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对主要争论问题的处理措施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冲破固有的思想藩篱而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
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一些私营经济组织雇工人数不断增加，有的雇工人数远远超过7个人的规定。根据原来的观念，雇工超过7个人就逾越了剥削的红线，那么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改革开放初期，雇工问题一度引起很大争论。
1984年元旦，中央发出的通知规定，对农村雇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登记发证工作，加强管理。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于是以1984年为转折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
关于“傻子瓜子”雇工超过100人的问题，邓小平再度表态支持。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对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出现争论不是急于下结论，而是搁置一段时间再进行处理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生经济力量的发展，对经济生活的整体发展有利。
对于特区问题的争论，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特区工作的支持。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其间，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为珠海经济特区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这给了特区很大的支持，也平息了对特区的不同声音。
随后，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在听取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特区，看了几个饭店。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我看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
这些题词和谈话，充分表达了邓小平对特区工作的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的初步发展，反映到经济体制方面，就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此，邓小平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实践丰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
冷静应对国内经济过热
1988年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GDP增长率达11.3%。1988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体现在工业增长上。但是，农业生产增速缓慢，工业中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更加滞后，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断发酵。
1988年中央决定进行价格改革，实行所谓的“价格闯关”，方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恐慌，出现了抢购潮，物价涨势更猛，通货膨胀率接近20%，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同时，还引发了强烈的通货膨胀预期，由此触发了全国性的提款抢购商品风潮。针对这种严峻形势，1988年9月，中央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
1989年6月后，一些西方国家发起所谓对中国的“制裁”，并采取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措施。由于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有人对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产生了疑惑，实质上是对改革开放政策发生了动摇。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如不及时纠正，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
围绕中共“十三大”报告，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下去。国际和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指出：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这种旗帜鲜明的态度，有力地维护了改革开放。
“苏东剧变”后发表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开放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社会主义的多事之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苏联解体，面对多变复杂险恶的国外形势，国内外对改革开放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人总结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
对于国内存在的种种问题，邓小平1991年初在视察上海时就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1年本来要成为改革开放深化之年，结果变成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之年，很多人主张废除经济领域的改革，试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向倒退。有的观点认为，“苏东剧变”是因为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改革开放，是受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而发生的剧变。苏东国家的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甚至有的文章认为，中国要防止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命运，改革开放的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主题就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谈话时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坚持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一扫国内改革开放徘徊不前的局面，推动了国内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局面。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中共“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制定出这一重大改革的总体规划。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这是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始创新，也是中国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和飞跃，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姜长青/文
来源：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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