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 覃之棪 |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历史演进——基于党的八大至二十大报告的文本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方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制定与理论演进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以文化建设为主题且基于历次党代会报告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杨凤城以十二大到十七大报告为文本基础，系统梳理了党从文化建设战略地位、指导方针、文化体制改革、民族文化等方面分析理论上的演进路径。为理解党在文化建设理论上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提供了有力支撑。樊锐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十八大，从文化建设内涵、方向、地位、思路、目标等方面揭示党对文化理论的创新。姬会然将研究时间线延长至十九大，从党对文化建设地位、内涵、布局、方向等方面的分析入手，总结了党推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为全面把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面貌提供了重要参考。尹克寒将注意力理论应用于文化建设政策的分析框架中，并在历届党代会报告的基础上加入了历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深入探讨了国家文化建设政策注意力的强度变化、议题聚焦及内容演进。为理解国家文化建设政策的动态调整提供了新视角，揭示了政策制定背后的注意力分配逻辑。可以看出，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描述和评价式叙事，主要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式尚不充分，亟待进一步补充完善。本文将研究范围扩展至二十大，引入话语分析的范式，构建“内涵要义-价值指向-行动策略”分析框架，生成文化话语图谱，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文化”这一中心词在历次党代会中概念的流变、范畴的演进、表述的调整，呈现其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映照，尝试探究文化建设话语的演进历程与特征，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规律。

话语是围绕某个概念、主题、话题的语言表达、阐述说明。话语分析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研究范式。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泽利格·哈里斯写作的文章“话语分析”刊登，被视为现代话语分析的肇始。在这一阶段，话语分析主要关注于对语言结构的分析，尤其是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如段落、篇章等。20世纪80年代后，话语分析的研究逐渐在不同学科里延展和渗透。话语分析不仅关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还深入到语言的实际使用场景中，探讨语言如何被用于构建社会现实、表达权力关系、传递意识形态等。其中，以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历史话语分析是一种重要理论，他在《知识考古学》中说道，要指出言说就是做某种事情不只是表达人们的所思、表露人们的所知，也不只是使语言的结构发挥作用，要指出把一种陈述增加到一个预先存在的陈述系列，就是摆出错综复杂、代价高昂的姿态，这种姿态牵涉着条件（甚至不是处境、语境、动机），包含着规则（不同于建构的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规则），……而是意味着那些在一种实践中、有可能在与这种实践毗邻的那些实践中和在它们共有的连接中进行的转换。可见，话语是反映一定历史语境中的社会存在、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语言表现形式，以文本中的语言贯通历史的长河。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话语表达，时代话语的转变通常象征着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实践路径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不能脱离客观实践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实质是现实生活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话语是党对文化建设实践的总体认识，涉及文化定位、文化内涵、文化方针、文化布局等方面，通过内涵要义、价值指向、行动策略的调适，促进了国家政治目标与人民文化需求的同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增强理论力量。

探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演进，必须缕析其呈现的阶段特征与演进逻辑。本文将历史时段划分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揭示文化建设话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轨迹和内在逻辑。利用Gephi软件生成文化的话语图谱，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历次报告全文涉及文化的相关表达进行分析，提取共现值较大的关键词，将12份报告分成了三组网络关系图，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和文化话语的聚焦点。在此基础上，以“内涵要义、价值指向、行动策略”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对文化建设话语进行深入剖析。分析各阶段文化建设话语的核心内容、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以及相应的实践策略，探讨其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演变。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分析文化建设话语变迁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因，揭示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历史演进轨迹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创新性。首先，从历史阶段性划分看，本文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话语演进划分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这一划分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能够清晰地反映出不同时期党的文化建设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主要任务及理论创新点，从而确保了分析框架的历史连续性和时代性。不同于传统静态分析，本文着眼于文化建设话语的动态演进过程，通过构建网络关系图和生成文化话语图谱，揭示了文化建设话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轨迹和内在逻辑，为理解党的文化建设政策连续性与创新性提供了新视角。其次，从研究方法看，通过提取历次报告中与文化相关的共现值较大的关键词，构建网络关系图，这种方法科学且系统地揭示了文化建设话语的核心内容和演变趋势。关键词的共现不仅反映了话语的聚焦点，还揭示了不同概念间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理解文化建设话语的变迁提供了量化依据。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可视化图谱等现代技术手段，为党的文化建设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路径，展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独特魅力。最后，本文采用“内涵要义、价值指向、行动策略”三个维度作为分析文化建设话语的基本框架，旨在深刻剖析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多维面向。内涵要义挖掘文化建设的深层含义与核心理念；价值指向揭示文化建设所承载的价值导向与意识形态；行动策略则聚焦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与策略。此框架通过历史时段划分，结合文本挖掘与可视化技术，清晰展现文化建设话语的阶段性特征与演进逻辑。它不仅分析了各历史阶段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价值观念与实践策略，还深入探讨了变迁的内外动因，为理解党的文化建设话语提供了全面的学理视角。

