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郭可慈与我的师生缘
父亲郭可慈先生原来是一名教师。1950年，十七岁的他从“中国第一师范”南通师范毕业，分配到南通县金西毓秀小学教书，两年后，调到正场小学，与我母亲金亚男同校任教，工作中产生友谊和情感，不久结婚。在我哥哥出生后，父亲于1956年考入苏州大学，学习俄语。
1960年，他被分配到南通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南通师专，现南通大学）创办俄语系，为南通地区培养了第一批俄语教师，两年后又调到南通地区教研室任俄语教研员。
1963年，中苏关系破裂，俄语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教学。父亲回苏州大学进修了一年英语。重新分配时，他没有选择南通市通中，而选择回我母亲的老家南通县，被分配到通海中学任教英语。
1970年，在干部“下放”运动中，他被下放到正场公社一大队当农民；三年后落实政策，他又被分配到正场中学任教语文、英语，1985年他调入通州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大专函授班英语，直至1993年退休，可以说他做了一辈子的教师。
中学时代，我在正场中学上学，此时，学校沉淀着一批名师：数学老师钱学田、工业基础知识（物理）老师唐才喜，他们十年后后都调到县教师进修校当老师；政治老师刘汉良（副校长）后来到省重点中学教历史，退休后成为当地知名的作家。
有趣的是，我的父亲郭可慈到正场中学，首先任教我们高二班的语文，成了我的老师。他教学认真，很受学生爱戴，兴仁区还组织了七个乡语文老师来我校，听我父亲语文公开课（示范课）。父亲在校，我从不占先。有一次，一个姓马的同学与我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同学，而把我叫到办公室里教育了一顿。
1980年春，我中师（中文班）毕业，分配到偏僻的农村学校——横港中学任教，本该教语文。因学校缺少英语教师，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改教英语。父亲郭可慈闻知此事，要我听从领导决定。他花费了一周时间教我48个国际音标，指定我自学许国璋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不时地给予我指点，我很快适应了初中英语教学。
后来，我钻研了十几套国内外教材，三年后，我自编了一套初中同步英语试验教材，北京师大李庭芗教授、华东师大吴棠教授、东北师大王武军教授纷纷来信肯定我的英语教材，江苏省教委、南通市教研室的领导也鼓励我搞英语教改，父亲也支持我的英语教改，为我审订教材。我与父亲多次一起参加南通市、省及全国的外语教学研讨会。
虽然我很快在业内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我在外语上没有学历。1984年，我参加南通教育学院通州班大专英语业余进修。
（1986年南通县教师进修校当大专英语进修班部分师生合照，前排郭谦右一、郭可 慈右三）
巧的是，我父亲也调到南通县教师进修校当大专英语进修班老师，父亲教英语精读课程，并且还做了我们三年的班主任。因此，我与父亲再次成为特殊的师生，父子缘加上师生缘，这种缘分很罕见，也很难得。
我的父亲郭可慈先生不仅是一位教学水平高的教师，还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在《人民教育》等刊物发表了不少教育论文，还翻译了俄语诗歌，并用俄语写文章发表在莫斯科《少先真理报》等刊物上。八十年代他开始在《中小学外语》等杂志发表了英语教学论文，有几篇文章在头版头条登载……
（郭可慈、郭谦1990年在《中学生英语读写》杂志上和1998年/在《试题研究》15期上 发表的的试题和文章）
父亲是我外语教学的引路人。在外语教学研究上，我们多次合作。
1991年，我们父子合编出版了《中学英语疑难问题解答》（高中版）；1998年，我们合编出版了《初中英语活用词典》。我们还合写了几篇外语论文（1990年在《中学生英语读写》2-3期杂志上发表“初中英语总复习测试题之一”，1998年/在《试题研究》15期上发表“交际性试题的特点和解答方法”一文）。
每一次合作我都受到了父亲严谨治学的精神感染，他对每一个词语都认真推敲，从不马虎。
不仅如此，我父亲郭可慈先生也是一个文史、文学作家。他的传世作品虽然不多，但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很精致。
年轻时，父亲就爱好文学创作，他主要写散文游记、读书评论、有关书法和门券等随笔，他把部分发表的文学作品自编印了两个文集：《花甲文存》、《十英斋偶笔》，赠送给全国各地的文友、券友。
他去世后，我为他整理东西时，才发现他曾在《光明日报》《文学自由谈》《中国图书评论》《出版广角》《河北日报》等报刊发表过近百篇研究文学、文史的文章。
