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学术文献展回顾｜付丹宁：展馀剩谈

展馀剩谈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王瑶专题展

付丹宁

1989年王瑶先生因病逝世，其后，夫人杜琇先生将遗物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其中包括王先生与现代文学研究有关的手稿、藏书，部分生前使用或未使用过的物品，以及很可能是全部的照片。这些捐赠品形成了以“王瑶文库”为题的专档，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成了此次王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

王瑶先生逝世后，大约每十年有一次大型纪念活动，或就其生平，或就其治学，或就学科传承的展望，方方面面，即不能说题无剩义，可以发挥的空间也很少了。然而，一如图像所保存的，往往是溢出学案或传记所能范围的“人”的表情、姿态，专档则侧重于“物”在广延中的、与触觉、气味相连的实质存在，大体上是这些物质性的要素，使得画传和展览成为了此次纪念的入口。我负责的是文学馆的展览。

然而“物”往往是没有系统的，因此这里也只选择一些展出的和没能展出的展品，谈几个展览本身未尽的话题。遂题为“剩语”云。

个人专题展是有一定的体例的，大要不出传记的线索，此次的展览却在第一个区域设置了一个王瑶先生书房的印象式置景。回想起来，这是北大现代文学研究常用的一种笔法，不径论文章的主题、前研究、问题意识，而先设一小引，以具体的情境，首先对论述对象的气象作一速写，近于所谓“得胜头回”。

思路来自陈平原与袁一丹两位老师，最终的展览也证明，这是最适合于实物的语言。书房展出了先生的台灯、眼镜、各个时期的证书，也有一些旅游纪念品，有些见之于保存下来的老照片，有些则甚至没有拆封过。并不都是重要的物品，也并不都能说出来龙去脉，然而它们确实蕴含着某种属于王瑶的“氛围”。

最有名的当然是烟斗，可以说是王瑶的一个符号，但仔细看看，其实没太用过。这类烟斗在专档中还有几个，算得上是一项收藏，都是九成新。另一件掐丝珐琅烟碟却是真用过的，其中可以见得“水深火热”并非虚言。碟口略向内扣，作为烟灰缸似乎不甚合理，直到借展时，里面还有烟灰，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

入库清点时，这几个展品给了我不小的冲击，那是非常强烈的直观性，直观到有些突破界限。拿着烟斗我有一种轻微的抗拒的心理，因为知道它是叼在嘴里的器具。这可能是最极限的、关于“物”的体验，是一种完全无法去他者化、甚至无法知识化、无法形成叙述的一种具体性，一种剩余的肉身性。一切实物展品都有类似的效果，只不过，展柜提供了天然的保护，作为观众，我们仍然是站在一个安全位置观看的。它使我们意识到，如果提及“灵氛”，也许那并不是能够化约为怀乡病的、柔软的东西，而毋宁是这种侵犯的、因而能动的东西，它随时入侵我们情感的、也是思想的边界，并随时可能将我们自其中召唤出去。

相对温和的是声音。2014年陈平原老师寻访到一份王瑶在澳门接受采访时的录音，这个录音的故事是很多的，怎样听不清楚，怎样找山西当地的学生来听写，又怎样找山西的老师校对。但这次却在文学馆发现，王瑶还有两份录音存世，一次即此次展出的《现代文学的时间起讫问题》。录音保存在磁带介质中，翻录出来耗费了不少精力，然而却相当清楚，而且，并不难懂——至少在北方方言区的人听来是这样。几乎不再需要任何语言，就可以从这份录音中听到王先生的活生生的形貌，包括他的笑声，在任何语境里都开玩笑，这样一种性格。有的学者是趋向于无性格的研究的，王瑶显然不属此类，他的研究是他作为人的副产品，正如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与其说是关于文本的学科，不如说是关于人的学科。

另一份录音也很特别，它是王瑶1985年去日本时的讲座，里面有日语的翻译。这次和日本有关的，还有一些因为篇幅最终删去的素材。专档中的照片里，有相当一部分是1985年这次在日本拍摄的，多是抓拍，而非站定了摆好姿势的合照。停车场中的一张，王瑶和随行两人直面镜头，衣角皆在空中，毫无疑问是在行走中拍摄的，有一种电影剧照的气质。

还有一组照片的背景颇梦幻，有白墙而蓝色尖顶的城堡，仔细看乃是东京迪士尼。其时王瑶已经年逾古稀，在这里能看出他非常孩子气的一面。从馆中保存的杜琇与他的通信，也不难印证这一点。

王瑶留给文学馆的照片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各处会议时的合影，少部分是家人的，但其中有一张很特别，既没有他自己，也不是我们认识的他的家人或者同时代的学者。那么他们是谁呢？既然都不认识，当然没有什么头绪。可是看装束，看陈设，不像大陆的人，却看得出相当有年头。是香港人或者台湾人吗？王瑶这一面的来往其实是少的。那么是日本人吗？是的话，四个日本人，黑白照片时代就与王瑶相识，他们会是谁呢？到目前为止，唯一合理的答案，是翻译《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实藤惠秀四人。这个译本在《史稿》出全后很短时间就翻译出来了，实藤是与王瑶直接联系的。以这个线索辗转咨询了很多人，可是最后也不能确定，只得到了“非常像”的结论，因此最终这张照片也没能展出。

