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任皇帝，宣德十年（1435）正月登极。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军俘虏，景泰元年（1450）“回銮”后又被景帝软禁于南宫近七年。天顺元年（1457）通过“夺门之变”复辟。天顺八年（1464）正月驾崩。
自清乾隆朝以降，英宗长期被史学界认定为昏君。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论述，“成化初给了他一个‘英宗’的庙号，既是为了圆他的英主梦，其中也不乏讥讽之意。”这等于替明廷预设了英宗是昏君的思维立场。然而事实上，将英宗塑造为英主是成化朝一项郑重其事的“国家工程”。除上述“英宗”庙号外，这主要体现在当时最重要的官修史书《明英宗实录》中。该书对英宗进行了全方位美化，其卷末《论赞》罗列英宗诸多美德善政，如英明神武、励精图治、惩治贪污、保民爱众、躬行节俭、祭祀虔诚、孝养太后、友爱兄弟、与钱皇后相敬如宾、以礼法绳治宗室外戚、复废后胡氏位号、释放建庶人（按：建文帝少子朱文圭）等。正文则重点将英宗塑造成一位乾纲独断、英明睿智、英勇卫国的君主。
（一）乾纲独断。英宗曾自我标榜：“朝廷一切赏罚予夺，皆朕遵依祖宗成法亲自处决，何尝出于臣下？”《明英宗实录》正是按照这一原则书写史事的，且尚有超越之处。英宗即位时不满八岁，直至正统六年（1441）才开始亲政。此前朝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居中主持，“三杨”等大臣在外辅佐，宦官王振凭借与英宗自幼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也在正统朝拥有极大权势。然而《明英宗实录》文本给人的感觉却是英宗即位之初便独自决断朝政，“三杨”等文武重臣只是秉命行事，而张太后与王振甚至极少参预政事。该书有关张太后生前的记载只有五十五条，其中绝大多数是与实际政务无关的礼仪活动，仅有的两条张太后参预朝政的记录，一是告诫其兄彭城伯张昶、都督张升“凡有政议，悉勿与”；一条是拒绝大学士杨士奇关于“（张升）与议军国重事”的奏请。与张太后情况相似，该书在“土木之变”前的叙事中也刻意淡化王振存在的痕迹。例如，明军征讨麓川出自王振倡议，该书不载；翰林院侍讲学士刘球因上疏反对王振专权而被杀，该书不提刘球死因；内使张环、顾忠因写匿名诽谤信被杀，据王世贞考证，张环、顾忠“所诽谤者王振也，磔之者亦王振也。”该书对此只字不提。张太后是备受明人赞誉的“贤后”，王振则是明人极力抨击的“权奸”，《明英宗实录》淡化两人的存在，自然不是有意遮掩前者之贤与后者之奸，而是为塑造英宗乾纲独断的形象。
（二）英明睿智。《明英宗实录》努力刻画英宗英明睿智的形象，为此采取了两种书写策略。其一，英宗对内外事务的了解需要借助于文、武、宦官等臣僚，但《明英宗实录》经常在叙事中写成英宗个人圣明烛照、洞悉奸弊。这既包括内廷，如英宗谴责宦官“不遵法度”的种种行为，“或因公务营干己私”、“或徇亲情请求，嘱托公事”、“或借拨军夫役使”，导致“所司挪移选法，出入刑名，重劳军民，妨废公道”。他要求宦官们从此洗心革面，否则“必罪不宥”。也包括外朝，如镇守宣府中官韩政、阮鸾等人诬告大将杨洪，英宗不待奏报便斥责二人“交接群小，陷害忠良”，命他们将“平日与尔造谋生事之人械送京师”。其二，以臣下的愚昧迷信反衬英宗的聪慧明智。正统六年爆发旱灾、蝗灾，四朝老臣、礼部尚书胡濙请令大臣祈祷弭灾，英宗却指出：“应天以实，不以文。今上天降灾，在修德以弭之，岂区区祷祠所免也？不必行。”云南布政司晋宁州学正杨茂上奏本州“有大树颇神异，居人因之祈祷辄应，因号为‘塔墩圣母’，目其树为神树”，更神奇的是这株大树“内有神像戴冠执简，容貌如画人”，请求朝廷为大树“加封号”。对这种怪力乱神之举，英宗的回复是“淫祀邀福非礼也，其止勿听”。