退休十年，父亲从未间断过读书、写作。1999年，父亲开始着手写一本图书《现代作家亲缘录》，他花费整整两年时间。收集资料和刻苦写作。2001年10月学校体检，意外地发现他得了肝癌、肺癌，他在病床上仍然稿不离身，书不离床。不间断地与南通师院中文系主任陈学勇教授讨论书稿的写作问题。他对文学的爱好和无止境地追求，深深地感动了我。
在文学写作停笔20年后，2002年春起，我在网上进入文学创作高潮。一年内我在《中国作家网》、《榕树下》、《黄金书屋》、《白鹿书院》等网站发表诗文100余篇, 许多作品被推荐到网站首页。我也写了一首诗歌《白发之歌》发到白鹿书院网站，以表达对父亲的敬佩。
一夜间，父亲的头发变得花白
白发化成了一首歌
歌调唱起来悲哀
生活的艰辛
十年运动里的磨难……
他没有让泪水流入心怀
哥哥的交通事故
是一场令人悲伤的天灾
老年丧子之痛
让他眼里少了许多光彩
几个月里他常常叹气
一声“哎”接一声“哎”
我时时担忧他这种状态
他又走进书斋
不停地写稿
为几家报刊作版面编排
退休十年出了十本书
发表了文章数百
家里家外
无数人都为此欢快
一夜间，父亲的头发全部变白
白发又化成了一首歌
歌调唱起来更悲哀
无意的体检发现
父亲得了肝癌、肺癌
他的病牵住了许多人的心
伤痛了上上下下三代
他说他能以平常心对待
晨练的习惯他没有改
上电脑写作他没有改……
瞧他那满头白发
我慢慢地听懂这首白发之歌
他没有被老击败
他没有被绝症击败
他的人生每一段歌词里
注满了对子女的慈爱
注满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挚爱
这一首首歌似一朵朵白云
会在蓝天里悠悠地俳徊
让蓝天多了一份份美丽的色彩
——写于2002年6月
我爱我的父亲，我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病。我陪父亲到上海、北京等地看过病。在南通医学院，他做过三次介入治疗，他以微笑对待疾病，从医院回家后不放弃写作，不放弃锻炼。
可是他的病太严重了，2002年10月我和母亲陪他到北京看病，301医院专家做检查后，发现他的肝癌到了晚期，无法医治，劝他回家。从医院出来，他还精神抖擞地去承德和卢沟桥旅游，并到中国文联出版社谈书稿出版的事。回家后，他住进南通医学院附院，悄悄地写下了《现代作家亲缘录》修改意见稿。11月22日他吐血，两天后，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他默默地走了，许多亲友、学生、同事为此伤心流泪，不相信、不愿意接受这冷酷的事实，许多人从千里之外赶来送他最后一程。一些友人写悼文发表在《江海晚报》、《旅游之星》报刊上。上海《世纪》杂志为了记念我父亲，也特地在2003年11月发表了父亲的遗作“文学拓荒者和遗孀'浪迹文坛艺海间’”。
整理遗物，我发现父亲郭可慈的遗著《现代作家亲缘录》此书选题有特色，山东作家报张富英主编、北京自由撰稿人杂志秦佃刚主编认为该书有学术价值，鼓励我立刻修改，送出版社出版。于是，我到多地图书市场参考书，修订、扩充父亲的遗著。父亲的遗嘱为20万字，经过我补充、扩写后为45万字；由70个作家之家扩大到100个文化家庭。2004年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此书。
在父亲的精神鼓舞下，在父亲的遗著启迪下，我从大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化现象。2004年开始从事《走进文化名门》丛书的写作。
《史记》一本书25万字，写千年历史上几十个有影响的帝王将相；我的丛书涉猎近代百年间的文化大家族、大家庭，四本书130多万字，描写了166个家族、家庭，涉及到文化名人600多人，2006年海南出版社出版这套书，2011年崇文书局又一次再版。之后，我又写作、出版了《盛唐十大诗人交往录》《小剪花娘子魏伊平》等书。这些书在业内引起了一次次轰动，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其实，从我的成功、成长历程中，可以看出我父亲郭可慈的遗著为我打了基础，他的心血没有白费。
再回想我一生的文学、文史写作，父亲的影子一直伴随着左右。插队时，我写文艺作品；中师中文班，我写小说；九十年代末我搞《李白的故事》创作，父亲都给以指导，亲自看我文稿，提修改建议，甚至对某些地方进行润色。这些铺垫了我后期写作的成功。因此可以说，父亲也是我搞文史、文学方面的老师。
近一些年，我从事书法、绘画创作，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名书画家。追根寻源，幼年，我见父亲为镇上邻居写春联，为学校画宣传画、为有关单位写标语，及至他的书法作品参加县市展览，这些都刺激过我心内向上奋进，我曾发誓要达到父亲的水平，也要搞书画。
父亲遗留下近万本各类图书，不仅为我提供了文史、文学写作的温床，而且丰富的艺术类书籍也成了我临摹的样本，有的还成了我搞艺术创作的源泉。我经常梦里梦到父亲，父亲慈祥而又严厉，顶真而又宽容。每到清明，无论多忙我一定要赶回父亲的坟前祭奠，追思和怀念。
我感恩命运给了我一个慈善的母亲，感恩命运给了我一个才华横溢、趣味众多的父亲。他们是我的榜样，也永远是推动我前进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