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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护法¹
护法和毁法的斗争，中间经过张勋复辟这一短暂插曲，变得更为复杂和尖锐。张勋复辟失败以后，继续当权的仍然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北洋军阀统治。7月8日，冯国璋在南京自立为代理大总统，14日，段祺瑞在北京僭任国务总理。在段氏内阁中，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独占9部当中的5个席位，这是梁启超一派卖身投靠北洋军阀而得到的最高酬赏，也是他们在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段祺瑞一上台，就“一手遮天，目无余子”，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的重点。他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力求专制统一。为了取消原国民党人占居多数的旧国会，段祺瑞与梁启超密谋策划，提议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权。妄图在他们一手操纵下“解决制宪、修正组织法各问题”，达到取消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的罪恶目的。为了对付南方护法势力，大肆扩军备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等国大举外债。在两年时间内，借款数额高达5亿日元以上，于是大量军械、军火源源运进中国。随即调兵遣将，向湘、川一线部署大量兵力，调陆军次长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摆下武力统一全国的架势。毁法和护法之争发展成为武装冲突，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孙中山仍然站在斗争的前列，直接主持和领导了这场运动。袁世凯死去以后，孙中山一度对当道者寄予很大期望，反复敦劝黎、段“规复约法，尊重国会”，以此作为复国的“惟一无二之方”，并且表示只要中华民国能够恢复，革命党就自动“息纷争，事建设”，立于超然监督地位。他还不断建言，希望“谋国者”能“为民公仆”，真正为国民“谋吃饭”“谋穿衣”“谋居屋”“谋走路”，发展国民经济，解决国计民生，作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为了引导国家和人民入于民主共和的正轨，孙中山反复宣传地方自治、直接民权和五权宪法，后来又著《民权初步》(即《社会建设》)一书，详尽阐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关如何开会的各种细则，“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孙中山苦心孤诣地草拟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强调地方自治为民国之“础石”“础坚而国固，国固则子子孙孙同享福利”；主张“全民政治”“主权在民”，由人民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主张五权分立，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的权利。孙中山如此大声疾呼，主要是从反对军阀专制独裁出发，他认为“五年以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立一个“永不倾扑”的共和民国，“必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因此，孙中山所倡导的地方自治、直接民权、五权宪法等等，乃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直接对立物，是对假共和的严厉批判。同时它维护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维护约法、反对专制的积极意义。《民权初步》一书的写作，也是从发达民权着眼，认为国民既为民国之“主人”，就必须具备行使民权的能力，为此，孙中山具体介绍了集会的原理、法则、程序和方法，作为国民“学步”的基本教材。以求“人心自结，民力自固”，防止独裁者专权和政府专制。《民权初步》虽然过分强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但它反映了孙中山维护资产阶级法制的苦心和努力。在北洋军阀挥舞“假共和”的旗帜，飞扬跋扈愚弄群众的时刻，孙中山希望以此促进“民权发达”，加速“社会建设”“而造一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这是十分可贵的。但是，段祺瑞的反动统治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发达民权的条件，反而日益加紧向民权进攻。因此，孙中山不得不抛弃幻想，转而领导护法斗争。早在张勋复辟时，他就公开揭出护法旗帜，揭露段祺瑞毁坏约法、擅立政府、易置总统种种非法活动，指出：“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日之患，非患真复辟者之众，正患伪共和者之多”。为此，孙中山积极号召陆海军倒戈，兴师讨逆，“为国民争回真共和”，同时号召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召集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得到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他们十分清楚，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直接危及到他们的地盘，临时参议院不过是拥段的装饰品，一旦召开，势必侵犯西南军阀的政治利益和地位。此外，滇、桂军阀之间也矛盾重重，纷争不已。因此都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1917年5、6月间，广东首先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组织滇粤联军，准备出师讨逆。6月20日，陆荣廷正式宣布两广“暂行自主”，脱离段祺瑞的统治。黎元洪被撵下台后，唐继尧又通电指责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为非法，继续与北洋政府对抗。![]()