（三）英勇卫国。“土木之变”是明朝开国以来对外征战中最大的军事灾难。《明英宗实录》讳过扬功，虚构英宗英勇卫国的光辉形象，将丧师辱国的责任全部推给王振。该书卷首载，“及（英宗）能言时，宣宗皇帝抱置膝上……问：‘有干国之纪者，敢亲总六师往正其罪乎？’曰：‘敢。’答应之际，音响洪亮，神采英毅，无所疑虑。”试问一个婴儿岂能有此心智？这显然是在预先将英宗亲征瓦剌之举定性为保家卫国。英宗被俘后，也先企图利用他叫开宣府、大同城门，不果，后来又欲“复立爷爷做皇帝”。不管英宗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这终究对其形象不利。《明英宗实录》于是对上述史料一概摒弃不载，反而着力虚构英宗舍身为国。“上皇在虏营，令袁彬写书遣人赍回与皇帝并文武群臣：‘以祖宗社稷为重，用心操练军马，谨守城池，不必顾虑，朕身自有归日也。’”且不论英宗是否有此勇气，试问他如何能在也先的严密监控下投书明廷？关于《明英宗实录》如何诿过王振，罗冬阳已详论之，兹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该书在王振的书写上采取了双重标准：当需要彰显英宗乾纲独断时，该书几乎难寻王振踪迹；而当需要推卸英宗丧师辱国的责任时，王振却忽然以一副骄横跋扈、权倾人主的形象频繁出场。
除官修史书《明英宗实录》外，明代前期私修史书也对英宗极尽赞美之能事，其用词甚至较官修史书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与此同时某些间接批评英宗的言论亦在其中悄然出现。从正德朝开始，私修史书对英宗的批评更由间接转为直接，其结果就是将英宗塑造为功过参半的中主。清初，官方与明遗民等修史主体评价英宗时都沿用了中主说，但英宗形象呈现出恶化趋势。
明代私修史书对英宗的间接批评源于对宦官王振的抨击。这最早出现在“土木之变”后百官弹劾王振的奏章与李贤所撰《天顺日录》中。上述奏章内有“（王振）逼胁圣驾亲征……皇上畏其强愎不臣，不得已而强行”等文字。百官本意是批判王振专权跋扈，但在客观上将英宗刻画成受“权阉”摆布的暗弱皇帝，亲征瓦剌也被描述成受胁迫的无奈之举。《明英宗实录》史官应当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正文叙事中将“逼胁圣驾亲征”改为“王振实劝成于内”。不过“挟帝亲征说”却被后来的史书广泛征引，英宗懦弱无能的形象由此深入人心。又，《天顺日录》载：
大抵正统数年，天下休息，皆张太后之力……且政在台阁，委任三杨……太监王振虽欲专而不敢也……正统六、七年以后，张太后崩，三杨相继而亡，进退天下人才之权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
李贤将正统朝一分为二，指出前期“天下休息”的原因在于张太后、三杨主持政务；后期“邪正倒置”则是因为张太后、“三杨”相继亡故，王振乘机专权。正统朝前期英宗尚未亲政，李贤对正统朝后期的批判也就暗含了否定英宗整个正统朝施政的意味。这成为后世重塑英宗形象的重要参考。此后，私修史书对王振的丑化愈演愈烈，英宗形象也随之一损俱损。在这些“层累造成”的王振专权故事中，影响最大、损害英宗形象最严重地是所谓“王振预宴”故事：
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虽宠，不预外廷之宴。是日，上使人视王先生何为。振方大怒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人复命，上为戚然。乃命东华开中门由以出入……百官皆候拜，振始悦。
《明史纪事本末》对此评价道：“此何异哀宠董贤，愿让天下；僖呼阿父，遂作门生者与？”
随着量变积累成为质变，从正德朝开始，明人的批判矛头逐渐指向英宗本人，后者被塑造为功过参半的中主。此种中主叙事最早出现于祝允明所撰《前闻记》中：
抑伏观英庙，以一人之身，而天顺中行事与正统中大径庭，何也？盖英庙初以幼冲嗣位，生长深宫，未谙世故，以故王振得以擅权误国，天下几危。及北狩逾年而归，于是艰难险阻备尝之矣，人之情伪悉知之矣。暨复登大宝，遂躬亲政务，屏远权奸，精明之治，光于祖考。
祝允明一方面否定英宗正统朝的施政，批评他宠信“奸佞”王振，终至酿成“土木之变”几乎亡国的惨祸。绝口不提该时期内英宗赈灾济民等善政；另一方面则肯定英宗天顺朝的施政，歌颂他在国政上励精图治。对该时期英宗杀害于谦、纵容锦衣卫官校乱政扰民等恶行讳莫如深。这样，祝允明就将英宗重塑为功过参半的中主。陈建将祝允明上述评论一字不动地搬入其所撰《皇明通纪》一书中。《皇明通纪》在明代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英宗的中主形象因之得到明代史家的广泛认可与引述。
清初近百年间（1645—1739）是明史著作修纂的高峰期。其中官方修史成果有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明史稿》、武英殿本《明史》等；明遗民修史成果有谈迁《国榷》、査继佐《罪惟录》、张岱《石匮书》等；入仕清朝的汉族官僚修史成果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傅维鳞《明书》等。这些史书对英宗的评价沿用中主说，但大都提高了批判语调，惟在表现形式上有明显与隐晦之别。其明显者如《国榷》：
