无限热忱。他已五十多岁了，不顾战地各种危险和困难，亲自跑到火线附近，在炮火下抢救受伤的将士，他说：“（A）一个革命医生坐在家里等着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且愈早愈好。”甚至在意外的情形下，即使不能赶到作战地区，至少也可以在半路上找到伤兵运回后方。他的技术高明，在我军中为第一位，但仍精益求精，研究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进行医疗工作。他不但以这种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来执行自己的业务，并且教育了他周围一切人，从医生、护士到勤务、马夫，告诉他们：“（B）没有那一件工作是小的，没有那一件工作是不重要的”，鼓励他们每个人“要学习独立王作，不要那半斤八两的帮助。” ⑤白求恩同志，是一个富于实际主义精神的人，他看到我军许多医生技术水平低，便把教育和提高医生、护士作为自己的职务，他自己写课本，办学校，走到那里，教到那里，没有夸夸其谈，言多于行的坏习气。他说“（C）空谈代替不了行动，话是人们发明来描写行动的，照它本来的目的去用它吧。”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和著述中正充满着这种明亮清透的实际主义的光辉。 ⑥白求恩同志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忱，坦白正直。他对一切伤病员、一切同志、劳动人民，表现了他无限的忠诚热爱和无条件的帮助他们，平等的看待他们中的任何人，体贴关心，无微不至。他也最能坦白正直，批评他们的缺点，严正的指斥工作中的毛病，帮助改正。凡是受过他治疗或看见过他工作的人，莫不为之感动，至今晋察冀的军民心中，仍怀念着白求恩这个亲切的名字。 ⑦白求恩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然而我们将永远记得白求恩这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也诚如加拿大民主书报俱乐部古柏先生来函所说：“（D）加拿大的人民，因为有如此伟大光荣的子孙而感觉骄傲。”世界一切反法西斯战士，首先是我党党员，应当学习和发扬白求恩同志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和许多优良品质，来最后战胜法西斯主义，完成自求恩同志未了的伟大事业。（选自《解放日报》1942年11月l3|日）（二）我们时代的英雄 宋庆龄
和过去的人类世界相比，我们的世界极其复杂。由于交通极其发达，在地球上每一部分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重大事件均有密切的联系。没有孤立的灾难，也没有一种进步不是会促成全面进步的。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人们的思想内容在范围和复杂的程度上现在也具有世界性。一个为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谋福利的人若单单联系毗邻的国家来考虑本国的形势是不够的。世界大势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投身其中并有所贡献才能够左右自己的前途。今天人类最崇高的任务是：认清反动和死亡的势力，并同它进行斗争，加强并实现今天的世界所提供的、以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给所有的人一个美满的生活的种种可能性。 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今天这些任务是世界性的，因此当代英雄——无论是在本国或外国工作——也是世界英雄，非但在历史上是如此，而且现在也是如此。 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曾在三个国家里生活、工作和斗争——在加拿大，他的祖国；在西班牙，各国高瞻远瞩的人士曾成群结队地去那儿参加人民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势力的、第一次伟大的斗争；在中国，他曾在这儿协助我们的游击队，在日本法西斯军人自以为已经被他们征服的地区，夺取并建立了民族自由与民主的新根据地，并且协助我们锻炼出终于解放了全中国的、强大的人民军队。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他属于这三个国家的人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属于和对国家对人民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一切人。 诺尔曼·白求恩是一位医生，他曾用他所最熟悉的武器在医务方面进行斗争。在他本人的科学范围内，他是一位专家和创导者——他把他的武器保持得锋利如新。而且他，自觉而一贯地，把他的伟大的技能贡献给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先锋。对他来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比任何其他疾病对人类危害更大的疾病，一种摧毁千千万万人的身心的疫病，并且它既否认人的价值，也就是否认了一切为人的健康、活力和生长服务的科学的价值。 诺尔曼·白求恩在日军炮火之下传授给中国学生的技术的价值，决定于它们使用的目的。德国和日本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因为它们曾为人类进步的敌人所领导，它们的科学与技术只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人民的战士有掌握最高的专门技术的责任，因为只有在他们的手中技术才能够真正为人类服务。 白求恩大夫是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场上去的医生，他的输血工作曾为西班牙共和国挽救了数以百计的战士的生命。在中国，他提出并实践了这个口号：“医生们！到伤员那儿去!不要等他们来找你们。”在一个与西班牙完全不同的而且远比西班牙落后的环境里，他组织了一种游击队的医疗机构，挽救了成千成万的我国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他的计划和实践不仅建立在医疗的科学和经验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对军事和政治的研究以及人民战争中战场上的经验之上。在西班牙和中国的白求恩是医学战场上的一员先锋。 