孙中山与南下海军人员合影
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段祺瑞蹂躏约法、破坏民国所激愤，于7月1日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宣布“自违法解散国会后之命令概不服从”，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随即率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同时通电以三事自矢:“一曰拥护宪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多数国会议员都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又眼看即将被撵出国会，于是纷纷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行列。![]()
非常国会开幕时孙中山与议员的合影
8月中旬，南下议员已达150多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国会，便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召集非常国会，讨论护法问题。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揭幕，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以“裁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为军政府的唯一职责。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负责行使军政府职权。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坚决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宣布段祺瑞、梁启超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战争于是正式发端。护法军政府成立以后，除两广已事先宣布“自主”以外，云南、贵州亦相继脱离北洋政府的统治范围，西南四省连成一片，成为护法的中心。此后，各省护法势力接踵响应，一县或数县联合的“独立”“自主”到处出现。如湖南有零陵、常德、宁乡的自主独立。四川有荣县、西昌、绥定、大足、合川等宣布独立，组织“四川国民军”，旋改为“四川靖国军”。湖北有荆州、随(县)枣(阳)、黄州、襄阳独立或自主，组织“湖北靖国军”，革命党人蔡济民率民军在广济起事，占领黄梅，自称鄂军总司令。河南有淅川自主、临汝独立。陕西有白水自主、三原独立，建立“陕西靖国军”。浙江有宁波自主，温州、处州、绍兴、台州、严州等地独立。此外，还有山东靖国军、福建靖国军、安徽讨倪军的相继起事。在短短三、四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份，讨段护法运动进入高潮。各地护法军、靖国军、护国军的兴起，使孙中山极受鼓舞，曾计划由唐继尧、陆荣廷统一滇、黔、桂、川四省兵力，攻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湖南程潜、刘建藩和湖北黎天才部图取湘鄂，挥师北指；陈炯明、李烈钩等则率粤军攻闽袭赣，西上武汉；四川黄复生、熊克武等部北出祁山，东进荆襄。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孙中山的军事部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累遭西南军阀的牵制和破坏，流于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一支统一的武装力量，但护法战争终究在上述几个战场持续进行，并取得一定胜利。湖南是护法战争的主要战场。对于北洋军它是南下围剿西南四省的前沿，对于护法军它是北上讨段的孔道，这是南北两军的必争之地，因此双方都布下重兵。北军调集了赵恒惕、陈复初、王汝贤、范国璋等部5个师以上的兵力，控制岳阳一线；南军则集中了程潜、刘建藩的湘南护法军，以及谭浩明统率下的援湘军(即两广护法联军)6个军的兵力，从湘南、湘西向北推进，先后攻取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醴陵等地，连战皆捷。衡山大战十余日，毙敌上千名，战况十分激烈。11月18日,南军乘胜攻克湖南省会长沙。1918年1月21日，又一举攻下北军所盘据的战略要地岳阳，打通了北进的道路。北洋政府大为震动，督军团连日召开军事会议，筹谋对策，并多次易帅增兵，派飞机参战，但也无法阻遏护法军的胜利发展。唐继尧率云南靖国军援川，与川军刘存厚部激战数月，战火遍及泸县、合江、荣县、永川、江津等数十县，各地多次易手，战斗十分艰苦，双方互有胜负。1917年12月4日，滇、黔、川三省护法联军终于攻下四川重镇重庆。次年2月，熊克武率四川靖国军进占成都，建立四川护法军政府。为牵制川、湘北军，护法军发动攻闽战事，由海军和驻粤滇军分路出击，战争主要在广东境内进行，先后攻下潮州、汕头、梅县等许多县份，并一度进入福建省境。闽督李厚基、赣督李纯连电北洋政府告急，请求调兵增援。护法军政府还组织讨龙(济光)军，进军琼州，也取得一定胜利。湖北地区的护法斗争起事较迟，但来势较猛。荆襄各路靖国军先后占领荆州、襄阳、黄州、宜昌等重镇。