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主持人】杨霜林
长安有其丰厚的历史遗存，这些遗存处于长安，年深日久、代代传承，人们身处其中、习以为常，往往对其隐藏着的文化密码常相见而不觉。杨官寨遗址于2004年泾渭产业园修建时发现，地处陕西省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地处泾河、渭河交汇处西北约4千米的泾河北岸，是关中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本期，我们推送的《中国史前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一文，以飨读者。
中国史前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
文/庄会秀
一、关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的探讨
1986年严文明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若干文化区，认为黄河上游、黄河下游、辽河和大凌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五个文化区像花瓣一样围绕着中原文化区，更外层是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其它文化区。他以回旋勾连纹和花瓣纹彩陶盆做为中原文化区影响周边文化区的证据，以背水壶和蛋壳彩陶杯做为周边文化区影响中原文化区的证据，分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1987年张光直借用葛德伟（Joseph R.Caldwell）的“相互作用圈”一词，形容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各文化类型之间的交流，并且于1989年在中国大陆发表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形成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并指出“仰韶、大汶口、红山和土珠山各类型之间”存在相互关系，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之间共有的器型，仅在分析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关系时，使用了后岗类型的彩陶纹饰：“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
进入新世纪，韩建业又使用“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早期中国文化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等词汇讨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不同于张光直的是，他认为“这一文化圈的酝酿萌动阶段至少可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至公元前5400年左右已见雏形”，而庙底沟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
二、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的重要发现
（一）杨官寨遗址彩陶的发现
杨官寨遗址在2004年泾渭产业园修建时发现，地处陕西省高陵县杨官寨村，“主要包括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两类遗存 ”。
“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这两个词是随着对仰韶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的。1985年冬季在河南省渑池县召开了“首届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张居中在会上发言并指出，“在仰韶村遗址发现之初，限于当时考古学发展的水平，安特生是将所谓‘单色陶器’（即龙山文化遗存）和‘彩色陶器’（即仰韶文化遗存）混在一起统统谓之仰韶文化的。”尽管“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发掘安阳后岗遗址后，将单色陶器即龙山时期的遗存从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但张居中认为仅仰韶文化的内涵还是十分复杂，同时他也关注到用分型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不足之处，认为“由于类型划分标准也不统一，反而带来新的混乱。”因此他认为“‘仰韶文化’一词事实上早已脱离了考古学文化的范畴而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的代称”，并建议“将这个时期的多支考古学文化统称为‘仰韶时代文化’”。他分关中、豫西、晋南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豫中地区的大河村文化、宛襄地区的下王岗早期文化、豫北、冀中南地区的后岗、下潘汪、三关、大司空四类文化遗存、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屈家岭文化系统、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十个部分对“仰韶时代文化”进行概述，将仰韶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6400——3700年之间”，繁盛期为“距今6140——4400年之间”。庙底沟文化正处于仰韶时代文化的繁盛期，也被称作西阴文化，在“鼎盛时期控制了中原的广大地区”。
