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分工
“总管家”的称谓，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总战略家、总决策者的称谓。没有总管家的具体操作，总战略家的战略和决策，就可能被束之高阁，难以付诸实践。没有总战略家的战略谋划和决策，总管家的具体操作就会失去依据和方向。这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
在群星灿烂的中国历史大舞台上，毛泽东扮演的是总战略家、理论家、总决策者的角色，周恩来扮演的是总管家、实干家、总执行者的角色。就像郭沫若所说，毛泽东、周恩来两人是“同心、协力、共命”的关系。
早在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
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针、路线，管决策，至于怎样去具体落实，全交给周恩来。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周恩来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1972年，中美破冰，总决策者是毛泽东，但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据尼克松回忆：“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
正是在北京的访问，尼克松敏锐地看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战略家、决策者和总管家、执行者的关系。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这句话道出了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他们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岗位上，虽也有过1958年批反“冒进”和“文革”中批纠极左的分歧，但总的来看，二人协力的长期性、重要性，可谓世所罕见，也让世界上许多政要艳羡。
尼克松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的好帮手。新中国成立时，斯大林也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米高扬甚至说，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
新中国必不可少的“全天候人物”
最早称周恩来为“总管家”的是朱德。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5月，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刘少奇、朱德汇报经济工作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
现实证明，朱德的判断分毫不差。周恩来自新中国成立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直到去世，在总理这个位置上任职26年3个月零7天。他总管全国政务、国务，主抓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同时兼任外交部长近9年。尽管从1958年2月开始，他不再兼任外长，但仍然主管外交工作，成绩斐然，堪称中国外交第一人，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头号外交家”。
周恩来还是总管全国政协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领导人。1949年，周恩来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副主席，1954年之后又担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主席直到去世。在任期间，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他和毛泽东一起提出的“一纲四目”指导方针，正是后来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先河。
在军事方面，周恩来也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1952年夏，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周恩来不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不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作为总理，他仍然要管理国防事务，关心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抗美援朝期间，在后方总管一切的是周恩来。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恩来审阅定夺，每天经他批阅的文电有一二百份。他要亲自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掌握战况，为毛泽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并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和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曾先后担任了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主任，仅大小会议就达500次之多，直接领导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聂荣臻曾说：中国成功研制原子弹和导弹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由于全面主持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各项事务，周恩来可谓夜以继日。但不论何时接通周恩来的电话，定会传来那一贯谦逊的声音：“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1968年9月，周恩来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恩来逝世时，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海外媒体评价周恩来“是北京全天候人物”，“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家”。
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权威
尽管周恩来在新中国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但他始终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清醒的认识，决不逾矩。
在周恩来面前，任何损害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图谋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出访莫斯科时，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粗野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周恩来就此事向苏方提出抗议，指出这是苏方在挑衅，同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被毛泽东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到灾区视察、慰问，总要讲“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吉林延边，群众欢呼起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脱口说：“各族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总理啊！”周恩来立即纠正道：“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
毛泽东也信任周恩来，尊重周恩来，把周恩来那里看成办事的中心，许多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称呼“总理”。毛泽东在与他人交往中，直接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周”和“总理”这两种称呼方式，从一个细小的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周恩来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名和碑文由两人合作书写而成的一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象征，是新中国历史的一块基石。
曹应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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