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合作：经验与未来走向

以中美气候合作历程来看，存在合作与停滞的反复，共识下存在分歧是核心原因。

中美气候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后前三十年内两国在气候方面鲜有合作，相关领域的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环保问题上。

直到2009年奥巴马任职美国总统，大力推行气候政策，自此迎来了中美气候合作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气候问题上升为高级别、常态化的重要议题在两国交流中频繁出现。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分别于2014年11月、2015年9月、2016年3月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两国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表明了气候雄心。中美两国在此阶段的气候合作迅速增多，国际趋势是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奥巴马在其两届任期内一直全力推进气候变化议程，完善其在竞选时就开始描绘的绿色新政蓝图，他曾明确表示，要把气候变化作为他政治遗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其推动下，美国改变了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立场。

2017年，特朗普采取与前任奥巴马完全相左的气候政策，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从而直接导致了中美合作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搁浅。虽然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两国政府层面在气候领域的合作遭遇了重大挫折，但两国关于气候问题的合作仍未完全中断。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双边层面继续开展了一些务实的合作项目和活动。例如，双方在清洁能源、碳捕集与封存、低碳城市、气候智能农业等领域开展了技术交流和合作研究；双方在应对臭氧层损辑、减少短寿命气溶胶等领域保持了沟通和协调；双方在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加强灾害风阶管理等领域开展了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合作。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多边层面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对话和协商。例如，中美双方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凯加利修正案》的谈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球减少粮室气体排放做出了贡献。

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把气候变化作为涉及国家利益、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的战略问题，并将气候变化治理视为其全球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签订《巴黎协定》。开展一系列“气候外交”。2021年中美重启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期间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2021年4月，美国气候大使克里与我国气候大使解振华在上海会谈后发布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这是两国为推动当年COP26（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成功举办联合发表的声明。

2021年11月，COP26会议期间，中美双方达成的《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在这份宣言里，中美双方表示：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8月5日，中国外交部便发布八项反制措施，其中第八项就是“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气候合作被短暂撤回。

2022年11月，G20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之际，中美双方举行面对面会晤，为中美气候合作释放了新信号。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就包括气候变化的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和健康安全等问题进行对话，共同努力推动当年COP2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

2023年7月，美国气候大使克里访华，正式重启了暂停近一年的中美气候会谈。在这次的会谈中，美国向中方提及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大致分为三大类：电力行业的脱碳、减少甲烷的排放以及减少森林砍伐。

2023年11月7号，中美两国气候特使及团队在美国加州举行的气候会谈圆满结束。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精神，全面、深入交换意见，就开展气候变化双边合作与行动、共同推动COP28取得成功达成积极成果。

2023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2024年5月8日至9日，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9月4日至6日，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和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共同主持。

低碳环保是超越国别的重要议题，而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升级转型的大方向，本质上并不存在国际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色彩。

中美在绿色领域存在较好的合作基础，建立和强化国内气候政策对推动双边合作至关重要。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之前，中国在解决国内空气污染危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包括减少煤炭使用，实施了首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这些努力也得到了中美两国广泛互动和支持，推动双方促成了2014 年和2015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未来中美在光伏、锂电池、绿色交通等领域均具备深化合作的前景，并通过国际绿色投资扩大本国就业岗位、提升贸易进出口。中美在气候谈判中求同存异并探索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

中美气候合作深深植根于既往的双边协议和制度框架，这些协议和框架为合作提供了结构性和连续性。

1997年成立的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为两国持续互动奠定了基础。2008年，《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承诺，推动了长期合作，并解决了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等关键问题。2013年，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的成立为气候问题的持续对话提供了正式框架。尽管2022年，气候谈判暂停，但次年的《阳光之乡声明》体现了双边协议在保持气候行动势头和设定新方向方面的持久重要性。

今年5月，中国气候特使刘振民访问美国。紧接着，9月初美国最高气候外交官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访问中国，主持召开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 ”会议。这进一步表明，尽管存在更广泛的政治紧张局势，制度框架能帮助保持频繁的互动。波德斯塔和刘振民之间的持续关系被视为在领导层更替和地缘政治变化中保持连续性的关键因素。尽管地缘政治挑战可能会干扰合作，但结构化框架为恢复和维持合作提供了途径。

在中美气候合作的历史中，关键人物在推动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沟通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约翰·克里和解振华的合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两位前气候特使在过去十年中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即使是在地缘政治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刻也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当美中关系广泛恶化时，他们保持沟通的能力体现了个人外交的力量。他们努力促成《阳光之乡声明》，并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将该声明的一部分内容纳入到《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的成果文件中。

在次国家层面，时任加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率先采取了州级气候行动，并将这项工作纳入了加州与中国的关系之中。中国和加州的气候合作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任州长加文·纽森等人。去年访华时，纽森成功促成双方签署了一份有关进一步加强次国家层面合作的宣言。

此时距离将于11月在阿塞拜疆召开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只有几天的时间，围绕着气候融资、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s）等核心议题，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会有怎样的合作与行动，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此外，11月的美国大选结果将对其气候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预计双方合作延续性将在大选后迎来考验。

国际气候合作涉及经验、人力资源、机制和资金等一系列事项，尽管各国通过气候谈判达成了一些多边治理机制和合作承诺，但当前气候合作仍面临一些阻力。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供应链脆弱性、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可能会破坏双边气候努力，阻碍全球气候进展。

然而，这些障碍中也存在着机会。在两国努力应对日益加剧的极端天气影响之际，气候适应和气候韧性的共同紧迫性可能会为持续的气候合作开辟一条新途径。这一共同点植根于共同的脆弱性，可以激发超越政治紧张局势的创新解决方案，推动有意义的全球气候行动。归根结底，这取决于两国的意愿，而这一点只有时间才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