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我的治学经历

一

我在1930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1949年改为历史系)读书。当年选择读历史，思想上有过斗争，因为那时读历史的人找工作很困难，有个吃饭问题。但自己实在喜欢历史，感到它讲的是古往今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动人的历史场面、最有智慧最有才能的历史人物，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知道了一些后，又会产生更多的好奇心，希望更多地知道一些。那时年纪小，将来工作的事等到将来再说吧。就这样，选了历史这门专业。

进了大学，最初是用功读书的。但当时的局势使自己无法再平静地读下去。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状况一天天坏下去，眼看着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和种种暴行，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什么个人理想和出路都谈不上。面对这种情况，一个有正义感、有血性的年轻人怎么能不顾这一切而只是埋头读书？于是就横下一条心，全身心地投入了当时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在1948年初加入了处在地下的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底，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的传讯和通缉。根据党组织的要求，在外面躲了几个月，不能出去，也无法参加活动。不过利用这些时间读了不少理论书籍，对自己还是很有帮助的。

上海解放后我回到学校，忙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还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学生代表)、学生会主席，常常缺课。

即便如此，学校里系统的专业教育对我的影响依然很深很深。我听过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等老师讲的课，还选读过冯雪峰、唐弢、章靳以等老师的课，谭先生八十华诞时，我给先生的贺信中讲道：老师言传身教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作用，年轻时也许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时间相隔越久，这种感受反而越来越强烈。如果年轻时没有受到过先生和其他老师的熏陶、在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树立起一种无形的标尺，不如此就不敢拿出来，恐怕连今天这点微薄的成果也难以取得。这确是我的由衷之言。

不能不说到，在课外还挤时间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读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新中国成立初主要是读新华书店出版的书。那时还年轻，读的又是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方面的书，在头脑里深深扎了根，可以说终生受用不浅。我很感慨：许多书籍和它们的作者为人们所熟知，但在它的背后，这些书籍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得以出版，许多出版工作者当年怎样历尽辛劳，策划和组织这些书籍的出版，并把它送到读者手中，却很少为人所知，文化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到他们，这是不公平的。

1951年，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留在学校里先后担任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最初内心也有过一些矛盾，希望回到自己最喜欢的历史专业去。但转而想想：革命的胜利得来多么不易，难道能一胜利就各奔前程？那样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所以，从这时起直到2004年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岗位上离休，每天八小时在办公室上班，前后共53年。

从个人来说，幸运的是1952年复旦校党委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那时叫“双肩挑”。这自然是我十分愿意的。正好教育部在院系调整后规定大学历史系都要设置中国近代史课程(那时指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我参加了编写教学大纲。由于过去史学界的传统很少把中国近代史看作学问，老先生极少专治中国近代史的，这又给了我一个机会：从1953年起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的课，先是给新闻系讲，以后给历史系讲，1960年起又带了5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这算是“副业生产”。

讲课的头几年没有写什么研究文章，很幼稚地认为有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些基本问题都讲清楚了，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当时的史学刊物只有《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和天津的《历史教学》、河南的《新史学月刊》(后两种刊物篇幅都很少)，还有一些杂志和报纸上有不多的史学文章。中国近代史方面，除太平天国史外，发表的研究文章实在很少。这种状况和今天真是大不相同。

我发表的第一篇史学文章是《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上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写那篇文章，事前并没有想得很多，只是因为胡绳上一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文章，影响很大。他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划分时期的标准。我那时教这门课已经一年多，觉得应该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状况结合起来，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这两者是一致的。春节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值班，想起这件事就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意见寄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发表，只是像写一封长的读者来信那样，所以用了这个题目。没想到《历史研究》很快就发表了，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编辑部对年轻人的热情扶持，对他日后的成长实在是很重要的。

这一年，我还写过一篇《论1895年到199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发表在复旦大学的学报上。这是我第一篇利用原始资料写成的史学论文，其实只能算习作或尝试，但我当时是用心写的。