二、构筑坚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无产阶级”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奠基

党的八大至十一大4次报告共108409字，其中“文化”一词共出现28次，总词数27055个，与“文化”共现词数728个，以其中相关性最强的前30位关键词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1）。其中，“人民”作为共现值较高的词语，表征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无产阶级”“革命”等关键词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阶级立场。“教育”等关键词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迫切通过教育从而掌握科学文化的时代任务。“社会主义”等话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坚定社会主义方向的价值指向。“发展”“建设”“进行”“努力”“工作”等动词高频词作为行动策略，主要代表了发展文学艺术作品的多种表现形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研究、培养引导知识分子、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等一系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措施。

首先，在文化建设话语的内涵要义上，党的八大至十一大报告中“文化”一词往往前缀“无产阶级”，后缀“教育”等词。在报告文本中，“文化”多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教育”的表述方式出现，并与“人民”“毛主席”“社会主义”高度相关。党的八大报告将“文化教育”单独列出一个章节，指出了“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文化教育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意义。同时，还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教育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小学、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人数不断增加，扫除文盲的任务持续推进。“对于职工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对于一部分文化程度很低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文化教育，也必须继续加强。”文化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现代文化知识尤其是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文化”后缀“教育”的表述，凸显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在国家基础性地位的深刻认识，通过教育掌握现代文化知识，是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表述在党的九大至十一大报告中出现较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其是在阶级形势的误判中发动的，在实践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导致酿成了十年内乱。“无产阶级”冠以“文化”的前缀，表明在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党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社会主义航向的迫切性和危机感。

其次，在文化建设话语的价值指向上，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话语中呈现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百家争鸣”方针的表达。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锚定社会主义坐标，确保三大改造不拐弯、不变向，并且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中，没有完全否定其合理有益的部分。在文化服务对象上，中国共产党表明文化必须“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强调我们必须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化要繁荣发展，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元观点的碰撞、不同文化的交融有助于文化的内生性发展。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营造百家争鸣的文化气氛，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话语的价值指向和核心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法宝。

最后，在文化建设话语的行动策略上，党的八大至十一大的报告作出了三层表述。第一，在文化建设的内容上，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努力创作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力开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文学艺术作品的精彩呈现有助于普通群众的理解吸收，扩展了文化的广度。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研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实现理论创新，挖掘了文化的深度。二者同时发力、同向发挥，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第二，强调知识分子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对象。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完成文化教育工作各方面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经过党的长期努力，知识分子不断深入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在塑造自己的阶级身份认同，映射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认同上。第三，强调党对工人文化教育的领导权。“党应当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通过工会工作把我国工人阶级培养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觉悟的、有文化技术的阶级，使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人阶级作为工业生产的直接主体，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工会的连接载体的作用，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和政治觉悟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核心命题为：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建设话语如何作用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如恩格斯所述：“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了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价值引导的文化建设话语体系。在内涵要义上确证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政治属性，明晰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任务；在价值指向上坚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营造百家争鸣的文化气氛；在行动策略上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精彩呈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研究同向发力，培养引导知识分子，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丰富文化内容和形式，领导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了襁褓中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并促进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积累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到服务“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转向

