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清廷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一，但对于这一职位，有人趋之若鹜，有人却避之若浼。在职能上，两江总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为东南第一要缺；同时，例兼南洋通商大臣，是为东南对外交涉的首领。洋务运动时，湘、淮两系分据江南、直隶，共同维持大局。甲午战败，淮系一蹶不振。庚子事变中，李鸿章重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位，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遥相呼应，旧日景象重现。但随着李鸿章、刘坤一相继于1901年和1902年去世，湘、淮两系终究还是衰落下去。在清廷和列强的支持下，袁世凯平稳地接管了北洋大权，而南方却陷入混乱之中。张之洞并不愿意出任两江总督，刚接到刘坤一去世的电报，他就致电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请鹿氏向荣禄、慈禧等人说明，切勿调他下江南。为了稳定东南大局，朝廷还是派他去了。江苏官场震动，害怕张之洞大办新政，掏空江南。湘系更是激烈反对。两个多月后，张之洞狼狈离任，湘人魏光焘得到了江督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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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内曾派遣幕僚郑孝胥接管了江南制造局，命令其节省费用，准备在内地另开一个新厂。离任之后，他极力劝说魏光焘：“勿为浮言所惑，万勿添旧厂枪机。”江南制造局内迁的提议由来已久。军工厂的建立，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主要由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创办，分散在全国，不受清廷集中控制，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是，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易受战火威胁，不利于国家安全。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人多次要求将军工厂内迁，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1904年，张之洞与魏光焘反复商议之后，联名会奏，提出在江西萍乡湘东镇建厂的方案。这个方案照顾了各方的利益：迁至内地，满足了国家安全的需要；依然由两江总督管辖，尊重了地方意见；可就近借用湖北汉治萍公司的钢铁和煤炭资源，扩大了湖北新政的影响力。但刚成立不久的练兵处指责该计划不仅花费太多，且所择之地太过偏僻，交通不便。不久，清政府谕令，由铁良亲自南下，详细考察江南制造局“究竟应否移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诸制若何尽利”。考察江南制造局一事只是清廷的借口，铁良南下其实另有目的。当时，朝廷以练兵为第一要务，而练兵又以筹饷为先。财政处、练兵处这些新机构的设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件事。可是，为了应付巨额赔款，清廷不得不放任督抚就地筹款，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练兵处虽有军事改革的主导权，但其触手却伸不进东南各省。练兵处成立不久就订下章程，每年向各省摊派饷款996万两，这引起了多省的强烈反弹。张之洞在发给江苏巡抚端方的密电中说：“练兵处派各省饷款九百六十万，骇人听闻，众论皆不以为然。”端方也是满腹怨言：“方今天下商民疲困，人心涣散，偿款万难久支，岂可再滋扰累？”各督抚纷纷致电军机处，表示地方财政困难，无力接济练兵经费，“请代奏另筹善法”。为此，清廷多次向督抚发布密谕，称日俄在东北交战，“近畿一带，非有数支劲旅，难期巩固”；又说，练兵筹饷实刻不容缓，故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先顾根本，希望各督抚联为一气，设法接济朝廷。语气之中，三分恐吓，三分哀求，四分委屈。然而，各省对中央筹款一事依然敷衍。其中，魏光焘尤其不配合，以江南富庶之地，仅仅筹集了21万两白银供练饷之需。而且，他认为新军制度非旦夕可成，力主保留湘勇旧制，还派亲信回湖南增募湘军，在北洋新军之外独树一帜。这直接打了练兵处的脸。湘系不削，中央集权几乎是妄想。难怪清廷一听江南制造局要迁移，便急迫地派铁良南巡去了。![]()