他充分了解了这种斗争的形势，战略、战术和地势，同时他也知道，对于那些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前途而与其他自由的人们并肩作战的自由的医务工作者，人们可以抱着什么希望。他训练出来的医生、护士、护理员在他的教导之下，不仅将自己看作技术助理人员，而且看作前线战士，和战斗部队担负着同样重大的任务。 这些工作白求恩是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一个医生对自己的任务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认识是决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的。他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的山村里完成了这些工作，事前对中国语言及中国人民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在他自己为肺病侵蚀的身体里，除了他的炽热的信心和钢铁的意志以外别无其他力量。 是什么杀害了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是在反抗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当中牺牲的，他为那个斗争献出了他的热情、技能和力量。他工作的地区当时不仅被日寇封锁，而且同时被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封锁，那个政府始终宁可与敌人妥协，放弃胜利，而不愿进行人民的战争。白求恩为之斗争的那些人不仅被认为不配使用武器弹药，甚至不配使用医药器材来救治伤员。他们因为得不到现代的抗毒药品而死于传染病。 白求恩死于败血病，这是动手术未戴橡皮手套而又无磺胺制剂可用以医疗的结果。 白求恩大夫创立的国际和平医院，现在在中国终于获得了自由的新情况下进行工作。但是白求恩死后，曾和他在西班牙共同工作的吉西大夫奉派继任，却被蒋介石的封锁阻止而未能到任。印度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终于担任了白求恩大夫设立的一个医院的院长，英勇地继续了他的工作，后来也死在岗位上——也是因为缺乏可用来为他医治的药品。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是许多牺牲者中的两位，这些牺牲者，如果当时没有封锁，可能现在仍旧活着为全世界自由人民的事业进行斗争。 我很荣幸来介绍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生平，让为数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位当代英雄——他如此崇高地象征着所有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共同利害。他的生、死和他所遗留的事业与我个人关系特别密切，这不仅由于他对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贡献，而且由于我个人在由我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内的工作。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为继续白求恩的事业的白求恩和平医院及白求恩医学院获得援助而工作。 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是那些帮助我们获得自由的人中的一位。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三）“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怀念白求恩同志
聂荣臻
一想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里，对他的光辉形象和高中品质，作了最概括最本质的论述。我在晋察冀同白求恩同志有过多次接触，并且多次听到关于他舍身忘已，救死扶伤，以及在晋察冀敌后医务建设和培训医务人员工作中的许多动人业绩。说他为晋察冀以至中国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和建立了伟大的功绩，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不能忘记，一九三八年六月，他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我在山西五台的金刚库村第一次见到他。高高的个子，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苍苍白发，但目光炯炯，精神奕奕，是那样严肃而又热情。我看到他跋涉千里，旅途一定很劳累了，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谈工作。他这样回答我：“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这句洋溢着革命者战斗激情的回答，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际。 不能忘记，那年九月的一天，我接待了从战地回来的白求恩同志。我向他讲了军区部队刚刚在石盆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了日寇指挥官清水少将，歼灭了日伪军七、八百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他听了高兴地称颂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又谈起了他建立的模范医院，在日寇“扫荡”中被烧毁了。他以坦率的自我批评，讲了他在残酷的敌后游击战争环境里建立正规化医院的想法，是不合实际的。我说：“是啊，我们是要建立正规化医院的，但敌人不让啊。后方医院的建设，要更加从实际出发，注意内容。”他频频点头。此后不久，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光辉思想和他切身的实践经验，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给敌后医务工作者留下了珍贵的礼物。他就是这样，用科学家的求实精神，共产党员诚恳的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的。不能忘记，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在晋察冀边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以特邀代表身分从冀中平原赶来参加大会。