（二）杨官寨遗址出土陶器及彩陶纹饰的新发现
杨官寨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仅南区就出土陶器5273件，灰坑H85出土陶片数量达10513片，可见出土陶器之多。同时还发现了陶窑作坊。
陶器的器型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以仰韶文化常见的盆、钵、尖底瓶、平底瓶、瓮最常见，陶鼓、覆盆形器引起了较多的关注，2009年《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表的半坡四期遗存中的轮盘形器也比较少见。
庙底沟遗存出土的彩陶纹饰以“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形等组成的图案为主”，与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比较相似，如出土于灰坑H374，编号为H374:1的一件彩陶钵，在上腹至口沿部位绘制的眼目纹。同时也有一些以前很较少见到的彩陶纹饰，如出土于南区的编号为H302:1的1件彩陶盆外腹部所绘纹饰，虽然也以“弧线、勾叶、弧线三角组成”，但组合之后的两个纹饰中间绘一人形纹，这在庙底沟彩陶中较少发现；编号为H300:3的1件彩陶外壁则在常见的弧线和弧边三角形的组合中增加了由一条弧线和六个圆点组成的纹饰，被称为“线穿六圆”。遗址北区环壕西门址出土的编号为H766:29的彩陶盆外腹部对称绘制了两例被称作“蜥蜴纹”的纹饰；北区门道两侧范围以外也发现了1件编号为T1534H2⑤:6的彩陶钵，外腹部至口沿部位对称绘制了2例被称为“天狗食日”的彩陶钵动物纹，被称做“蜥蜴纹”和“天狗食日纹”的纹饰也被认为是“中国龙的雏形”。
三、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的艺术表现
（一）杨官寨彩陶纹饰艺术表现的新突破
做为史前绘画艺术的代表，彩陶纹饰的艺术表现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上述杨官寨遗址出土的新的纹饰样式在艺术表现上有很明显的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表现内容上的新突破。被认为是“中华龙”雏形的“蜥蜴纹”和“天狗食日纹”所表现的对象在以往的图像中从未见到过，这究竟是客观的描绘，还是添加了想象的描绘，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毫无疑问这是表现内容上的新突破。人物形象在仰韶文化陶器中虽然频频出现，但是在彩陶纹饰中除人面鱼纹外却很少见，多用陶塑或塑绘结合的手法进行表现，说明人物形象所包含的内涵在仰韶文化中是传统的，但是很少使用纹饰进行表现，这很可能是受限于彩陶纹饰的表现能力。而杨官寨遗址的彩陶纹饰中出现了整体的人物形象，这也是彩陶纹饰表现内容上的新突破。
2.表现技法上的新突破。“蜥蜴纹”彩陶盆、“天狗食日”彩陶钵虽然同出土于杨官寨遗址的北区，但是并不在一处发现，“蜥蜴纹”发现于西门址，“天狗食日纹”发现于门址范围以外，所以才会获得两个完全不同的名称。这也说明如果不放在一起，很难让人想到描绘的是同一个对象。但将两件器物放到一起比较，则很明显是同一种动物从不同角度的观察和表现，“天狗食日纹”描绘的是动物的侧面，而“蜥蜴纹”描绘的是动物的俯视或仰视角度。从写实技法的角度看，这显然是一种突破，选择对象的一个面进行细致地观察和表现，且能够把细节交代清楚，这在以往发掘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中是非常少见的。
（二）杨官寨彩陶纹饰中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庙底沟彩陶纹饰中最有代表性的鸟纹和以弧线、直线、弧边三角、圆点等组成的一度被称为“花瓣纹”的彩陶纹饰在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也很常见，在上述绘有“线穿六圆”纹的彩陶上，便是庙底沟彩陶常见的纹饰，仅“线穿六圆”在以往的庙底沟纹饰中比较少见。我们从这件彩陶的纹饰中，可以看到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中传统与创新结合的方式，“线穿六圆”不是以组合纹饰的方式与庙底沟类型传统纹饰组合在一起，而是以纹饰的一部分与庙底沟类型常见的弧线、弧边三角有机结合，使这一看起来比较复杂，也被学界做过多种解读的纹饰显得更为复杂。
四、文化交流对杨官寨遗址彩陶纹饰的影响
从中国史前文化的交流看，庙底沟文化在鼎盛时期的扩张是非常明显的，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松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东部的大汶口文化等全国诸多文化类型都有相互交流。前文所分析的杨官寨遗址彩陶在内容和表现技法上的新突破，在目前发现与庙底沟文化有交流的文化类型中并没有找到传播的来源，从“蜥蜴纹”和“线穿六圆”的表现看，本文认为，虽然没有直接的影响，当时中国史前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杨官寨遗址先民在彩陶纹饰的艺术表现方面的探索。
【作者简介】庄会秀，西安市美术家协会理论研究委员会研究员、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兼美术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出版有《凤翔泥塑》《半山马厂彩陶蛙人纹研究》，编著《中国历代瓦当考释·三国至近现代卷（一）》，参编教材《简明中国美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