稍微弥补这点遗憾的，是实藤四人的日译本《史稿》，王瑶专档中的藏书里，是有这个版本的。打开看一看，每一册的扉页上都有题赠，四个人都具名了，就是译者赠书。战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有很紧密的连带，如果不是抱着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向往的人，是不会对中国的现代文学感兴趣的。即使不是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全球六十年代”也仍然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相当奇特的一个时代。当然，这时还不是六十年代，但我想它依然见证了二十世纪历史的某个有意味的瞬间。

因此，但愿有一天那个谜能解开。

另一份有意思的照片是一张合照，拍摄于北京大学，照片上有二十余人。这是布展中偶然发现的材料，当时需要展览王瑶和李何林一同出镜的照片，遂翻到了这一张。之所以说“有意思”，是因为李何林不是北大系统的人，不太有机会出现在北大。那么，这就不是北大教职工日常活动的合影，而是会议留念。有这样一个会议吗？循北大、李何林、王瑶的关键词查去，发现了何善周先生的回忆，这个会议，很可能就是学科史上颇为关键的“综合大学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何善周所列举的与会者，很多人确实都在照片上，包括余上沅、吴组缃、孙中田、陈瘦竹、此后不久便离世的刘绶松，以及作者何善周本人。

这一部分展览的总题是“第一代学人”，这是现代文学学科史会用到的一个概念，所指大体也就是王瑶、唐弢、李何林这一代。但展览想要探讨的不止于这三人，必须看到，现代文学学科创立时的诸多问题意识并非出自一门一家，而是其时学者间共享的，可以说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最终选取的方式，是以表格罗列同时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生卒年、解放前的经历以及研究领域。找到这张照片时，我才意识到，其实表格里的很多人都在照片里。

这个点位大概是整个展览唯一一个我要求设置的点位，因为我认为，“第一代学人”的特质，是关乎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品格的。用王瑶自己的话，这个学科是“唐人选唐诗”。事实上，从表格不难看到，这代人在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学者之前，基本上都已经工作了，很多人自己就是作家。所以，这是当代人对当代史的一个书写，它和那种旨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判断的学科，是不一样的。它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部分重合的，所以它是有立场的，它不单纯是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一个真与伪的判断，它还从当下的处境出发评判这个对象的善与不善，并潜在地试图做出干预。这是现代文学很特别的一点，和其他学科都不同的一点。正是这种“唐人选唐诗”的特质，使得只有三十年历史的现代文学，可以承受超过一倍以上时间的研究，只要这三十年仍然是“现代中国”的某种起源。

这个学科正在面临一些危机，内部外部皆有之。这个意义上，去重新的返回这个学科诞生的时刻，去重新考虑它的特质，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最后我想谈一谈“竟日居”。这是王瑶晚年的斋名，在讲解的时候，每每遇到人问，竟日居是什么意思。但其实是很难解释的，因为王瑶自己明确说过，没有什么意思，就是把“镜春”二字拆开，那是他晚年分配的居所。可是也有人说，王瑶“自己很得意这个名字是感觉得到的，因为他平常几乎不写毛笔字，这回却用毛笔写下了这个名字，而且挂在案前”。这幅字也收藏于王瑶专档中，装裱在厚卡纸上，周围还镶了金边，右上钤印，亦为“竟日居”三字，真是“很得意”了。“没有什么意思”，大概是不能尽信的。

当时也做了一些猜测。拆“镜春”为“竟日”，使人想到鲁迅的“且介亭”，事实上王瑶所住的也只是镜春园的一角。鲁迅另有笔名唐俟，说是空等的意思，反过来，即称书斋为俟堂。这是一个很有鲁迅气质的斋名，“俟堂”，听上去好像是一个等待的空间，可是等待的是什么呢，是虚无。如果抛开“且介亭”那类竣急的自嘲，可以说，“竟日居”里也有与“俟堂”相似的颓唐：终日居处其中，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没有说，只是“竟日居之”。

回到王瑶当时的状况，从三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四十年代的进步教师，到建国前后非常积极地投入到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批评的活动里，经历了中间许多变故，到新时期学科重新恢复起来。遥想去，应当是“老骥伏枥”“桑榆未晚”，但是王瑶的状态是很微妙的，一面是积极地、可以说是自我消耗地做了许多制度建设的工作，一面又好像很消极。这次王先生的几名弟子的访谈里，钱理群先生就提到，王瑶晚年对现代文学是觉得没什么可作为的。

一种解释是，王瑶认为古代文学更重要，更有操作难度，更能显示一个学者的上限。但我想也有另一种可能，是他对文学介入历史的可能性感到疑惑。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一面在做学科重建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回到了一个很不稳定的、自我质疑的状态。这毋宁说是现代文学的某种原点的状态，也这次纪念活动对我个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