铁良，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他自幼“究心经世之学，尤致力治赋、治军二者”，凭借才学一步一个脚印升迁上来，官至兵部左侍郎、练兵处襄办。辜鸿铭称赞他是“精神的独眼巨人——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一种公正的力量”。美国驻南京副领事认为他是一位能干、头脑清楚、聪明敏锐、性格果断的强势官员。派他南下，可见清廷筹饷练兵、中央集权的决心。离开北京前，铁良曾与徐世昌连夜久谈。出发后，先“取道天津”，与袁世凯商议了一番，再乘轮南下。这意味着，清廷与北洋系的利益其实是牢牢绑在一起的。张之洞从一开始得知铁良南下的消息，就完全明白朝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铁良离京六天之后，他便急电户部新任尚书赵尔巽，打听铁良南来筹款的数量。几天之后，他又提醒魏光焘：“总之，非力筹巨款，断难了局。”张之洞的应对是，先预备好一笔款，避免与铁良过多纠缠。他一共筹出58万两白银，准备用来堵住朝廷的嘴。魏光焘也如临大敌，立马裁撤江楚编译局、官书局、江南派办处和金陵马路工程局，节省经费。同时，叮嘱江宁、苏州、安徽、江西各处做好准备，假造清册，弥补亏空。然而，一场针对他的阴谋早已降临。就在铁良抵达上海的前一天，掌江西道监察御史周树模突然上奏，严厉参劾魏光焘。周树模称，魏光焘主政期间庸碌无为，大小事务均推给幕僚，导致百弊丛生，实在难以胜任江督之位。言辞如此激烈，必欲扳倒魏光焘而后止。随后，与袁世凯交好的军机大臣奕劻入宫值班，处理事务——清廷最终决定魏光焘与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对调。李兴锐也是湘人，当时已年近八旬，老态尽显。到任仅一月有余，就溘然长逝了。最后，两江总督之位交给了山东巡抚周馥。魏光焘的去职，标志着湘军盘踞江南40余年的历史正式终结。南北派系的平衡也被打破，旭日东升的北洋集团得以将权力触手伸向东南各省。周馥一上任，就与袁世凯达成共识，南北洋海军应合为一队，归一将统率。他向朝廷推荐北洋海军将领叶祖珪作为南洋海军的统帅，“拟将南洋各兵舰归并该提督统领，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均归其一手调度”。另外，叶祖珪可以撤换表现不好的官员，调用北洋军官。这其实相当于将南洋海军交由北洋统一指挥。湘军旧部，或被裁撤，或被改编。原本，江南有陆军共七十营旗，合兵勇三万八百余人。周馥上任后一改“湘军居其九，淮军居其一”的江南旧制，先后遣散了一万余人，并按照北洋模式编练了一万余新军。同时，周馥将大批官员革职，并从北洋大量调人，加以重用。周馥为练兵处筹措经费，也比魏光焘积极得多。1904年魏光焘供给练兵处85万两白银，而1905年周馥则交付了161万两白银，几乎是前者的两倍。当时，江南流行一首《南京白字诗》，嘲笑周馥极力联络北洋，诗中云：“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北洋。”![]()
1904年8月29日，铁良到达上海，考察江苏。12月9日离开南京，往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五省考察。至1905年2月16日，从郑州乘火车返京。这趟旅程，前后历时近半年，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呢？首先是考察江南制造局的搬迁问题，这毕竟是朝廷派铁良南下的由头。铁良多次进出制造局，还特意到安徽湾沚、江西萍乡考察。回京之后，他呈上一篇长达数千言的奏折，说上海地处 “江海要冲，吴淞口内外各国兵轮不时萃集”，安全形势堪忧，表示设新厂之举刻不容缓。方案一为“统筹全局办法”：在萍乡建设南厂，经费主要为江南制造局每年节存的70万两，并由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协济；在直隶、河南或山西择地建设北厂，经费由南方八省土膏统捐项下动支；以湖北兵工厂为中厂，辅助南、北厂之不足。方案二为“变通办法”：于江北一带择南北适中之地建厂，将新厂经费650万两全数投入，速成一大型兵工厂，待日后条件成熟再议建设南方和中部军事工厂。这两种办法都是从南方各省攫取经费，以供北厂之用。很明显，铁良的真实考虑不在于军工厂的发展，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图谋：逆转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趋势，重新确立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奏上达后，很快交由政务处、练兵处商议。期间，张之洞致电铁良，赞同“统筹全局办法”，反对“变通办法”。他说：“若辍南厂不办，移款以供北厂之用，北厂专供北五省，犹恐未足，岂能兼顾淮南？”形势逼迫，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练兵处、政务处商议之后，为平衡南方利益，不再提“变通方法”，而是主张将江南制造局拟节余款项每年70万两，划归北厂开办经费。![]()
