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掌权:高平陵之变后的血腥屠戮

文化   2024-11-01 20:30   浙江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因曹爽放弃抵抗而很快获得成功。接下来,如何处置曹爽兄弟及何晏等曹氏党羽,便成为引人注目的时局焦点。司马懿针对曹爽发动政变,其理由在他上齐王芳的奏疏里讲得很清楚: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结党营私;齐王“但为寄坐”,不安于位;司马懿本人受明帝顾命重托,有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为:罢除曹爽及其弟羲、训吏兵,以侯就第。这个方案在曹爽放弃抵抗后得到实施。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结。据《三国志》卷九《曹爽传》记载:


初,张当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疑其有奸,收当治罪。当陈爽与晏等阴谋反逆,并先习兵,须三月中欲发,于是收晏等下狱。……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黄门张当是曹爽安置在宫中的亲信,被曹爽授为都监,曾私出掖庭才人十余人与曹爽为伎人。司马懿在奏疏里指控曹爽,其中一项为张当与曹爽“专共交关,看察至尊,候伺神器,离间二宫(指齐王芳、郭太后),伤害骨肉”,此人与曹爽关系颇深。司马懿以张当为突破口,炮制出所谓曹爽与何晏等“阴谋反逆”的大罪,于是诛杀曹爽兄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夷灭三族。这实在是一桩骇人听闻的血腥巨案,也是自司马懿政变成功后政局的一次不小变动。历来政治斗争的法则为“成王败寇”,司马懿惩治曹爽一党,本不足为怪。问题在于,当初司马懿向曹爽发难,尽管数列了曹爽的种种“劣迹”,包括“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候伺神器”一类的严厉指控,但并无确切证据指控曹爽“阴谋反逆”。同时据《曹爽传》注引《世语》记载:


宣王(司马懿)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

司马懿对曹爽许诺“唯免官而已”,是由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太尉蒋济等人公开宣示的,又以洛水为誓,不可谓不郑重,曹爽本人对此并无太多疑虑,因而有“我不失作富家翁”之语,束手放弃抵抗。司马懿的承诺,是瓦解曹爽的意志而迅速平息事态的重要诱因。由上述情况可知,司马懿对曹爽兄弟及其党羽所作的最终处置,较之政变时在定罪和惩治两方面均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尽管这无关曹爽集团倾覆和司马懿得势的大局,但对今后政局的走向将产生极大影响,而这种处置本身,也正是判断司马懿政变的性质之关键。


司马懿诛杀曹爽后,蜀汉大将军费祎曾设甲乙论“平其是非”,其结论是“爽无大恶”。费祎认为:“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曹真)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这是当时局外人的看法,当属公允。在曹魏政权内部,蒋济曾抨击曹氏党羽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又附从司马懿参与了政变。但在决定如何处置曹爽等人时,他却力主“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曹爽等伏诛后,蒋济拒绝晋爵增封,并上疏自绝于司马氏。当司马氏党羽无不为诛除曹爽集团而弹冠相庆,纷纷加官晋爵增封之际,蒋济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蒋济举动异常,在于他从司马懿肆意剪除曹魏皇室宗子枝属的行动中,察觉出司马懿夺权篡国的野心,而不再认为司马懿政变是简单的政争行为。本章开头所述夏侯霸认为司马懿“自当作家门”,也应是有鉴于此。关于司马懿屠戮曹爽一党,《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述道:“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这是把司马懿屠戮曹爽一党与司马氏最终迁移魏鼎联系起来,认为两者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同纪还记载说:


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王导向晋明帝讲述的司马懿“创业之始”,据文意即司马懿政变夺权和屠戮曹爽一党之事,此事按性质可与司马昭当政时弑杀高贵乡公曹髦并为一案。可见在晋代人心目中,司马氏正是以屠戮曹爽一党作为其“创业”之第一步的,而身为司马氏后裔的晋明帝,对此也不免感到震惊和惭愧。

司马懿作为魏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品格不断地受到后人谴责,在此不拟深论。我们关注的是,司马懿违背承诺,制造罪名,大肆诛杀曹爽兄弟及其党羽,究竟对曹魏政局的走向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司马懿肆行屠戮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以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四月改元,249)正月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颍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乐亭侯,伦安乐亭侯”。在首尾仅一年的时间里,司马懿的权威大为增长。增封邑,封子弟,增置僚属并可荐举升迁,乃是张其权势;奏事不名,朝会不拜,增官骑、鼓吹等,为崇其位望。撇开这些不论,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之礼、立祖庙于洛阳等三项,实是颇有深意。首先,三公制度作为法定的宰相制度,自东汉以来沿用已久,丞相、相国虽是秦和西汉前期曾经有过的宰相官职,在汉魏之际却是异事。一般认为,此际的丞相、相国“多非寻常人臣之职”,曹操和比他更早的董卓,就曾分别以丞相、相国独擅朝政。其次,九锡之礼是用以表彰殊勋的,为历代异事,最近的则有曹操晋爵魏公而加九锡。司马懿一旦诛除曹爽,便有丞相、九锡之授,尽管他分别推辞未受,仍然充分显示了他凌驾群臣而非同寻常的权势。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意义可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一事作比较而彰明。诸葛亮辅佐两朝,有大功于蜀,蜀人感恩怀德,在他去世后纷纷为他设祭,蜀汉政府最初不许各地立庙,后碍于民意,后主方下诏在沔阳为他立庙,但仍以有“逼宗庙”之嫌,不得在京师成都立庙。司马懿立祖庙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宗庙,有象征家族基业的意味,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宗庙”之嫌岂非更甚?司马氏代魏之心,信然昭著矣。推测司马懿权威陡增的缘由,我们认为在于通过屠戮曹爽一党,其刑威已立,反对者已是噤若寒蝉,不敢对其所作所为稍有异议;而司马氏党羽亦已觉察其“作家门”之用心,因而望风承旨,竭力推助。