英庙狃治平之后，海内富庶，文恬武嬉，首事麓川，继以北伐……岂知鱼溃兽骇，为晋宋蹈亡哉？……（复辟之后）权不自制，骄及勋阉，石亨几骖乘之诛，吉祥同甘露之逆，始躬决庶政，旁求耆宿，夙兴夕惕，盖无日忘穹庐南城时也。
谈迁除指责英宗在正统朝宠信王振外，又进而批评其在天顺朝宠信曹吉祥、石亨，终至酿成“曹石之变”。但仍然肯定英宗平定“曹石之变”后励精求治。其隐晦者如武英殿本《明史》：
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濙、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独以王振擅权开衅，遂至乘舆播迁。乃复辟而后，犹追念不已，抑何惑溺之深也？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
从表面上看，该书对英宗的评价似与明中后期私修史书并无不同。细绎之则不然。这段赞语先是批判英宗在正统朝宠信王振，以致后者“擅权开衅……乘舆播迁”，而后又批评英宗复辟后执迷不悟“追念”王振，最后在并未提供任何实证的情况下僵硬给出“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的断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勉强之意。其所褒扬的英宗“盛德”只有“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等三件与国政无关的家事。
明代宦官集团是与文官集团并立的两大政治集团，其参与朝政范围之深、之广为历代所不及，这不能不引起明代士大夫的强烈不满。在这种背景下，被视为宦官专权始作俑者的王振持续受到明人的猛烈抨击。与王振关系紧密的英宗随之受到牵连，《明英宗实录》所塑造的英宗的英主形象逐渐瓦解。然而明代士大夫对英宗的批评仅限于其宠信王振，对于英宗在天顺朝杀害于谦等恶行则视而不见，反而称赞他在该时期信任文官、励精图治。由此可见明代士大夫重塑英宗形象的主要原因是打击宦官、标榜自我。明遗民将宦官专权视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对英宗抱有一种半是追思、半是责备的复杂情感。因此他们虽延续了对英宗的中主定性，但加重了批判语调。清初统治尚未巩固，出于笼络汉人臣民的考量，清廷在编撰明史与自身关联不大的内容时会尽量吸纳遗民的史学观点，其批评英宗的口吻甚至比明遗民更加委婉。
到乾隆朝，清廷统治达到鼎盛，其评价明朝皇帝已不再有何顾忌。同时在“文字狱”的高压下，“私家明史学……降至极点”，官修明史获得了垄断地位。以“历史判官”自居的清高宗接连下诏编纂、重修了多部通史或明史著作，主要作品包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库全书本《明史》等。这些史书秉承清高宗意旨，对多位明朝皇帝进行了重新评价，其中就包括英宗，他被定性为始终昏聩、大权旁落的昏君。
清高宗除批判英宗宠信王振外，还抨击其在天顺朝放纵曹吉祥、石亨专擅权柄：“曹、石皆以倖功于宠，渐至威福自专。英宗虽厌其骄横，而不能制，已为优柔寡断。且令亨叔侄表里握兵柄，吉祥屡出监军，遂使将半私门、家多藏甲，几于教猱升木，酿祸尤深矣。”最后甚至认为英宗释放建庶人、罢宫妃殉葬等善举也不值一提。“英宗失德处不可枚举，史臣乃称其释建庶人、罢宫妃殉葬为可法后世。夫释建庶人何关政教？而宫人殉葬，自是乱政，罢之宜耳。然岂足为盛德哉？”可见清高宗批判英宗，从时间上已然扩展到其整个统治时期，从内容上则不但否定其“公德”，对其私德亦不屑一顾。有趣的是，尽管清高宗否定英宗如此彻底，当英宗与其兄弟、臣僚发生冲突时，清高宗却总是站在英宗一边。景帝、于谦等人被士大夫视为勘难保邦的英主、功臣。然而在清高宗眼中，“景泰得位，迹同窃取”；于谦“社稷为重”之言大逆不道，“意欲之狱亦有由来”；大同守将郭登拒绝开城门迎纳英宗，“拒君实无可逃罪”。
清高宗塑造出来的英宗昏君形象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可。清朝史家自不必说，近现代孟森、吕思勉、王桐龄、范文澜等史学大家也对此表示赞同。当代朱绍侯将英宗打入《昏君传》中，吴琦、赵秀丽则将英宗列为“问题皇帝”。
