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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载《百年潮》杂志
作者：吴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有读者朋友问，1月6日发布的齐心老前辈的回忆文章怎么打不开了？这有点出乎意料——“消失”了。具体情形见下：
也不是少见多怪，这的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该文是齐老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写，发表于《百年潮》杂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之后各网络平台纷纷转登，各类新媒体包括官方的、个人的微信公众号至今仍在不断转载。发布该文，意在让更多的人了解老一辈艰难的革命历程。万万想不到，这种讲述革命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的文章，也会被判“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另外，近期又有多篇文章的评论展现功能遭到封禁，许多留言无缘亮相。
大家应该也能发现，评论的审核通过率和存活率非常之低，被判定“违规不可见”的留言高达八九成以上。由此可见，评论规矩、审核尺度、处罚措施都是相当严的，稍不小心可能就……但“裁判”自有“裁量权”和“处置权”。“个人”相比“系统”，往往胳膊拧不过大腿。鉴于这种情况，为提高通过率和存活率，建议各位朋友在发表评论时，尽量“悠着点”，“含蓄点”，“艺术点”。此建议供大家参考。下面分享两篇文章：
1. 吴德自述：“天安门事件”真相
2. 吴德回忆终结“四人帮” 的内幕
1976年是很紧张的一年，大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波澜迭起。
同时，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总逝世。在这个月里，又发生了伤亡数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没多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9月里溘然长逝。神州大地承受着空前的震动。我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这些剧烈的事变面前简直透不过气来。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确指出：“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历史无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门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错误。“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周总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着党心民心，也使敌对者惊惧和怀恨。总理的逝世，对社会的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党、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国来参加治丧活动，政治局曾为此开会讨论过，决定婉言谢绝。“四人帮”出于对周总理的极大忌恨，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我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就看见过姚文元训朱穆之，说讣告、唁电登得太多了。更有甚者，“四人帮”凭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意志，玩忽人民群众的感情，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一个通知，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这几个异乎寻常的不准，竭力缩小悼念周总理的规模，贬低周总理的功绩，自然要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干部，终于认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愈是不准，愈是要突破它。正义的力量敢于蔑视“四人帮”的淫威，同“四人帮”的势力较上了劲。对于治丧委员会所发的那个通知，北京市没有传达。当时，北京市的黑布、白纸都卖光了。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火化时，北京医院至八宝山沿途，一二百万人肃立严寒的街头，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哀思。多少人含着悲愤的眼泪，多少人痛哭失声。从3月底开始，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各界群众，不顾“四人帮”的阻挠，纷纷走向天安门广场，以敬献花圈、朗读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当时的洪流只能渲泄不可阻挡。市委没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对，而是要求各级干部、卫戍区指战员、公安人员和民兵，维护好天安门广场的秩序，引导群众安置好花圈，加强巡逻，防止现场失火。从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当时，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同志与群众心心相印。为了全面掌握情况，除白天以外，我还派人在晚上去广场多加观察。为了防止被“四人帮”抓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们要求覆盖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辞激烈、矛头明显有所向的诗词和标语等。从揭下来的悼词、诗词、标语和传单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对“四人帮”的，个别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数表示拥护邓小平同志的。对于这些情况，在4月4日清明节前，市委没有出过一份简报，也没有向上汇报过。说实在的，我们与群众的感情是相通的，毫无对立情绪。广场和灰观礼台上的花圈摆满后，市委立即指示开放红观礼台，让群众上去摆放花圈。那几天，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少时数万，多时十几万人。市委组织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员着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广场做了大量的保卫、劝说工作。“四人帮”在周总理生前曾疯狂地攻击周总理，现在看到群众如此深情地悼念周总理，他们极为恼火，派了很多记者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搜集情况。4月3日，北京市委邀请各界群众代表座谈，征求对花圈的处理意见。到会的群众代表要求将花圈摆放到6日，这期间由他们出面做工作，花圈由群众自己取回（当时周总理的遗像很少，群众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总理遗像），群众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宝山。我当时认为情况是复杂的，天安门广场上虽有反对“四人帮”的诗词、标语，但更多的群众言论、活动是悼念周总理的；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乘机活动，但不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众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节以后再取走。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市里向基层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电话通知发了下去，说明有坏人利用群众的心情，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邓大方向。通知发下去以后，很多人说不去上阶级敌人的当了，知道所谓总理遗言是敌人制造的谣言，很多单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数群众是拥护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几个措施。一个是现场取证、拍照；另一个是看准了是反动的人，派人盯住，待其离开人群后再抓，拘留了十个人。发言中，我还讲了一些错话，我说这些活动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上，我将前一天在市委召开的各界群众座谈会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作为市委的建议向政治局提出，要求争取两三天时间做群众工作。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也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他们只是说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动，他们同意市委的建议，“四人帮”也是同意这个建议。但是，会议还没有散，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了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江青说：“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说思想上没有重视，有些麻痹。吴忠说就在纪念碑前，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待群众散开后能抓人时再抓。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这个问题解决后，会议继续进行发言，我仍坚持要求给予时间做群众工作的建议。“现在已经过了12点了，现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了，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我推托说：“按天安门广场花圈的数量，需要调二百辆大卡车，现在工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足够的运输工具。”实际上，运输工具我们是可以解决的，我真正担心的是不向群众打招呼，不向群众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会激怒群众，要出乱子的。华国锋也许没有理解我们的苦心，或者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想要打破当时的僵持局面，他被迫对我说：“老吴，你考虑考虑，动员力量，今天晚上解决了吧！”华国锋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这样表态，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又没有异议，我不好再顶了，顶不住了，只好照办。一种选择就是由北京市委动员干部、群众出面做工作，避免冲突；如果华国锋支持我的意见，我们用几天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然后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会酿成“天安门事件”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要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散会后，纪登奎提醒我，说把花圈拿走以后，要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事。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群众越聚越多，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小平同志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有目的让邓小平同志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大家目睹了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四人帮”对他们酿成的局面自以为得计。