黎天才(原襄阳镇守使)率领的湖北靖国联军一度攻入河南南阳，旋占新野。蔡济民率民军由鄂东转战鄂西，连克施南(今恩施)、利川、咸丰、来凤等地。湘南护法军、湘西护法军在援鄂中亦曾进入公安、通城、监利一带。北洋政府十分震惊，急命攻湘第一军司令曹琨、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联合进行征讨。此外，陕西靖国军于1918年2月攻克临潼、西安，山东靖国军两破东平，另一支进入北洋统治中心直隶大名府境内，虽然旋得旋失，但也造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不难看出，护法军的初期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如果参与护法的各种政治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未尝不能长期坚持，并取得更大的战绩。但是，正当护法军在各地取得一些局部胜利的时候，护法军政府内部却在酝酿着一场激烈的冲突。当时，北洋政府孤注一掷，从军事、政治两个方面加强反攻。在军事上段祺瑞公开发布“讨伐令”，着直督曹、豫督张怀芝为攻湘第一，第二军总司令，张敬尧(北军第七师师长)为攻岳前敌总司令，命令三军即刻进兵，加强镇压。在政治上由冯国璋出面诱和，倡言“和平解决”，劝说护法军放弃武力。这两种手法固然反映出冯、段之间在如何对待护法军的策略上有着明显的矛盾，但却同时在护法军政府内部产生了作用。投机于护法运动的西南军阀和国会里的一些政客，一方面为北军的实力所威慑，一方面又以为自己在军事上、政治上已争得与北洋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急欲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以稳固自己在西南的统治地位。1917年12月，陆荣廷、唐继尧未经孙中山同意，自行在湖南、四川两线战场宣布单方面停战。2月，护法军攻克岳阳后，又急急命令驻岳各军全部撤出湘境，企图以此取悦北洋政府。可是，北军却乘虚大举南下，相继进占岳阳等重镇，护法军用鲜血换来的某些军事优势立即丧失。在和谈方面，广东督军莫荣新等公然不顾护法的宗旨，一味向北洋政府妥协。他们开列的停战条件：一、恢复国会，二、改组内阁，三、取消龙济光巡阅使命令，四、北军退出岳阳，五、莫擎宇调往他处，全部是针对段祺瑞个人和维护西南军阀的一己私利。他们所争的不是真共和，也没有把整个北洋军阀当作共和的大敌来反对，只要能稳固个人的地盘、权位，就宁愿停止战斗，投入冯国璋的怀抱。国会也急于谋求妥协，组织“南方和平谈判代表团”，赴沪拟与开议。但段祺瑞一再拒绝恢复国会，毫无谈判诚意，代表团扫兴而返。在军政府内部，西南军阀多方掣制和排斥孙中山。孙中山虽居于大元帅地位，但无权指挥整个战事。唐继尧入川、陆荣廷出湘，全是从巩固和扩大滇、桂两系的地盘出发，只要私利有所满足，就不肯越雷池一步。孙中山力主北伐，竟无人过问。攻下长沙，本是北进的有利战机，但西南军阀为了和谈，迟迟不肯进军。攻下岳阳后，又立即宣布停战，担心战事越过长江，损失实力，对己不利。在组织上更极尽排斥革命分子之能事，长沙和成都攻下以后，湖南各界代表公举程潜为省长，四川则拥但懋辛为代理省长。但由于程、但系革命党人，比较靠近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立即下令褫夺，改派羽党接任。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一再在军政府内部进行分裂活动。1917年11月，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公开发出通电，商组湘、粤、桂三省联合，建立“都司令部”，拥岑春煊为都司令，企图将军政府挤出广州。不久，岑春煊暗与冯国璋勾结，发起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明为销融陆、孙两派之略域，即暗以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企图以此讨好冯国璋，为异日排孙自代作准备。但由于岑春煊不敢公开宣布脱离军政府，为西南军阀所拒绝，最后只有作罢。1918年1月，西南军阀修改西南各省联合会章程，另组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议定由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紧谋求与北洋军阀妥协。这一机构由于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又遭到孙中山等的坚决反对，因此成立不久即被取消。但是，排挤孙中山的卑劣行径并未就此终止，他们进一步拉拢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和国民党中的不坚定分子，阴谋控制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夺取护法运动领导权。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4月10日，非常国会居然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陆荣廷等继起大肆攻击孙中山，唐继尧通电主张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正、副总统，以岑春煊为国务总理，在广州建立临时政府。公然出卖护法运动，排斥孙中山，实行南北妥协，共同瓜分国家大权。军政府的非法改组，当即遭到孙中山的明确反对。他质问国会在事先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表决，“揆之事理，宁得为平？”指责改组“违法”，坚决表示“根本反对”，还声明即使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5月4日，孙中山愤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向国民痛切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悍然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废除大元帅制。护法军政府完全为军阀官僚所控制，变成与北洋政府相妥协的议和机构。5月21日，孙中山在绝望之余，愤而偕朱执信等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表示决绝。护法运动完全失败。![]()