在极端推崇君主独裁统治的清高宗看来，纵容臣下“作威作福”、“优柔寡断”的英宗无疑是彻头彻尾的昏君。表面上看来，清高宗否定英宗与明代士大夫一脉相承，然而两者的内在学术理路却并不相同。对于英宗宠信宦官，明代士大夫是出于维护文官集团权威的目的加以批判，而清高宗在意的则是皇帝“威福下移”、大权旁落的潜在危险。至于英宗在天顺朝信任李贤等文官，明代士大夫极力赞美，清高宗却并不在意。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涉及到君臣冲突时，清高宗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眼中的昏君一边，责难“戡难救邦”之主景帝与“救时良相”于谦了。
当代有多位明史专家提出了清廷为抬高自身而刻意贬低明朝的观点。从明朝皇帝形象变迁这一案例出发，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基于维护皇权的立场，清廷对某些明朝皇帝给予热烈赞美，甚至出现了清廷出面反对明遗民批判明朝皇帝的现象。明朝遗民“着眼于明亡的教训”，对多数皇帝都提出严厉批评。黄宗羲尤其不满明太祖“废相”，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这种风气也蔓延进入清廷开设的明史馆中，清圣祖对此不以为然：“（馆臣）于洪武、宣德本纪，訾议甚多，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其后成书的武英殿本《明史》果然遵照旨意，极力“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明太祖更是备受继承明代君主独裁体制的清朝皇帝的推崇，如清世祖认为“历代贤君，莫若洪武”，清圣祖为明孝陵题写匾额“治隆唐宋”，武英殿本《明史》歌颂明太祖“以聪明神武之姿，抱济世安民之志……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清朝历代皇帝对明太祖的推崇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不可否认，从清初到乾隆朝，明代多位皇帝形象呈恶化趋势。除英宗外，对比殿本《明史》与四库本《明史》的本纪论赞，成祖、宪宗、武宗、穆宗等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贬抑。但正如英宗一样，这是明清两朝史籍长期演化的结果，并非清高宗一时心血来潮。此外，如前所述，殿本《明史》对某些明朝皇帝的评价明显偏高，四库本《明史》的修改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史实。
第三，清高宗批评明朝皇帝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皇权统治而非诋毁其本人。他评价宪宗道：“不鉴土木之失柄，用汪直，威福下移。”评价武宗道：“万几坐旷，大柄潜移……纪纲废坠，中外寒心。”评价穆宗道：“柄臣相轧……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结合此前英宗的案例，不难发现，清高宗对明代列帝的所有批评都是说他们大权旁落、威福下移。但也正如清高宗此前为袒护英宗而批判景帝、于谦一样，当明代列帝与其臣僚发生冲突时，清高宗每每旗帜鲜明地站在皇权立场上维护列帝。
综上所述，明清史籍中的英宗形象由英主变为中主、再变为昏君，呈现出不断恶化之势。究其原因，首先是学者尊重客观史实。秉笔直书是传统史家的基本职业素养，而《明英宗实录》过分美化英宗是显而易见的。但促使明清史籍重塑英宗形象的主要推动力是不同修史主体的政治需要。明代士大夫基于打击宦官专权、扩张自身权力的愿望而将英宗重塑为功过参半的中主；明朝遗民及前期清帝国出于不同考量维持了英宗的中主评价，但英宗形象有所恶化；清高宗出于维护绝对皇权统治的目的而将英宗形象定型为彻头彻尾的昏君。同样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清廷对明朝皇帝既有赞美也有批评，所谓“清廷诋毁明朝说”在这一点上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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