他刚到上海就对江南制造局连发数道札文，要求将历年收支查明，且很快就提取了其中库存的80万两白银。在江苏，铁良清查账册，发现了大批未报部的款项，数额达到惊人的600余万两。他大手一挥，能拿的都拿走，包括支应局提款14万两以上，筹防局提款36万两，厘捐局提款11万两以上，江海关提款约16万两，铜圆局提款约20万两，筹防局及铜圆局又提5万两，合计达102万两。铁良查账，无疑给南方督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各省不得不响应中央筹款的号召，以避免更多的搜求。到1905年4月，户部先后收到各省解交到部的练兵经费600万两。此外，铁良还盯上了地方的“土膏捐”。土膏即鸦片，鸦片消费数额巨大，南方各省能从土膏税中获取大量经费，用以练兵、赔款和新政。铁良于1904年12月向朝廷上了一折，将原为鄂、湘、皖、赣合办的土膏捐税收归中央，并推广至滇、苏、粤、桂四省，名曰“统捐”，由户部派人统一抽收。朝廷看见这一方案，立马明白其中的财政潜力，要求财政处和户部从速处理，将土膏税划归为中央的练兵费用。地方自然不愿意。张之洞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商议土膏统捐时，极力强调举办的难度，他说：“缉私万难，扰民太甚。前两年，朱道创此议，鄙人集众官筹议两个月，实无办法。商、民愤怨愁叹，乃改为就土征膏，即现在办法也。”意思是，地方征收土膏税乃是应对鸦片缉私困境的无奈之举，本意不是为了地方创收，希望朝廷多方斟酌，不要草率将其“制度化”。《申报》也评论说：“是统捐之设为练兵而设也，然则当局者必望收数愈多则练兵之费愈充，岂知练兵之费愈充而国民愈弱乎？收数愈多则吸烟者愈众，吸烟者愈众则人种愈弱，人种愈弱则兵气愈不振，岂非膏捐与练兵适相反对之时欤？”然而，中央铁了心要收紧财权，割肉是一定的，就看割多割少了。权衡之下，张之洞只有一策，即由湖北方面保举督办土膏统捐大臣，以求捍卫地方利益。张之洞推荐的人选是自己的门生、即将赴任贵州巡抚的的柯逢时。柯逢时对地方多有让步，努力减少地方上缴的款项。按他的办法，丰年可得银200万两。然而，这远远不是清廷期望的数目。1906年，财政处和户部确立了极高的税率，据美国学者魏尔特估计，清朝能得到5200万两，其中3100万两回流到各省。更为重要的是，此例一开，地方财政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此后，诸如盐税、铸币余利等多项财源，也被中央以“统办”的形式拿走。各督抚也不是没有反击的办法，他们叫苦连连，联合起来制造声势，给朝廷施加压力。这使得清廷于1904年10月底连颁两道上谕，一道说“闻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另一道则令铁良“即行回京复命”，停止查账。这表明，清廷并无十足的决心和能力整顿地方，一旦筹得款项，能够短暂应付局面，便将中央集权的触须缩了回来。铁良南下，与其说是硬刚，不如说是一种试探。![]()
清廷颁布召回谕旨后，铁良转向军事考察，督促各地新军统一制度。铁良校阅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军队，查阅了营务、炮台、武备、学堂的情形。经其巡查，湖北常备军最优，河南、江宁、江西常备军粗有可观，苏州、安徽续备各军及江南护军四旗、新湘五旗最为废弛。之后，清廷明发上谕，除褒奖张之洞外，痛斥其余地方督抚练兵未见成效，严惩了一批军事官员。这其中，也有笼络张之洞的意思。张之洞领会上意，向铁良致谢，并承诺遵照练兵处章程练新军。敲山震虎之后，练兵处实质上确立了其在军事改革中的主导权。铁良南下，本意是重建中央权威，但最大的赢家其实是袁世凯。练兵经费大半被北洋六镇所得。袁世凯的姻亲周馥调任两江总督，行南北合一之策，紧接着袁世凯的心腹刘永庆又得江北提督之职，北洋势力急剧扩张。当然，朝廷不可能无视北洋势力的膨胀。慈禧特别选定铁良南下，就是有意安插一枚比较关键的棋子。此事之后，铁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新星，旋擢兵部尚书，并参枢机，还获得了在西苑门内和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等到东南各省安分下来，朝廷便要放开手脚来对付袁世凯了。![]()
铁良南下之时，还发生了一些插曲。这些插曲的出现，意味着清末权力格局最重要的变异，并不是发生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新政开始之后，读书人流露出一种普遍的不满，觉得改革的步伐过于敷衍拖沓，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以挽救中国之危亡。日俄战争让人们看到了某种希望，立宪的呼声越来越大。而张謇便是核心人物之一。![]()
