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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生, 男, 1946年7月生于江西省吉安市。九三学社社员。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1970年毕业留校任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二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地质与环境过程的地球物理学响应。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2016年下学期应聘中山大学高年资教师岗位教授，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学生主讲地球物理学课程和承担四位青年教师的教学督导；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九三学社湖北省第四届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术委员会和学科建设委员会等机构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Frontier of Earth Science in China编委，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地球科学中英文版编委。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包括退休后一项）与其它项目30余項，领衔获省部级自然科学与科技进步奖5項，在国内外公开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30余篇。2011年退休。2021年至今聘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国家学术界刮起一股“发表论文”要看“期刊分区”中刊物的现象。这个期刊分区早期几乎完全按照刊物的影响因子即IF值作为划分的依据，而且几乎主要是英文刊物。由于IF值由期刊年发文量与论文引用频次决定，所以，它难免受到一些非学术因素影响（例如恶意互引），因此，它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刊物的学术水平，更不能反映一篇学术论文的水平。况且一篇学术论文的水平不能完全取决于引用频次，有的论文代表的成果还要接受时间检验。科学史上重大科技成果没有发表在高IF值期刊的现象并不鲜见。正如201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本庶佑所说：“真正一流的成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引自2020年9月26日思庐哲学）。难怪前几天一位大学教授对我埋怨说，他们领域居然将一份同行并不认为多重要的一个杂志放在他们行业期刊分区一区的首位。一些大学的管理者在学校学术评价相关活动中依然简单依赖这样的“期刊分区”，甚至有的人似乎还将此行为称为“现代高等教育管理范畴”，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不得其解。那些依赖“期刊分区”实施学术评价，从而决定他人职称升迁或戴帽子（学术荣誉称号）的人似乎认为我们的学者不知道学术成果应该发表在哪儿？不知道自己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术刊物是那些？而是需要这个学术期刊分区作“指导”。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学术期刊分区实施多年来似乎并没有促进学术发展，为营造优良学术环境及科技创新做出过多大贡献，反而加剧了我国学术成果的极端量化与评价的混乱现象，造成成果与人才评价的不科学，不合理，是“唯期刊分区论文”的表现。这让我想起20多年前我们的学术评价经历，尤其是教师职称晋升晋级和博士生导师遴选经历。那是一段黄金时期科学评价时光，那时候真是学者成长的纯真年代。以职称晋升为例，既摒弃了过去长期以来的“论资排辈”，“说你行你就行”，“没有功劳有疲劳”的学术管理行政化，又引入了“适度成果量化”举措，例如重视发表高水平论文成果，真可谓科学评价的“国际化加中国特色”。让我们一些年轻有才华的学者脱颖而出，例如我们学校49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高山教授，他28岁在地质矿产部破格答辩晋升副教授，34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此后又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当年两个称号可以重复获取）和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等。我国由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两个学术刊物《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是国内学术界非常看重的学术刊物，论文录用标准也很高，颇有点像现在大家推崇的顶尖学术刊物之一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我国第一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青蒿素作为化学物质论文于1977年首发“科学通报”。还有著名科学家陈景润和袁隆平的代表性成果也是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科学通报还曾经出版专刊，纪念袁隆平先生发表论文50周年。当年我也是将这两个刊物作为重要成果的首选刊物，先后一作发表过6篇单篇论文（早年两刊发表中文，英文必须同时发表，所以成果只能算一篇）。据我所知，国际上也有一些科学计量机构热衷于发布一些文献计量数据，这也许属于这类机构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他们弄出这类数据对于许多一流大学的教授与管理者却不削一顾，他们不会将这类信息当成一回事。因为，这些大学的治理理念中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的事情，“别人管不着”，成果水平由科学同行而不是期刊说了算。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学术评价理念科学、公正及客观的学术机构，他们也对这类“期刊分区”不予理睬。这些机构只会推荐一些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学术期刊供研究人员参考。当然也有的大学利用这类数据渲染学校的排名“地位”，从而导致数据作假而被揭露。我在科教公益报告《做自己的科学研究》中开篇引用的第一张图片，那是当年学生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访问期间他所在实验室门口张贴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的文字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当下国际学术界不同程度存在的浮躁现象。对联的上联是：十九世纪科学家追求对自然现象的真实理解（19th Century scientist: I must find the explanation for this phenomenon in order to this truly understand Nature）；下联是：二十一世纪科学家追求将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21th century scientist: I must get the result that fits my narrative so I can get my paper into Nature）。显然，上下联中两个Nature意思大相径庭。它反映了十九世纪科学家们追求科学真理的思想境界，二十一世纪学者则以成果发表在“顶刊”作为学术人生目标的浮躁现象，显然一些学者逐渐远离学术初心。所以我给这副对联加的横批是：让科学返璞归真。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前主编D. Kennedy博士说：“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 在撰写论文之前，就什么也不算。在学术领域,我们的成果是以写出的东西来体现的,出版物就像硬通货, 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人家似乎不会强调发表在Science的成果最重要。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理查德.杰尔说：“在学术领域，一个人的声誉就像硬通货一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发表的文章记录”。按照科学界约定俗成与共识，只要成果发表在公开学术刊物上就会获得同行承认，科学评价只看成果本身水平，而不看成果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显然，本文没有否定科学文献计量工作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努力和付出，这是另一个话题。我的博文《SCI惹了谁？2012年4月8日科学网》对这个话题进行了讨论，在此不再赘述。2024年12月26日策划，2025年1月6日提交科学网作者：刘庆生教授，本文来自刘庆生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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