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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唐杨｜
曾国藩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
大概就是说，一个人想要立身，就要让他人站得住脚；一个人想要事业通达，那就要学会让别人也能有路可走。
一个正人君子，因为有仁爱之心，所以在与众人打交道时不会强求别人，也不会盲目附和，而是懂得和而不同，保持本心，自然能够宽厚待人。
人生在世，难免会磕磕绊绊。
凡事追求自身的满足，计较苛求，人生之路恐怕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尝尽人间百味后学会宽恕，很有可能就会有一番柳暗花明的气象，活出长江破浪的气势。
容人之过，是最大的宽厚
《礼》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正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只有具备最大的包容性，才能让自己畅通无阻。
但是，有的人总爱对别人求全责备，动不动就要给人贴负面标签，甚至恨不得要将其游行示众，好像非得把别人的过错昭告天下才肯罢休。
殊不知，这样的举动，非但不能彰显自身的公正，反而把内在的刻薄暴露得一览无余。
能给行别人方便就尽量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不仅能给别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更会播下能够惠及自身的善种子。
看过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
古时候，有一位阿文成公，他出道后，运势非常亨通，因为裁决刑狱非常公道，所以被世人所称赞。
阿文成公还未成名时，他的父亲阿文勤公赋闲在家，于是他经常陪伴在父亲左右。
一天，文勤公突然向他发问：“如果你将来在朝廷里担任司法官员的话，觉得该如何处置案件才会比较恰当？”
阿文成公因为还没有学过刑法，于是向父亲推辞不语，但是文勤公却坚持要他作答。
文成公思索片刻，答道：“应该根据罪行轻重依法量刑。
比如说，犯一分罪，给予一分刑罚；犯十分罪，给予十分刑罚。总的来说，就是不该轻罪重罚或者是重罪轻罚。”
没想到，父亲听后非常生气，转身就要去找木棒，还说将来家族会被他败掉，还不如早点把他打死，以除后患。
阿文成公听罢惶恐不已，连忙跪下叩头请父亲赐教，并表示一定会用心铭记训诫。
文勤公说道：“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天下就没有完人了。犯十分罪的人，用六分的刑罚就已经无法承受了，怎么又可以求全责备呢？再说了，犯一分罪的人，还用得着去问责吗？”
文成公恍然大悟，后来做刑部主事时还多次向同僚讲起这件事情，他的孙子文毅公也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如此，这一家人好几代人都培养出栋梁之材，官运绵延不绝。
《求阙斋日记类钞》云：“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
一个圆融的人，不仅自己站得住脚，还能够与众人建立起信任感，自然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老子说：“大道之行，不责于人。”
换句话讲，真正行道之人都懂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能够允许自己做自己，别人做别人，不怨天尤人，本身就已经在道上了。
容己之过，是真正的自爱
莫言说过一句名言：“终有一天你会和自己和解，咽下所有委屈，磨平一身棱角，笑着面对讨厌的人和事，变成一个不动声色的人。”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缺点。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无法复制的珍宝。
真正勇敢的人，都懂得接纳自身的小缺陷，努力活出人生的精彩；懦弱的人，总是在逃避现实，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那些无法挽回的事情，只有我们学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走得更远。
早年的苏轼，因为才高八斗，学识渊博，而且看待人和事的见解也与众不同。
再加上嘴上把不住门风，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都要进行一番犀利的点评，所以得罪了许多人。
有一天早上，苏轼正在参加太庙庆典，因为那天刚好赶上司马光的葬礼，所以他下午来到司马府吊唁。
程颐认为苏轼在参加庆典时唱过歌，按照儒礼就不应该在此时参加丧礼，于是他把苏轼拦了下来。
因为平时苏轼看不惯程颐的做派，于是他决定借题发挥，好好地奚落一下程颐。
苏轼反怼道，孔夫子并没有说唱完歌不能哭丧，只是说了哭完不能唱歌，为什么不能参加丧礼。
他不仅当众评价程颐太过死板迂腐，而且还嘲讽他是“叔孙通”。
结果，当时程颐不仅无言以对，而且还被苏轼取了个带有讽刺性的外号，差点就被气得倒在地上，自此两人彻底结怨变成了敌人。
当时的程颐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洛党首领，门生遍布天下，这些人自然也就处处对苏轼掣肘，让他吃尽了苦头。