张謇四十二岁中状元，官不过从五品，其名位虽然不高，但是“倾动公卿已久”，在甲午年间甚至能以一己之识影响翁同龢的决断。当时，张謇一力主战：“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到了1901年，张謇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在《变法平议》中提出“置议政院”的主张。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对明治维新的成果赞叹有加。那年除夕，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他认为，日本的国土面积虽然只有南洋（指今江苏省以南的沿海地区，包括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一半那么大，但发展实业和教育仅三十年，便跃升为强国，而南洋则被束缚了手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根本原因在于，清朝专制，日本行宪政。这么重要的事，竟然没有人告诉皇上。于是，他决定要让“圣主”知道立宪的重要性。1904 年，张謇翻译的《日本宪法》出版。他有一位好友赵凤昌，系张之洞的幕僚，帮助他刊印书籍。赵凤昌认识一个叫做赵小山的人，在内务府任职，遂给赵小山寄了12册《日本宪法》，赵小山将书带到了内廷。据张謇回忆，慈禧太后看了这本书之后，在召见军机大臣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句: “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军机大臣毫无宪法知识，不知如何应对，只能赶紧补课，派人购买宪法类书籍，还找到了赵凤昌头上。清末的官员，从上至下，西学都不精深，许多奏折、章程实际出自幕僚、名士，甚至流亡海外之人。当时政坛有这么一则趣事：法部与大理院常常争论各自的权限，又无精妙的主张，于是都找到朝廷重犯梁启超头上，请他撰写公函。这番“左右互搏”的场面尤为可笑，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官场中人已经出现集体不自信的情况。在日益趋新的环境下，他们既不敢用旧道理，又不能通新道理，四顾茫然。这样，有识之士便可以借助舆论，使得在位官员接受某一种思路，进而影响朝廷的决策。张謇的设想是，通过名士和幕僚，说服并串联几省督抚，由他们赞成立宪，再上达天听。于是，他亲自拜访张之洞、魏光焘，想要推动立宪，为其拟写立宪奏疏。张之洞虽然赞成，但是不敢单独上奏，要求此事要与袁世凯达成一致。张謇只好硬着头皮，给好多年未通音讯的袁世凯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期间，他听说南京正在“议宪法”，非常生气，担心朝廷提前知晓此事，产生怀疑，于是跟各报馆打招呼，请他们不要乱说话，免得坏了好事。后来，张謇拜访恩师翁同龢，谈了两次。这位老人遭贬后一直蛰伏在家，却十分赞成立宪。他又找到了罗振玉和杨士琦，一个是粤督岑春煊的教育顾问，一个是直督袁世凯的亲信。![]()
当时，张謇翻译的《宪法义解》也在印制中，这是伊藤博文的作品。张謇多次向赵凤昌催问该书印制的进程，同时还问道：“直、粤有何消息？”可惜的是，袁世凯意存观望，接到信后答复张謇说：“尚须缓以俟时。”通过督抚之口“为圣主告”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恰在这时，铁良南下。张謇在南京第一次见到铁良，“闻其言论甚明爽，不减陶斋（端方），而凝重过之”。之后，他将《宪法义解》的印本送给铁良，还一起讨论宪法问题。两人因此结交，1905—1906年之间的联络相对频繁。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张謇认为此事能成有他一份功劳。他回忆道：“先是铁良、徐世昌辈于宪法亦粗有讨论，端方入朝召见时又反复言之，载振又为之助，太后意颇觉悟，故有五大臣之命。”考虑到铁良正是慈禧太后精心栽培的政治要角，他对于立宪的支持应能说动慈禧，开启宪政改革之门。张謇属于地方实力派人物，制造舆论是为了打动掌权者；而另一波人要打动的却是世间之众人。铁良南下时，一批士子、留学生，以报刊为阵地，以笔为刀剑，掀起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骂战。铁良还未南行前，舆论分析其宗旨是为了中央集权，并警告道：“权之所在，即怨之所归。”朝廷通过筹款练兵以集权中央，将会对中国元气造成莫大的伤害。其中，革命党人的报刊将矛头直指满汉矛盾，说铁良南下就是要压制汉人。