孙中山在上海的寓所
二次护法²
五四运动后高涨的革命形势，不仅在思想上促进了孙中山新的觉醒，而且在行动上坚定了他再度南征，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信念。当1918年6月孙中山离粵回到上海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军阀把持下，虽已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一心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为了继续护法反对北洋军阀的罪恶统治，便决定首先摧垮桂系军阀，夺取和巩固广东这块民主革命的根据地，进而完成民主革命事业。![]()
粤军总司令暨将官全体合影
这一次，孙中山把打倒桂系的希望寄托在他亲手培植起来的“援闽”粤军身上，对“此军实行护法，再造共和，实所厚望”。这支有两万多人的军队的总司令陈炯明，也是他任命的。孙中山期望这支军队能打开一个局面，为他撑腰争气。“援闽”粤军，是孙中山1917年底，以极大努力从粤督陈炳焜等手中，争取到省长公署的二十营警卫军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那时他在广州受桂系军阀威逼，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便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并抽调一些党员和军事干部分任各级领导，开始约八千人，以护法援闽名义开入闽南，向福建方向求生存和发展，后来发展到两万余人。长期以来，出于诸多原因，陈炯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历史资料说明，陈炯明是个颇具民主思想的人，其所作所为有异于一般军阀，他在辛亥革命后主政广东时期，曾推行严禁烟赌、改革教育及发展经济等措施，提倡新文化运动，支持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所办的机关报《广东群报》，推行地方自治，致力于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但另一方面，他主张保境安民，推行地方自治，反对广东介入军阀内战，还倡导联省自治，反对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这些就与孙中山的建立护法政府和联合奉皖军阀北伐直系军阀的策略存有分歧，二者完全背道而驰，致最终酿成政争升级而兵戎相见。而当时，孙中山是把这支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对陈炯明也认为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他倾全力装备这支部队，并将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如邓铿、许崇智等配备在这里，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均宣誓加入国民党，期望他们成为革命军，他要倚靠它达到革命的目的。192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特派朱执信、廖仲恺等前赴漳州敦促陈炯明回粤讨伐桂系，但陈迟疑不决，后在桂系准备向闽进犯，使援闽军受到直接威胁时，陈炯明才于8月12日誓师回粵，分兵三路出发进攻桂军。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援和广东民军纷纷响应下，仅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就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全面攻克广东。11月25日，孙中山应粤军许崇智的请求，偕伍廷芳、唐绍仪等离开上海重返广州。29日，他在广东军民欢迎声中，重新组成军政府，宣布继续执行护法职务，过去因受压迫而离粵的部分国会议员，经过国会迁滇、迁渝等颠沛流离后，纷纷响应孙中山的倡议，也于此时相继返粤，准备重新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这时，孙中山并不满足偏安一隅，他已认识到光举起护法旗帜，“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说明他在艰苦奋斗中其思想又向前迈进——主张建立正式政府。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要达到“完全成功，要平定西南，巩固民国基础，必须建立正式政府”。因此，孙中山建议国会议员迅速组织正式政府，以取代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并号召广东军民给予赞助。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在军政府演讲时说:“此次军政府回粵，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立正式政府是也。”所以他主张应“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外之总机关”。1月12日，国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会上建议，取消总裁合议制的军政府，选举总统，建立正式政府。