司马懿屠戮曹爽一党,其意义还在另一个重要环节显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下面的事实。嘉平三年(251)八月,司马懿去世;“十一月,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曹操)庙者,更以官为次,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曹魏飨配功臣于曹操庙,最早是在明帝青龙三年(235),有夏侯惇、曹仁、程昱等三人。第二次是在齐王芳正始四年(243),有曹真、曹休、夏侯尚以下至典韦共20人。其中官阶最高者为以下五人: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曹真、曹休,太傅钟繇,他们均为上公。嘉平三年特地以司马懿飨配曹操庙,属第三次。这一次更改了以前的排位次序,据说完全是按官阶高低排列,而司马懿“功高爵尊”,列在首位。我们知道,司马懿的最高官位为太傅,与上述夏侯惇等五人同属上公,并无官阶差别。另外,司马懿去世后追赠相国,但并非实授,而且相国为上公,与大将军、大司马、太傅等亦无官阶差别,因而可以不论。在官阶相等的前提下,司马懿究竟如何“功高爵尊”,能够超越夏侯惇等人,位列功臣之首呢?查史籍可知,司马懿的最后封爵为舞阳侯,属于侯爵中最高的县侯(以下为乡侯、亭侯等),食邑累计增至5万户。夏侯惇等五人中,除夏侯惇在曹丕称帝之前去世,止于乡侯外,其余均为县侯,他们的食邑,自1800户至3500户不等。由此可见,司马懿在享有食邑方面确实远超夏侯惇等人,而爵位本身则无区别,因此,凭封爵并不足以论定其功臣之首的地位,要论定其地位,终究还是在于功勋一项。司马懿的功绩,在建安甚至黄初以前,实无可称述,明帝即位以后,始有擒孟达、拒诸葛亮、平公孙渊等战场之功,尤其是平定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有讨灭叛国、拓定疆土的意义,值得称道。但另一方面,夏侯惇、曹仁、钟繇等人很早就跟随曹操征伐天下,颇为曹操倚重,有创业元功,这是司马懿的上述功绩相形见绌的。那么,司马懿究竟“功高”在何处呢?我认为终究还是落实在诛除曹爽一党这件事上。司马懿诛杀曹爽等人,用的是“阴谋反逆”的罪名,则其自身有挫败反逆、匡扶社稷之大功,又因为此功勋几乎为司马懿一人所独擅,不同于夏侯惇等为众人共享创业元功,那么司马懿的功勋自然超压夏侯惇等人而最为显著。另外,司马懿在去世之前讨平王凌的反叛,也须在其功勋中记入一笔,此事与诛除曹爽一党性质类似,而其重要性不及后者。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嘉平三年以司马懿飨配曹操庙并位列功臣之首,乃是以国家祭典的形式确认司马懿在曹魏大臣中的首功地位,这项在司马师当政伊始完成的祭典安排,目的是为司马氏家族继续执掌曹魏政权寻找法理依据;而司马懿制造罪名诛除曹爽一党,正是他获得首功地位的关键因素。


在严厉惩治曹爽集团骨干成员的同时,对于其他与曹爽案有牵连的人物,司马懿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当政变发生时,曹爽的大将军府司马鲁芝在府中留守,他率领府中骑士自津门斩关出奔曹爽。曹爽准备解除印绶交出权力之际,其主簿杨综予以谏阻。司马懿特意赦免鲁、杨二人之罪,不久擢拜鲁芝为御史中丞,杨综为尚书郎(一说鲁芝为并州刺史,杨综为安东将军参军)。对于司马懿的举措,清代学者王懋竑评论说:“鲁芝、杨综之不死而反迁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谓‘盗亦有道’者。既灭晏等之族,又迁芝等之官,庆赏刑威皆其所专擅矣。”由于曹爽被杀,其府中僚属也难免受到牵连。史载“大将军曹爽辅政,高选贤明以为官属”。曹爽的僚属班子颇具规模,除上述鲁芝、杨综外,见于史籍记载的还有应璩、王基、郑冲、裴秀、王沈、荀勖、王浑、卢钦、阮籍、辛敞等人,他们多为才学之士,有的还是朝中大臣之子。司马懿对这些人的处置,一般只是按惯例免官,不久又都予以叙用和迁升,其中如裴秀、王沈、荀勖等人,还成为司马氏的佐命功臣。司马懿区分不同的对象而分别施以恩威,其政治手段毕竟是高明的。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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