第二年，我又写了一篇《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它比上一篇有进步：上一篇基本上是叙述性的，这一篇可以初步地说是分析性乃至论战性的。以前，对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发动者是谁有许多不同说法，如说是蔡锷、唐继尧、梁启超以及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等。这篇论文收集了当时能找到的尽可能多的原始资料，进行分析和比较。结论是：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新军中下级军官。后来，李根源先生的公子李希泌告诉我：他父亲当年看了这篇文章后很称赞。李根源先生在清末做过云南讲武堂总办，护国运动时担任总参议。得到他的肯定，我自然很高兴。《人民日报》也介绍了这篇文章。那几年，我一年只写一篇论文。觉得与其一年写10篇文章都在原地踏步，不如一年用心地写好一篇文章能比原有水平有所长进，力求写一篇文章进一步。看来，在研究工作起步的时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在大学里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除教学相长外，可以共同切磋学问的人多，还可以同不同学科的学者交换意见。其中，同我一起谈论学术问题最多、合作时间最久的是胡绳武。他比我年长七岁，我进大学时他是同系四年级学生，还算是同学。我们先是合作写论文，到1959年合作出版了我们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清末立宪运动》，许多看法都是两人平时在读书后议论出来的。

随着年岁稍长和学术上的积累稍多，就考虑到研究工作应该确定重点方向。这样，奋斗才有目标，精力才能集中，研究工作才能做得更深透一些。不能老是东一枪西一枪什么都弄一下，而什么都如蜻蜓点水，并不深入。本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等问题都写过文章。经过反复斟酌和筛选，两人确定把辛亥革命作为共同的重点研究方向。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第一，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十分重要，这不需要多说。第二，它当时在近代史研究中恰恰是个薄弱环节，我们作为教学主要参考书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为止。第三，复旦所藏这方面的图书报刊资料比较多，自己对它也特别有兴趣。当然，重点并不等于唯一。在大学里教书，其他方面的有关知识也需要不断补充和思考，这对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路是有益的。

1961年，我们两人一起到武汉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那时和现在大不相同，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极少，复旦不算闭塞，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回来后，就决心共同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稿》，力求写得扎实些，在分析上有些突破。1963年，第一卷已经写完，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编辑部看过稿子后的具体意见也给了我们。但当时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听说夏衍准备拍电影《秋瑾》，江青就讲：“怎么！现在还要宣传国民党？”我们这部书的主题是讲国民党的前身兴中会和同盟会，这时候拿出去，岂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于是就搁置了下来。没想到这一搁就搁了18年。

二

史学工作者中，我的处境也许比较特殊。前面说史学对我是“副业生产”，其实在大多数时间内几乎只能算是“业余爱好”，主要工作是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和节假日做的。不过，我还可以说是“科班出身”，不是“票友下海”，这又要感谢母校给我的教育和在大学工作的有利环境。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讲课还能在研究工作中做一点事？我的体会是：要打破两个思想障碍：一个是“等”，总想等条件好了再大干一番；另一个是“怨”，老抱怨受到客观方面的种种限制，放松对自己的要求。等和怨，都是徒劳无益的状况，只会起消极作用，时间就会白白地耽误掉。唯一的办法只有不等不怨，抓紧每一点自己可能支配的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只要目标认定了，就下狠心干下去。不管环境如何，工作的进度在必要时可依实际情况调整，但目标一定要完成，不能动摇。

这种处境，对研究工作其实也有很多好处：第一，正因为时间太少（80年代前我在上班时间内不做专业工作，而且常要加班），对时间就格外珍惜。理发时也总要看书，舍不得浪费这20来分钟，这给理发师傅带来不便，常受到他们批评，但我一直不改。我的孩子笑我：唐山大地震时，第二天下起暴雨而地震棚还没有盖起来，只能在空地上顶着一块塑料布盖着，我就在底下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第二，有限的时间会迫使你尽力提高它的利用率。例如，阅读原始资料时一面读一面就用心想，从资料中发现问题并努力寻求答案。随着资料越看越多，最初的想法或者越来越充实，或者需要修正甚至全部推翻。当基本资料看完后，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以至它的逻辑层次在头脑里都已想清楚，就可以动笔写了，这就省下不少时间。第三，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或社会工作，十分有助于真切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了解它的全部复杂性，学习作出适当的判断。中国有句老话:“事非经过不知难。”一个人如果对现实社会生活都缺乏了解和判断能力，要去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尽管发议论也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实际上仍容易讲出许多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来。