与此同时，国内外要求成立正式政府及选举总统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英属、美属、荷属各埠华侨纷纷以国民党名义拍发电报，请求选举总统，国内各社团则召开国民大会，拥护组织正式政府。![]()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议员共220人，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接着撤销了军政府，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准备要用一个权威的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当天，发表《对外宣言》，指出:“北京政府已不为国人所公认，彼之幸存，不过据有历古建立之国都，因而得外国之承认，1913年，国会组织之民国政府，曾经友邦之承认，本政府亦为此国会所组织者，应请各友邦政府授此先例，承认为中华民国惟一之政府。”并明确广州政府对外方针是“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并及时致电北京政府的傀儡总统徐世昌，促其“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孙中山就职后，任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廖仲恺为财政次长，伍朝枢为外交次长，徐谦为司法部长。他在《就大总统职宣言》中指出:“际此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希望全国人民“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同来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他阐述了今后的建设方针，表示要“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当时，孙中山感觉前景光明起来，便着手整顿内政。他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吏治、保障人民权利、发展经济的法令和措施。例如：他鉴于广东“财力疲困”，主张裁员减政，号召大家“少做官，多做事”。并制订了文武官吏任职宣誓条例，要求官员正直供职，不得受贿，希图借以形成廉俭风尚。又命令废止袁世凯时期遗留下来的镇压人民的有关刑法及《治安警察条例》，颁布了工会法，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团体的契约缔结权等。并支持工会，对广东的工人运动采取优先赞助的态度，明确指出民生主义应恢复工人人格和增进工界幸福。还声援被北京政府迫害的北京八校教职员和学生，支持知识分子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并饬令外交部向英国交涉，保护南洋华侨教育等等。不过，孙中山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要进行北伐，即用武力打倒军阀，“削平变乱”，统一全国，以便实现民主共和。为了这一目的，就须首先消灭在广西的桂系残余势力，以免它为患广东，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因此，他于6月27日，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陆荣廷等，并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分兵三路攻袭桂军。当时，宋庆龄和何香凝都参加了这次讨桂战争。她们在广州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会址设在总统府内)，宋庆龄为会长，何香凝担任总干事。广东、广州各界妇女团体报名参加的十分踊跃。她们率领会员们四处奔走，向社会各界筹集经费和慰劳员，并带领慰劳队到一些伤兵医院慰问伤兵，还亲赴广西梧州前线进行慰问讨桂部队，给了官兵很大鼓舞，增强了战斗力，并在早期的中国妇女运动中，为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支持革命战斗部队树立了榜样。由于孙中山亲自督师，将士用命，百姓支持，讨桂战争捷报频传。8月4日，粤军攻占了广西首府南宁。13日，攻克了桂林。9月30日，夺下了桂系军阀的最后据点龙州。陆荣廷、谭浩明逃往越南河内。桂军多半投降，广西回归护法政府的管辖范围。在短短三个月来时间，出征军队统一了两广。统一两广后，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实现统一全国的计划。1921年10月8日他提请非常国会通过了北伐案，15日即乘军舰巡视广西，准备北伐。北伐军共三万余人也同日出发。12月4日到达桂林，孙中山立即着手组建北伐大本营，派廖仲恺负责筹划财务，邓铿负责组织警卫部队，派陈炯明回广州筹办后勤供应，计划先取湖南，再大举北上。孙中山把北伐大本营设在桂林独秀峰山麓的王城。这里是元、明两朝藩王的故宫，也是清代乡试的贡院和民国初年的省议会(今广西师范大学院内)。这里有一座钢材建筑的大礼堂，是桂林当时唯一的一座礼堂，市民称它“铁房子”。孙中山利用空余时间，还在这座礼堂里连续对各界群众作了三民主义的讲演和关于“知难行易”哲学的阐述，受到桂林人民的热烈赞誉。1922年1月间，孙中山把北伐军组成七个军团，共四万余人，并基本编制完成，待命出发。2月3日，他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由李烈钧率领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兼攻赣南和鄂东；由许崇智率领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直攻武汉。不过10天时间，北伐军前锋部队已经分别进入湖南境内，这时，北方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手里，而由于军阀间的利害矛盾，奉、皖两系又形成了密约联盟共同倒直的局面。