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6次报告共154796字，其中“文化”一词共出现121次，总词数44969个，与“文化”共现词数1660个，以其中相关性最强的前30位关键词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2）。其中“社会主义”“人民”继续作为共现值较高的词语，彰显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现代化”表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强调的服务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指向。“建设”“发展”等动词和“文化产业”“事业”等名词作为高频词，主要代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行动策略，强调以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文化建设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首先，在内涵要义上，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的报告中，“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表述方式逐步开始转化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且与“建设”“人民”“发展”等词具有高度相关性。党的十五大首次在历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提出了培育“四有”公民的目标，并扩充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这一话语主体的转向，体现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越来越注重将文化建设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党的十六大在总结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中指出：“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必须体现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的进程中。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三个代表的方面提出，体现出党深刻认识到文化在推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党对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先进文化从此嵌入到党的文化建设话语体系中来。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纵深融入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因素和变量。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话语表述表明党在文化建设中不仅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并结合“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和融入世界的客观背景，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话语内涵。

其次，在价值指向上，从共现性关系来看，“现代化”与文化一词的关联性较强，作为动词的“建设”与“发展”也频繁与文化共同出现。第一，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国共产党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事业的时候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迈入二十一世纪，综合国力竞争异常激烈，科学技术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高素质人才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科学文化教育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亟待增强。党的十五大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第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仅需要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还需要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提供精神动力，“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坚定社会主义方向，注重科学文化教育，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最终都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现代化建设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中的价值指向。

最后，在行动策略上，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的6次报告中，呈现以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样态。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党的十六大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公益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保障，短期内不一定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因此需要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在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若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哺育，人民的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人民基本文化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为推进文化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与发展文化产业同向发力，有益于增强文化内容形式的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另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要处理好弘扬中华文化和吸收各国优秀文化的关系。人类文明源远流长、多姿多彩，世界是文化的百花园。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熠熠生辉。从横向上看，“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在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从纵向上看，“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要全面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上运用高新技术激活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创新民族文化生产方式，使之具有适应于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性，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延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总而论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核心命题是：在融入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党的文化建设话语如何作用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中国人民既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的文明成果，也遭受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冲击。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以“现代化”为价值引导的文化建设话语体系。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涵要义坚定了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价值指向上强调文化建设要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在行动策略上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吸收外国优秀的现代文明成果，增强民族文化的现代性，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推进现代化建设。

四、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文化话语的赋新

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3次报告共94556字，其中“文化”一词共出现100次，总词数29823个，与“文化”共现词数1281个，以其中相关性最强的前30位关键词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文化建设话语以“坚持”“建设”“发展”“现代化”为中心节点，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信”“繁荣”在网络关系图的出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从而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愿景。“体系”“制度”“全面”在网络关系图中的涌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构筑现代文化体系的行动策略。

首先，在内涵要义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逐渐转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意涵加深、功用扩大的话语趋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同一话语层级逐步降为亚层级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表述在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在改革开放时期仅提及过一次，其大量使用出现在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色主义文化以发展道路的话语形式嵌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实践工具上来。二者互构互促，共同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主题。党的十九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华文化”作为亚层级话语嵌入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阐释中，表征了党对焕发中华民族历史荣光和民族主体自信的渴求。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大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党代会报告提出了“革命文化”的概念，并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列作为亚层级话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塑造为三位一体的话语表达，实际上在追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和近代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建设、改革史。这一话语流变彰显了党的历史主动与文化自信。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文化自信”首次被用于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内涵要义上不仅指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而且指向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线任务。

其次，在价值指向上，强调增强文化自信与建设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党首次在党代会报告提出“文化自信”这一全新话语，用于阐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第一，文化自信是对维护文化主体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要求人民内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尊心。党的二十大列举了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大型活动，向其他国家从容大方地展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人民文化自信得到明显增强。第二，文化自信是对深刻认识文化价值的自信。文化自信被写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可以看出文化自信被列为“四个自信”的压轴位置，彰显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话语力量的认可。“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的能动因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第三，文化自信是对实现文化使命的自信。党的十九大将关于文化的论述部分单列一章，主题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二十大将关于文化的论述部分单独列一章，主题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近两次党代会报告在关于文化的单独章节的主题中强调增强“文化自信”，确证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肩负带领人民赓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