1965年，我奉调至文化部，在政策研究室工作。说老实话，在上海工作的人一般不愿意到北京来，在大学工作的人一般不愿到机关来，而且那样离我的专业就更远了。不过，我那时倒没有太多想法，只是从服从组织调动的组织观念出发，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后，和在复旦时不同，晚上和假日的时间大体上能由自己支配，我又没有其他业余爱好，就可以多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不久就爆发了。1968年1月，复旦的造反派到北京说找我“外调”，在文化部宿舍门口停了一辆汽车，跳出几个人把我架上车开到火车站，就押回复旦，在学生宿舍关了整整一年，到12月把我押回北京，同时带去一份材料。后来才知道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生中一个军统特务(当时已判无期徒刑，在青海劳动改造)凭空捏造说我在1948年被告发是地下党员后就成为特务组织“学运小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便没有材料，造反派还竭力想给你“挖”点材料出来，何况送来了这样一份据说写得活灵活现的材料。这件事又审查了四年，其中有三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处于被监督的情况下种水稻，不许回北京，没有同家里人见面。五年中，除了写交代和检查外没有写过别的。书也不能看。一看书，军训队就来训你：“怎么？没事了？不考虑考虑问题？”

1972年底，当时负责国家文物工作的王冶秋不顾我当时的艰难处境，下调令把我调到文物出版社，先后担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达十年之久。调令一来，原来挂着的是不是特务的结论才作了出来，党的组织生活也恢复了。我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文物工作和出版工作，离开那里后也没有再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但我从不感到这十年是浪费，相反觉得很愉快，很有收获。

那时，全国出版文物书籍的出版社只有这一家。能够有系统地策划并整理出版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然很兴奋，觉得为此投入自己全部心力是值得的。以往，史学工作者一般着重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考古发掘资料不很熟悉，而许多重要历史问题(特别是古代史中许多问题)常常需要依靠考古资料来解决。我是学历史的，因此在主管《文物》月刊时，每发表一篇重要的考古发掘简报，总要求约有关专家写一篇或几篇文章，结合历史文献，说明这些考古成果的价值和它能说明历史(或专门史)上哪些问题，同简报配成一组发表。在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时，也这样要求。

出于工作需要，自己的知识面有了拓展：不仅有系统地补充了考古、青铜器、陶瓷、古建筑、书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用一年业余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接着又读二十四史，几年内读了14部(虽然读得很粗)，因为如果对各个时期的历史大背景缺乏了解，就很难做好文物编辑工作。同时，从经常接触的考古和古代史专家那里，也学到许多知识，建立起广泛的友谊。

这段历史给了我一点体会：无论把你放在什么岗位上，即便不是你熟悉的或不是原来所期望的，只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总会学到一些东西，有不小的收获。如果抱着临时观点或应付了事，结果时间徒然浪费掉而又一无所获，那才是很不值得的。

三

在出版社工作的后期，“四人帮”垮台了。我又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时间，和胡绳武一起，把已放下多年的《辛亥革命史稿》重新拣起来，修改第一卷，续写第二至第四卷。第一卷在1981年出版，全书在1991年出齐，共一百四十多万字。这件工作只能在业余做，确实很艰苦。但自己下了狠心，咬紧牙关，走不到爬也得爬到，终于如期完成了。这部书论述的范围，起自甲午战争，止于“二次革命”失败，前后共20年，力求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和阶段性，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对外关系融合在一起，描述事态的演变轨迹，而不是把这些方面分割成各自孤立的主题。但全书的主要着眼点是考察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整个过程，而不是写成一部中国这个时期的通史。书中大量引用当时的期刊报纸、当事人的文集和回忆录，以及有关档案，力求使它成为原创性的研究。以后，这部书获得了第一届郭沫若历史学著作奖。上海辞书出版社现在正准备重印出版。

粉碎“四人帮”后，我本来可以要求回到熟悉的专业岗位上去。但想想自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被这里调来的，怎么能情况一好就掉头他去，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所以没有提出来，又在那里工作了五年。直到1981年夏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为准备编写《周恩来传》调我去。因为文化部不肯放，所以先是借调，到1983年初才调成，第二年担任室副主任，1991年担任常务副主任，一直到2004年离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后，我虽还担负着不少行政工作和其他任务，但毕竟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到专业工作上来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一是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以及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二是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前一方面的工作我也做了一些，做得更多的是后一方面。我曾经主编《毛泽东传》新中国成立之前部分、《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与其他同志共同主编《毛泽东传》新中国成立之后部分、《陈云传》、《李富春传》;共同撰写《邓小平传略》。《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的新中国成立之前部分，两书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个人著作有：《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五十年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

