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当年在日本火过《阿凡达》。主人公老丁被日本富士电视台跟拍10年,2006年制成电视片,在黄金时段前所未有地连播两次。播出后收到400多万封观众来电来信,创下富士电视台历史记录。从400万封来信反推观众数量,说他影响了日本全国的电视观众,毫不夸张。“在连续3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含泪活着》片首的这句话,概括了这部纪录片的力量所在,它甚至降低了日本的国民自杀率。“我非常惭愧,不久前刚被公司辞退,并曾产生自杀念头。看到丁尚彪能为家庭和女儿作出如此伟大奉献,相比之下,我无地自容,真是太胆怯、太不负责任了。”3年后,中村俊喜经朋友介绍在网上看了《含泪活着》,深受感动,抱着“不能让这部精彩作品销声匿迹”的信念,又将电视纪录片改制成电影纪录片,搬上大银幕。影片最终于2009年在日本公映,上座率远超《阿凡达》。当时恰逢崔永元在日本出差,他用“万人空巷”来形容此片。这个在中国、日本时代浪潮下苦海漂流的故事,给予人们面对未来的无限力量。1954年在上海出生,1970年在花样年华开始下乡插队,来到远近闻名的特别贫困地区安徽省五河县。6年之后,终于身无分文回到上海。年龄大了,技术没有,在一家工厂食堂上班。借着凑出42万日元,夫妻二人不吃不喝工作15年的工资。他给领导交了278元,近三个月的工资,成功拿到护照。这一年,他35岁,一个大多数人都已经选择躺平的年纪。千辛万苦“润”到日本之后,新的苦难还在排队迎接他。学校不在北海道市,而在北海道的边陲小镇,阿寒町。被美图秀秀了。之所以招生,是因为小镇年轻人口稀少,地方政府寄希望于中国年轻留学生的到来,给本地带来新的生机。但这批中国留学生大多负债累累,到国外后必须半工半读,尽快打工赚钱还债。可那是荒无人烟的边陲小镇,那还是1989年的日本,持续至今的经济危机从那年开始,连日本本土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更何况老丁。于是在当年6月的一个深夜,他又从阿寒町“润”向东京。就这样,倾尽家财,远渡重洋,不断向上奋斗的老丁终于失去了在日合法签证,正式成为一名黑工。甚至失去回家的机会,在日本就业形势紧张的大背景下,被遣返的黑工除了罚款,甚至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从此,他开始了在日本15年的打黑工生涯,没回过一次家。勤杂工、清洁工、车间工人、技术工人、厨师,老丁开始了15年连轴转的黑工生涯。每天深夜十二点多,末班电车都收车之后,才是他的下班时间,沿着轨道走回家。到家后在三十年前建造的木房子里开始烧饭,连带着明天中午的那一顿也做出来。洗澡站在自制的塑造膜里,据他所说“一点都不会漏到外面”。因为一开始不会说日语而被厨师长扇巴掌,直到后来把日语说得流利。有人专门抢劫他这种黑户,看准了他不敢报警,所以日常需要检查衣柜里是否藏着人,进家门之前要先拿刀。对于女儿的思念,只能通过在上海广播电台的点播歌曲来表达。八年前,老丁的妻子同样是在这里送走了丈夫,今天又将在这里送走女儿。在女儿面前强撑着没有落泪的母亲,望着女儿的背影泣不成声。因为出入机场需要身份证,老丁无法去机场迎接女儿,两人相约在“日暮里”地铁站见面。八年未见,见面时不是痛哭流涕的拥抱,甚至没有寒暄。最亲密的动作,是老丁拍了一下女儿的肩膀,就一下,之后接过女儿的行李箱走上楼梯。他用生锈的上海方言询问着女儿的身高、体重,挑捡着白头发,询问着她怎么变成了双眼皮。老丁带女儿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当年打第一份工的餐馆。他在其中如鱼得水,用流利的日语向人们介绍着自己即将去美国留学的女儿。之后他们回到那间破旧木屋,女儿发现屋内唯一的装饰是自己小时候的相片。24小时太快,分别时老丁照例在成田机场的前一站下车,下车时甚至没有和女儿打招呼,只有女儿趁着老丁转身时说了一句“爸爸再见”。女儿前往美国之后,母亲开始向上海领事馆申请探亲的赴美签证,但被拒签。美领馆规定一年只能申请2次,五年多过去,连续11次提交申请全部被拒绝,终于在第12次申请时通过。她破天荒地走进理发店和裁缝店,时隔多年重新打扮自己。大洋彼岸的老丁,套上了25年前结婚时她绣的红枕套。老丁与妻子的重逢也并不汹涌,提行李,止不住的微笑,红着眼眶的长久注视。“13年”、“的确”、“很”、“辛苦”,妻子的苦,老丁何尝不懂;老丁的苦,妻子又何尝不知。72小时充裕,老丁带着妻子坐电车、去寺庙烧香拜佛,留下一张十三年来最亲密的相片,食指紧张地始终翘着:老丁到站下车,妻子接过行李箱,两人没有甚至没有告别的话。72小时很长,足够他追忆不少往事;72小时又太短,不甘心,抹泪、撇嘴。这些年来她心里难免有猜忌,猜忌他在日本有了女人,即使每个月的汇款都如期收到。当数次被警察盘问、逮捕时,他都会拿出一整包的税票,也因此躲过了无数惩罚。黑户口的身份让他多次被解雇,到最后,他甚至考下五份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成为日本人尊敬的“匠人”,根本不愁找工作。他说自己在日本从未失业过,这一份被扫地出门,永远还有另一份。回国前,老丁去了一趟当年位于阿寒町的学校,发现学校已经不复存在,甚至小镇都因为人口稀少,最终并入临近的钏路市,作为政府机构从行政版图上消失了。在机场办理出境手续时,日本海关人员看到他的护照先是大惊失色,检索发现无违法犯罪记录后迅速作出决定,盖章放行,还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在日本像老鼠一样生活了十五年,离开时他满载着荣耀。造化弄人的是,在日本衰落的80年代末~9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年代。不少人揣测,以他的能力如果留在中国,他可以更加成功。他的女儿去看了大世界,读大学,读硕士,读博士,成为医生,救死扶伤。
2004年,离开上海15年的老丁回到故乡,与妻子团圆。上次见面时发现他牙口不好的妻子煮了一碗白粥迎接他。好不容易休息了4年的老丁再次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3年后,英语奇差的他被选为纽约宾馆业协会优秀员工,成为洗碗状元。酒店在多年后三易其主,老丁却巍然不动,当上三朝元老,终于不用再受人白眼。那时,女儿所在的休斯顿急诊室刚进入战争状态,每天诊治大量的新冠病毒患者。他不愿前去接受女儿事无巨细的医学照料,选择一人在纽约苟活。深处纽约疫情风暴中心,退掉女儿买下让他回休斯顿团圆的机票,写下这样一份遗嘱:或许,比起70年代下乡插队和15年的黑工经历,他死里逃生的次数太多,这次疫情也并无值得大惊小怪之处。疫情发生以来,新增超过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数亿人出现睡眠障碍。而这部影片,具有扶人一把的力量,吹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命运之手如何阴差阳错,比我们更倒霉、更普通的老丁总是战胜着看似不可能战胜的苦难。创造幸福,全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