他在发言中说：“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我们……我决心和中国同志并肩战斗，直到抗战最后胜利。我们努力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不分民族，也没有国界的。”他就是用这样质朴的语言，表达了他的共产主义胸怀和国际主义精神。不能忘记，当党中央已经同意他的要求，回加拿大去一趟，向全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血腥暴行，争取欧美人民给英勇的中国抗日军民以更多的物质和技术援助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大意是要求到各医院进行一次巡视，“在做完这项工作以前，我决不离开。”他还表示，回国前希望与我面谈一次。接信后，我到前方医院去看望了他。他恳切地说，到中国以后，一直忙于医疗工作，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但在同中国同志的并肩战斗中，对中国革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很钦佩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表示深信，不管环境再残酷，道路再艰苦，斗争再持久，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革命，希望在回国前找个时间，同我详细地面谈一次，由他提问题，我来解答。我被他这种探求真理的革命热情深深感动，表示很高兴与他共同探讨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但不久，日寇对我边区的冬季“大扫荡”开始，他不顾同志们的劝告，毅然参加反“扫荡”战斗。就在这次紧张的战场救护工作中，在一个接一个的繁忙手术中，他划破了手指，链球菌侵入伤口……限于敌后的医药条件，尽管当时我们进行了全力的抢救，终于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我热切期待着的与这位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谈话，因此未能实现，成为终身憾事。 白求恩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但至今，当时在他周围的同志们还铭记着他最后的遗言：“不要难过……你们……努力吧……向着伟大的路，开辟……前面的事业！” 他给我的最后的信中写着：“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他心里装着的是全中国人民。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中国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他，把他的陵墓建在石家庄。 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他毫不因循守旧，而是用革命的创新精神来不断改革外科手术和外科器械。他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从作为医生的社会实践中，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他说过：“富人可以照顾自己，谁来照应穷人呢？”，“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他看到了人民的疾病不能得到医治的社会根源。他最光辉的时刻，是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和在中国的延安、晋察冀敌后度过的。他从帝国主义这个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共产主义者对人类解放事业应尽的责任。他不空谈政治，而是把政治凝聚在他的手术刀里，用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他用外科手术刀作武器，向敌人进行英勇的、忘我的战斗。他在晋察冀的一次战斗中，曾连续六十九个小时为一百一十五名伤员动了手术。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他，他就到哪里去。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丝毫不顾个人的安危，而把不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看作是对他最大的痛苦折磨。法西斯使人们流血，他要为人们献血，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法西斯要民主西班牙死亡，要中国沦亡，他要用他的双手，要民主西班牙生存，要中国生存。他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绝不是偶然的。他对自己的工作采取了严肃的态度。他是一个医学科学家，不仅用科学态度行医治学，并且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去解剖社会，追求科学真理。正因为这样，当他找到了革命道路以后，就成为一个百折不挠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以自己的工作作为追求名利的敲门砖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尽管这样的人可以欺骗人们于一时。假如说，一个人有一分热放一分光，那么，白求恩同志所迸发出的耀眼的光芒，则是用比铀更贵重的元素共产主义精神作为燃料的，特别是他一生在西班牙和中国度过的最后几年里。 在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刻，我们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认真学习白求恩同志高尚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在全世界取得更大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摘自《人民日报》1979.11.09 第1版 （原载《纪念白求恩》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