在上海创办的《大陆》杂志骂道：“其搜索此财之结果，于我汉人之生命已绝一半，于满人则不过供老妓颐和园之行乐。”将慈禧称为“老妓”，可谓是胆大包天。铁良刚到上海不久就提取了江南制造局的80万两白银，《杭州白话报》发表时事评论说：“钦差大臣铁良到上海以后，便把制造局存留的银子八十万提去，从此以后，到一处刮削一处。浙江抚台恐怕他又要到浙江来，先打电报去，说我们浙江，准定每年认定缴银子九十万两，充做北京的练兵经费。唉! 你们试想，浙江大赔款一年要解一百四十万，现在忽然又添只许多，这不是百姓点点滴滴的膏血，是谁的膏血呢？”鼓吹革命的《中国白话报》则称：“这钦差若果是个汉人，他的良心究竟未死，还能够袒护我们百姓，不致尽情搜刮。这清国皇太后早虑到此层，所以特地派个满洲人，名叫铁良到南边来。”在舆论场，知识人岿然居于天下之中心，上可对抗庙堂，下可启蒙大众。官方虽然也有喉舌，但其报刊多刊登奏折、谕旨，不如民间报刊有吸引力。朝廷仍然拥有权力，但权威则转移到了另一群人手里。因此，报刊敢肆无忌惮地责难、嘲讽、造谣清廷。有人说铁良搜罗字画，不遗余力，以至于回京的行李之多，“二十墩之火车九辆，犹不能容”。又传他的随员大肆抢劫，甚至动手打伤地方官员。报纸的伸张有一个不小的隐患，即报纸背后的人只是一群被认为是了解新事物的人，他们的西学知识可能比官员高，但也高不到哪里去。只是因为他们能说话，又敢说话，才形成了所谓的舆论。一旦信口开河，便成英雄欺人。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曾叙述西方的情景：“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象、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乐）至数百万人者。”这番描述，夸张至极。以至于后来梁启超回忆此前所作文章，“辄欲作呕，复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背也”。历朝历代都有清议误国之事。然而，舆论崩坏至清末民初这番场面，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无不精通过度渲染和放手虚构的本事，甚至自身主义的一贯性，都很难坚守住。他们自己就没想明白很多事，却为了改变现状，不得不鼓荡社会、吹动人心。清议影响的是庙堂，错了还可以再改；报纸牵动的却是芸芸众生，变了就很难复原。操弄真相的舆论终究会变成不可相信的舆论，这样的舆论除了沦为工具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对清廷而言，“富强”从权宜之计逐渐走向制度化。不过，即便它能变成一个富强的政府，国家内部已是四分五裂、千疮百孔了。无论是“务虚名而忘实祸”，还是担恶名而解危急，都太迟了。不用多少年，追求富强的中国依然会存在，但是大清国一定不会存在了。铁良南下时，迎接他的不只有批判的武器，还有武器的“批判”。得知消息，王汉、刘静庵和胡瑛三人密谋暗杀铁良。临行前，王汉给妻子留下一首诗：“未知此去何时会？生死人间一寸心。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1905年2月，王汉与胡瑛二人结伴，由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上车，跟踪铁良北返的专列。火车到了彰德，铁良乘轿进城，王汉只身奔向铁良轿前，连开三枪，未能击中铁良。事发后，清兵四面合围，王汉害怕落于敌手，投路旁水井自尽。王汉之死，彰显了清廷与民间的深刻裂痕。当越来越多的革命者不惜以血肉之躯的代价对在位官员进行肉体消灭时，恐怖的氛围已经笼罩着整个王朝的天空：血性不可抑制，暴力将迎来狂欢。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推荐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袁为鹏：《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之调整——以江南制造局迁建为例》，《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
韩策：《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
刘增合：《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宫玉振：《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
王悦：《铁良南下的棱镜: 对清末政局的多面透视》，《史林》，2016年第4期
彭剑：《1904年张謇推动清廷立宪的努力》，《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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