在这种情势下，孙中山便联系段祺瑞和张作霖，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配合讨伐直系军阀，“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可是，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命令，不但阳奉阴违，并和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对孙中山的联盟，宣称保境息民，避免战乱，公开拒绝北伐假道，使入湘计划受阻。孙中山被迫于4月8日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准备改道北伐。5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下令北伐，表示将“亲履行间，扫除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5月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亲赴韶关督师。宋庆龄偕红十字会员多人同行。8日，孙中山任命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并发布总攻击令。纪律严明的北伐军随即分为三路，一直向江西进击，沿途秋毫无犯。江西是直系在华南统治力量最薄弱的省份，一经北伐军进攻，即迅速溃败。6月13日，北伐军攻占了江西南部的重镇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职逃蹿。接着，北伐军乘破竹之势，前锋又进至吉安，威胁省会南昌，整个江西指日可以平定。此时，革命军的声势大振，革命形势非常好。但是，历史的进展常常不能尽如人意。也就在革命形势大好之际，由于孙中山、陈炯明二人政见矛盾的日趋激化，加上处理上失于理智，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终使矛盾升级，关系崩溃。陈炯明做出了“冒天下大不韪之举”，在广东内部竟发生了叛乱。陈炯明虽然是个老革命党人，也有些新思想、新作风，但他所依托的军队，其素质和其他军队并无多少区别。他早在率领“援闽”粤军回到广州后，就成为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他一心一意要经营这块地盘，大谈“联省自治”，宣传“保境息民”，反对孙中山组织正式政府，反对选举总统，认为孙中山的北伐是孤注一掷、盲目冒进之举，更是强烈地予以反对。他想方设法处处阻挠，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将孙中山架空，保存既得利益，是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国民党人官僚化、军阀化的基本原因。1922年初，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屡受挫折，因为陈炯明反对北伐，也就是缺乏后勤的可靠保障，孙中山不得不督师回粵，下令罢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孙、陈矛盾进一步激化。之后，陈炯明更进而同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勾结，从暗中反对革命发展到公开叛乱。6月间，当孙中山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后，陈炯明于3月21日用卑鄙手段在广九车站暗杀了坚决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6月14日，又以“领欵”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去惠州，廖刚步入东莞县石龙就被陈炯明逮捕扣押，接着其部属叶举、熊略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迫害孙中山的军事部署，并于16日清晨2时突然发动武装叛乱，以4000人围攻总统府(在观音山麓前，原为清新军督练公所，今广州中山纪念堂)，并悬重赏20万元擒杀孙中山。他们先在全城密布岗哨，断绝交通，占领各要害机关，然后将孙中山在观音山住所粤秀楼团团围住，准备用大炮、机关枪一起轰击。16日凌晨1时，粤秀楼上已听到远处有集合号音，不久，连部队的嘈杂声都能听到了，孙中山从卧室出来，命卫士准备防范，林树巍、林直勉和陆志云三人又急速跑来，力劝孙中山离开粤秀楼，孙中山说：“竞存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林直勉等见事态危急，又知孙中山决不肯躲避，遂由几个人用力强挽着孙中山离开粤秀楼。马湘和黄惠龙请求跟随保卫。孙中山说:“你们不必跟随，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们要坚守粤秀楼，明天我若不回来，马湘带夫人到家中暂避。”说毕孙中山就被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拥着离开了粤秀楼，后来马湘护卫宋庆龄到黄埔才知道孙中山脱险的经过是这样的：孙中山离开粵秀楼后，他们穿过叛军包围，由小路到达德宣路，即见有许多陈炯明部队向总统府进发，当走到惠爱路，正欲横过马路人桂香街时，被陈军的哨兵拦阻，不准通过。林直勉指着孙中山对他们说:“我的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他们仍不许通过。林直勉又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孙中山穿了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黑眼镜，十足像个医生，就让他们通过了。及到靖海路，又遇陈部叛军，孙中山态度非常从容镇定，叛军没有怀疑，便又安然通过了。从此一直沿长堤走到海珠海军总司令部，再乘小电船到了黄埔，随即走到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附近的楚豫舰避难。他的许多著述手稿及同列宁通电、通信的宝贵的底稿，和其他来往函电，仓促中遭到毁弃。