因为苏轼经常忍不住要讽刺调侃别人，使得自己四处树敌，导致的结果就是被一贬再贬。
他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被流放的路上，过得非常曲折坎坷。
不知从何时开始，他才明白了容人容事的道理，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识时务，越来越豁达。
不仅如此，苏轼还主动与章惇、王安石等弹劾过他的人和解，一笑泯恩仇。
正是因为苏轼完全接纳了自己曾经的一切，他后来才能在人生遇到挫折时不再纠结内耗，而是在孤寂痛苦中看破放下，笑看花开花落。
苏轼虽然在人生抱负上非常失意，但是他的乐观豁达反而成就了其在文学创作上的造诣。
他正是在饱尝人生百味的过程中文思如泉涌一般，写就了许多惊世骇俗的传世佳作，成为了唐宋八大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袁了凡说：“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幸福的人生，不是对自己一味苛责，而是有接纳自己的勇气和毅力，在犯过的错误中反省自己。
无论面对的是孤独、被伤害，还是许多遗憾，都把其视作是人生路上的考验、提醒，这样反而会让自己更加有信心去面对人生。
容世之过，是最好的和解
萧伯纳说：“理智的人会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不理智的人才试图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但历史都是后一种人创造的。”
人生路，并不总是风和日丽，如果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境遇，那就保持对世界的宽容，收敛锋芒，谦卑处下，才能保存实力，成就一番事业。
早年的曾国藩就是一个浑身带刺的人，总是对别人百般挑剔，看谁都不顺眼，处处与人发生矛盾。
咸丰皇帝下召群臣征集意见，曾国藩却在奏折中将咸丰本人批判得体无完肤。
曾国藩觉得咸丰皇帝缺乏治国经验，大事糊涂，小事精明，所以才会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咸丰帝看罢奏折被气得暴怒，当场就要拿曾国藩治罪，要不是有其他手下人说情，恐怕曾国藩的性命就难保了。
后来，曾国藩在湖南练兵时，因为与一些官员意见不合，于是在司法权方面与当地衙门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曾国藩甚至大骂这些官员是一群无能之辈，只会躺平而没有任何作为。
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是一个有才干、品德的人，结果曾国藩对这个顶头上司也是颇有微词。
在训练湘军水师的时候 ，曾国藩觉得骆秉章就是个外行，啥也不懂，却总爱发号施令。
于是他直接让骆秉章靠边站，少来掺和湘军的事，省得干事的时候放不开手脚。
骆秉章大骂他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曾国藩反而觉得骆秉章这个人尖酸刻薄，不好相处。
就这样，曾国藩得罪了整个湖南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处处被别人掣肘，他的精力大多被消耗于应付各种手段，根本无法专注于练兵的事情。
终于，曾国藩因为在组建湘军上始终做不出成绩，被夺了兵权，遣散回到了老家。
等到第二次复出时，曾国藩已经48岁了。
此时，曾国藩犹如换了一个人似的，对待同僚礼节周到，面对比他职位小得多的县令，也亲自登门请教。
他不再苛责爱财如命的鲍超，只要他打仗勇猛，就放手任其发挥。
幕僚中的一些书生爱慕虚荣，曾国藩也不予戳穿，而是尽量照顾到他们的面子。
面对热衷于升职加薪的同僚，他也尽力保举。
曾国藩开始学会与世界和解了。慢慢地，他开始被湖南官场所接受，朝廷也对他越来越信任。
这样一来，他可以调动起各方力量，平定太平军叛乱，得以封侯拜相，终成一代中兴名臣。
老子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俗话说得好，大智若愚，难得糊涂。
一个人要学会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只有能够与世界和谐共存，才能减少与社会的摩擦力，人生之路反而会更加通畅顺遂。
曾仕强教授说：“恕是仁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恕是仁的一面。”
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对他人忠诚，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人宽恕。
正如《菜根谭》中说的那样：“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
人不能活得太过爱憎分明，要能接纳社会中发生的善恶好坏之事，也要学会包容身边的各式人等。
要明白自爱也不可以限制在爱自己的小范围内，也要学会向外拓展，达到爱他人的境地。
把忠恕之道根植于心，不与人争，不愧于己，不怨于天地万物，才能在这捉摸不定的人生中立住脚跟，活得潇洒自在。
愿你能对世界少一些计较，生活中多一份包容，人生多一些豁达。
本文作者：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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