其中，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是我在年过70岁以后利用公余时间写成的。为什么把1947年称为“转折年代”？因为正是在这一年，统治中国20年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由强者变为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由弱者变为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到来的。这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一年内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它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后来，这本书被收入了由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国文库”。

到文献研究室工作前，有朋友对我说：当代史没法由当代人来写，因为总会有种种局限性，只能让后人去写。甚至觉得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劝我不要做。然而我的感受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自然会有它的时代局限性:有些事情多隔些时间也许看得更清楚，后人在论述时更加放得开，以后还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材料。但后人也有他们的难处：终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研究的依据只能是前人留下的一些资料，而那时的时代氛围、人际关系、民众心理以及影响事态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特别是大量存在而人们已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都能在文字资料上记录下来，后人很容易用他们那时的情况和经验去推想当年的事情，或者把未必准确的个别文字记载当作事情的全体，常有很大的随意性，显得隔膜以致失真。应该说，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谁也未必能代替谁。至于同时代人，由于各人的经历和认识不同，看法也未必相同。那不要紧，只要力求按照事实写下来，读者完全可以用来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可能写出一本谁都同意的历史书来。

我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还有一个困难：以往对我党的党史只有一些常识，没有作过什么研究。到了50岁才大改行，步入这个新的领域，这确是我的弱点，但并不是到了这个年龄在新挑战面前就只能无所作为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保存着大量党史资料，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原始资料。这太有吸引力了。所以办法只有：不气馁，不取巧，从系统认真地钻研原始档案着手，并多向其他同志请教，脚踏实地，奋起直追。好在党史终究也属于历史科学，具体对象和资料虽有不同，但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要求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可靠的历史资料，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理清事情发展的脉络，对复杂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当的判断。以往受到的史学训练，对新从事的党史研究工作，确实是很有用的。

1991年内有8个月时间，我随胡绳一起住在玉泉山，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部书要以40多万字写出党70年的历史，力求把这个时期的历史理出一个头绪来，做到条理清楚，文字精炼，有历史感。平时又能多次听到胡乔木对党史中许多复杂问题的具体分析。这段经历等于得到两位大师手把手的指点。这段难得的经历，使自己受到很大教益，也进一步领会对历史上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宏观全局和历史发展的主线而孤立地去考察，那样不但不能对事情有真切和深刻的理解，还容易以偏概全，得出不符合实际的结论来。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我曾多次参加中央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这对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发展，有很大帮助。至于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历史，我原来比较熟悉。并且深感：要研究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能不同时也了解国民党的历史，有如观察一场棋局，不能只看一方是如何布局和下子的，还必须留心对方怎样布局和下子，否则是看不懂这局棋的。在此期间，我担任过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方面也很有收获。

我是在74岁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这以后，先写过几篇比较长的论文，大多是原来在工作中读了较多原始资料，有所思考，但由于篇幅限制，没能在承担的任务中写进去的东西。从75周岁的第二天开始，动手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这部书约120万字，从中日甲午战争写到2000年。我不会使用电脑打字，只能用笔写。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年龄还要做这样一件自讨苦吃的事情？原因之一是：几十年来多次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使我的研究范围恰恰包括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这一百多年，有机会接触到比较多的原始历史资料。而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当这个世纪来临的时候，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正占领着中国的首都北京，中国已濒临灭亡的边缘。一百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改革开放。到这个世纪结束时，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使世界惊讶的变化，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步前进。过去我做的多是一个一个专题研究，到老年把它综合起来写成一部纲要性的书，条件是比较有利的。写作时，力求写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又对一些关键性地方多作一点“特写镜头”式的叙述和分析。这部书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写了近三年，在2009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年来印了四万多册，看来还是为一些读者所需要的。

多年来同我关系最深的社会团体是中国史学会。因为我最喜爱的工作是史学，对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担任过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第三届常务理事，第四、五届副会长，第六届会长，现在是名誉理事。在学会里结识了许多不同学科的史学界朋友，建立起很深的友谊。我还担任了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的会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过十五六年的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同他们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重要变化：同海外学者建立起比较密切的联系，曾到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挪威等国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其中不少是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曾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了半年客座教授;2008年，被俄罗斯科学院全体院士会议选举为外籍院士;在国内也同来访的海外学者有较多的交往。这些活动，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注意到许多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增长了知识，是十分有益的。

2011年，我已经80周岁，还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当兼职教授，负责带一些博士研究生。以后，如果健康和精力许可，希望还能在史学领域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