孙中山在军舰上手拟电稿，号召各军讨平陈逆。稍后，移驻永翔舰。当天下午，卫士马湘等护卫着宋庆龄冒着密集的弹雨炮火，也化装逃出了总统府，并于18日转赴黄埔登上军舰与孙中山会见。第二天，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为中山号)，召集舰队官兵，号召讨伐叛逆，决定“由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然后“还驻黄埔，以俟北伐诸军之旋师来援，水陆并进，以歼叛军”。于是，他率领海军各舰由黄埔向广州进发，经车歪炮台驶至白鹅潭，命令各舰发炮向大沙头、沙河、观音山等处射击，叛军纷纷逃蹿。但因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受叛军收买，未能遵照孙中山的命令策应海军，以致失去时机，各舰只好仍驶回黄埔。6月29日，在宁波家中接到孙中山电报的蒋介石，到达广州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孙、蒋两人“谈近日事及各方情况，至夜分乃已”，蒋介石随即接受了孙中山交付的海上指挥权，正是通过此次与孙中山的共同战斗，蒋介石从此成为孙中山最信任的助手之一。![]()
中山舰
在永丰舰上，孙中山一直随舰移动于珠江上长达55天，盛暑鏖战，精神体力消耗极大，然而临危不惧，坚定勇敢，亲自率领各舰和部分陆军讨伐叛逆，向陈炯明叛军进击。6月19日，他还电令李烈钧、许崇智等入赣的北伐部队迅速班师回粵，镇压叛乱，并派副官马湘赴香港，筹措粮食、燃料及军费，准备坚持战斗到底。陈炯明叛乱后，先是悬重赏捉拿孙中山，随后，又多次密谋杀害孙中山。这些阴谋失败后，他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指使下，还发出通电要孙中山下野。7月间，处于责难声中的陈炯明一再委托负责广州卫戍任务的魏邦平和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等出来调解，要求“和解”，都被孙中山凛然拒之。孙中山立场坚定，严词拒绝，始终不向叛军妥协，他表示“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坚持要斗争到底，讨平叛乱。陈炯明叛乱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正直人士的义愤，纷纷表示反对和声讨。海军全体官兵发出通电，讨伐陈炯明，广州黄埔附近农民一千余人组成义勇队，协同海军保卫黄埔，广州电力、自来水和铁路等行业工人举行联合罢工，要求叛军撤出广州，旅居美国、古巴和曼谷等地华侨先后发出通电，声援孙中山讨伐叛逆，陈炯明的叛逆行为非常不得人心。但是，由于陈炯明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帮助，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着优势，他用鱼雷大炮向孙中山的座舰猛烈攻击，同时，又使用大量金钱收买海军，结果海圻、海深、肇和三只大型军舰升火起锚，离黄埔港悄悄开走。北伐军回师后，从7月10日至29日，与叛军激战于韶关和翁源一带，因长期征战，疲惫不堪，弹粮供给困难，在陈炯明和直系军阀的前后夹攻下，遭受重大挫折，不得不分途向江西、湖南边境退却。孙中山在反击叛军近两个月后，闻知北伐军回师援救受挫，孤军无援，讨陈已无法支撑，认为继续留在海上于事无补，决定离粤赴沪。他于8月9日午后，怀着无可奈何的沉重心情，乘英舰摩轩号离开广州，经香港再到上海，他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陈炯明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过去历次的失败，毕竟是失败于敌人，而这次失败，完全想不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相从十余年的部属，竟要置他于死地，而且其手段阴险狠毒更胜于外部敌人。9月18日，他在上海发表“就陈炯明兵变始末及未来计画告国民党同志书”中，详尽地陈述了陈炯明叛乱的经过，将陈的罪行向全国说明。孙中山心情沉重地说：“我率领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已三十年了，中间出死入生，失败次数甚多。但失败之惨酷，没有大于这次的！”当时，他还认识不到军阀产生的根源以及他遭受失败的真正原因，以为只是“任用非人”所造成的。他自我检讨说:“我缺乏知人之明，没有能及早察觉陈贼的叛逆，最后造成了大的祸害。“孙中山为革命奋斗三十多年，其结果却如他自己所说的:“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第一次护法运动，同北方军阀决裂，也同南方军阀分道；第二次护法运动，祸生肘腋，亲手扶植的部属变成新军阀，从内部下毒手。两次护法运动的结局——特别是后一次的惨败，给了孙中山极大的教训，他痛定思痛，对过去的道路作更多的回顾和反省。孙中山觉悟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只有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过去单纯地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是一条惨痛失败的道路，老办法应当彻底改变，必须寻求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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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537—546页。
[2]尚明轩著：《孙中山图文全传中》，新星出版社，2016.11，第746—748页。
内容转载自：辛亥革命纪念馆官网
注：
1.来源：辛亥革命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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