我看见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根本没有去理睬张春桥，也没有与其他同志交谈。嚣张一时的张春桥恐怕万想不到，被提上历史审判台的是他自己。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我说：北京的民兵没有上海训练得好。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说：广场上这么多人，调两三万民兵进去解决不了问题。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命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这样，就有了张春桥、江青分别提出的两种发表广播讲话的意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等同志后来也同意让我出面发表广播讲话。这样就定下来了。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讲话稿避免了提悼念周总理的内容，当时我想把周总理牵连进去不应该。这个讲话稿当时就让华国锋看了，他同意后，其他政治局同志也看过同意了。这个广播讲话稿，与4月8日见报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见报的广播讲话是这样的：“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4月5日晚的广播，没有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只是用了当时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提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在当时还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在4月8日发表我的讲话稿时，加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4月5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我的广播讲话稿，并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为了执行政治局出动民兵的决定，我提出要做些准备，就提前退会了。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吴忠当时还兼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他听了我们的传达后说：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那么多，民兵去一定会出问题，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他说：绝对不能8点出动，只有等群众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动民兵清场，否则肯定会出问题。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找我，多次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第一，工人刚刚下班，都是从家里找出来的，集合迟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东西长安街规定不许通过大卡车），民兵沿途受到阻拦，影响了集合时间。第三，先到的都是商业系统的民兵，女民兵多，她们执行这种任务有困难。其实，这些“理由”都是为了找借口、拖时间而编出来的。当时，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集合好了。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陈锡联更为关心，他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首都的安全问题最为重要。我打电话问吴忠民兵可否出动了。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以此惊动群众快走，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不肯离开的只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动清场了。”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说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议，是毛主席不把权力交给“四人帮”的重要措施。那时，上海已经贴出大字标语“拥护张春桥同志当总理”。毛主席批评了这个问题，让上海赶快把这个标语拿掉。关于4月7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员，毛远新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通知除苏振华外，其他人都到会。苏振华前几次的会议都参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政治局会议一直等到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都到达后才开始。对于毛主席的两项提议，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谁都不说话。政治局当即拟定了文字稿。我还记得朱总司令戴上老花镜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发。政治局通过决议后，由毛远新拿去请毛主席批示。很快，毛远新就回来了，说毛主席已经批准。“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召开了奖励大会，接见了一些人员，在宣传报道上喧嚣一时。“四人帮”还让市委、市公安局分别总结经验写报告，企图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当时，我们认为这样的“经验”不好总结，但又不能硬顶，只好送了一个应付差事的报告。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认为向全国下发北京市委的报告“此计不妥”，毛主席还在报请下发的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的报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虽然群众当时很难被说服，但毛主席还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还很高，市委在机关、厂矿、学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北京市的社会秩序、状况才稍有平息。但这样的形势，表明党和人民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仅没有停止，而且“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将恶有恶报，只是时辰未到。粉碎“四人帮”后，我对在天安门事件中所犯的镇压群众的错误作了多次检讨。我还检查说：“我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广播讲话中，诬蔑了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无法不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尽管如此，错误总归是错误，只要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参考和认识，是可以做到心悦诚服的。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当时，吴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结果，吴忠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很多同志的不满。这些同志说：血都流成河了，怎么能说没有死人呢！有的同志说当时把天安门广场的血迹都冲冼干净了，把打出来的人脑浆都冲冼掉了；更有同志说他的口袋里就装着有关的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严重情况；还有同志说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得很认真、很仔细。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一共进行了三次调查，第一次的调查报告我看见了，后边的两次报告我没有看到，但我问过，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吴忠同志在“天安门事件”中还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损失尽可能地减少。当时，“四人帮”也很害怕，江青指着我、陈锡联、纪登奎说：北京军区、北京市委还保证不保证我们的安全了？我们三个人当时都不吭声。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容易出大的问题，造成流血事件。没有死人，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书，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我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对党负责任地简要说明两点：第一，1976年4月4日和4月5日，中央政治局分别开了两次会议，讨论处理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问题。4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收花圈；5日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动用民兵和决定让我发表录音讲话。《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将这两次会议记述为4日一次会议了。这一天之差就含糊了许多重大问题。第二，《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所载，4日的政治局会议只有华国锋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讲了几句话，其余的都是我在发言，成为会议的主角。好像“四人帮”没有发言，其他的同志也没有发言。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能就是来自毛远新给毛主席的报告，但毛远新当毛主席的联络员后，向毛主席汇报的内容，从来不经政治局讨论。“四人帮”在会上说了很多话，他们攻击这些活动的总后台是邓小平，甚至造谣当时已经身不由己的邓小平还到过天安门广场等等。我没有同意“四人帮”的议论，我说没有发现邓小平同志到过天安门广场。江青一伙还在会上讲了很多恶毒诬蔑群众和邓小平同志的话，他们竭力主张镇压群众，“四人帮”的气焰当时非常嚣张。1.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2. 箭在弦上！华、叶、李决定“解决问题”
3. 事关重大准备工作慎之又慎
4. “四人帮”被一网打尽
吴德（1913—1995），原名李春华，河北丰润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6年调北京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2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戌区第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吴德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毛泽东批评“四人帮”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箭在弦上！华、叶、李决定“解决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而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50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华国锋说：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他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待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二、通过第16号文件［1976］，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转发是最好的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