最后，在行动策略上，呈现出培育高素质文化人才、建立现代文化体系、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话语趋向。第一，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需要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作品供给，而高素质文化人才是提供高质量文化作品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现代性的形式呈现，与时俱进地适应人民对文化产品的时代需求。党的二十大指出，“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创作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精彩纷呈的文化作品、丰富的精神食粮，以人民对文化的满足感、获得感增强文化主体自信。第二，建立现代文化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提升优秀文化作品在人民群众的传播水平，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创新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集约化水平，让文化市场涌现更多主旋律、正能量文化作品，从而激发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和热爱。第三，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海纳百川，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熠熠生辉，不逊色于任何一种文明。大国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在开放中深化文化交流互鉴，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其在世界文化中更具魅力和吸引力。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共产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对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共产党必须建构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文化建设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话语，既是阐释党的文化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话语载体，也是凝聚中华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话语力量，更是关乎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课题。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内涵要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为亚层级话语，丰富了话语理念。从价值指向的演进轨迹来看，表现出增强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国的话语趋势，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凝聚中华文化认同、提升民族自尊心的历史主动和主体自觉。在行动策略上，培育高素质文化人才、建立现代文化体系、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贯穿着增强文化自信的话语主题，为提高新时代党的文化工作效能提供话语支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话语体系经历了从初创到深化，再到创新发展的历程，不仅映射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深刻轨迹，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上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本文旨在从“内涵要义、价值指向、行动策略”三个维度，系统梳理文化建设话语的动态演变特点与规律，并对新征程上的文化建设提出展望。

文化建设话语的内涵要义上经历了从“无产阶级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话语聚焦于“无产阶级文化”，强调其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通过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途径，巩固新生政权，培育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时期的内涵要义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属性与革命色彩，是对旧有文化的根本性改造与重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提出，文化建设话语的内涵得以拓展，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政治维度，而是融入了现代化、全球化视野下的多元文化元素，更加注重文化的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新的标识，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整合，展现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新高度。可以看出，文化建设话语内涵的演变遵循着政治引领与文化自觉的双重驱动规律。一方面，政治引领确保了文化建设方向的正确性，使文化成为巩固政权、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文化自觉则促使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符合时代印迹的文化体系。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文化建设话语内涵的丰富与深化。

价值指向经历了从“服务政权巩固”到“增强文化自信与建设文化强国”的转变。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动荡后，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包括经济崩溃、社会秩序混乱、民族矛盾等问题。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主要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通过文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政治觉悟来巩固政权基础。改革开放后，和平和发展成为了时代主题，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逐渐转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文化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建设的价值指向更加丰满立体，既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也关注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看出，文化建设话语价值指向的演变呈现出从单一价值到多元价值融合的趋势。初期以政治价值为主导，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多方面的考量逐渐融入其中，形成了更为全面、立体的价值体系。这种演变规律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文化建设的多元性需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事业上与时俱进的治理能力。

行动策略经历了从“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到“构筑现代文化体系”的拓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的行动策略主要集中在文艺创作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上，通过优秀作品和理论成果引导社会风气，凝聚人心。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市场引导等方式，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进入新时代，行动策略进一步拓展至培育高素质文化人才、建立现代文化体系、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可以看出，文化建设行动策略的演变遵循着从内部驱动到内外联动的转型规律。初期主要依靠内部力量推动文化建设，如加强文艺创作、理论研究等。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外部因素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重要行动策略之一，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种转型体现了文化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特点。

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应在文化自信、文化创新、国际传播、文化公平、文化安全等方面持续发力、一体推进。首先，要深化文化自信，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其次，必须推动文化创新，鼓励文化创新创造，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体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再次，必须加强国际传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从次，促进文化公平，关注城乡、区域之间的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最后，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加强文化安全意识，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和侵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作为上层建筑，“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建设话语承担着巩固国家政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阐扬了党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实现了文化建设话语的语义扩充、价值转向和策略提升。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的逐渐增加、中国在国际政治的地位稳步提升，中国文化也在逐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话语的力量也应与之相配。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污蔑和打压，中国共产党必须构造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文化建设话语体系，激励和号召人民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话语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