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艰苦朴素。革命年代自不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保持了这一本色。
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办公地点是西花厅，因年久失修，房屋与家具等都很陈旧。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周恩来外出视察、开会的机会，组织工人对西花厅进行了一些较大的维修和改建，结果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最后不得不将新买的沙发、灯具等家具统统归还公家。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逐步好转，工作人员又建议翻修西花厅，并说西花厅也属于古建筑，从保护的角度来讲，也该修理一下。周恩来一听说保护古建筑，认为有道理，说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费，后来一算要两万元，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直到他去世，西花厅也没有维修过。周恩来逝世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同志多次建议修建西花厅的前厅、水池和走廊，邓颖超不同意，他们就反复劝说，从保护古建筑的想法入手，邓颖超才点头同意。
人饰衣服马饰鞍。周恩来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风度翩翩，人们从来没看到过周恩来衣冠不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在穿着上依然很简朴。有人算过，他总共做过五次衣服。一次是刚进城的时候，由于要到苏联谈判，做了些衣服。其中法兰绒中山装一直穿到70年代。蓝方格的法兰绒睡衣，也是周恩来唯一的一套睡衣，后来褪了色，打了补丁，也是穿到去世。出国访问时这套睡衣也带着，为了避免外国服务员看到而影响国家形象，周恩来出国都带着一个带锁的箱子将睡衣锁在里面，不让外国人看见。第二次做衣服是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后，因为印度气温很高，周恩来穿的衣服又都是布做的，太厚太热，影响了活动。有了这次教训，回来后周恩来马上置办了两件衬衣。第三次是1960年访问柬埔寨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周恩来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这次做衣服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的添置衣装。第四次是1963年在访问欧、亚、非14国前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他做了几件白衬衣。第五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有外宾看出周恩来的中山装有织补过的痕迹，这事就传出去了。在基辛格来中国与周恩来会谈前，周恩来才同意按原来的样式做一件新的中山装。周恩来的着装人们都很熟悉，最后定格在意大利摄影师焦尔乔·洛迪的镜头中——周恩来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侧身背倚沙发，左臂扶在沙发上，右臂微微靠在胸前，面容消瘦，双目深邃而坚毅地注视着前方。
艰苦朴素只是周恩来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一方面。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但周恩来自12岁离开淮安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不是他不想念家乡，每次周恩来乘坐的飞机飞临淮安上空时，他都会俯视故乡，流露出眷恋之情。为什么周恩来不回家乡？华裔英籍学者韩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没有回淮安，因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门亲戚马上会得到地方官员青睐和特殊照顾……这是难以避免的。”“尽管他在那里的童年生活并不愉快，但是他并不怨恨那里的房屋，也不讨厌淮安。他只是不想让他家获得任何特权。”周恩来不但自己坚持不回老家，而且他的同胞兄弟周恩寿也被迫做出牺牲。1965年春节前夕，周恩寿得悉周恩来要平掉淮安祖坟时，提出回故乡料理此事，既为哥哥分忧，带头移风易俗，又可实现自己探望故乡的愿望。但他提出这个请求时，被周恩来拒绝，周恩来说：“你的身份不同，是我周恩来的弟弟。你回去后，省里、县里都要接待你，既影响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费”。所以，周恩寿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临终前他对夫人说：“我死以后，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让我回到家乡去看一看。”
周恩来不回家乡却深爱着家乡，每次接见淮安县委的同志，他总要关切地询问家乡的建设、人民的生活、经济的发展。但对于修缮自己的故居，周恩来是坚决反对，多次写信给县委明令禁止。
周恩来严于律己还表现在对待亲属的要求上。周恩来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特别强调要过好亲属关。他说：“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周恩来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周恩来生前对亲属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生活上个人能做的事，不要让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周家后人一直是遵守的。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寿在新中国成立前为党做了一些事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仅是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有关部门就安排他到内务部当参事。周恩来得知后对内务部长曾山讲：“周某人弟弟能够工作时，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就要考虑了。”后来，周恩寿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因孩子多，生活上有困难，周恩来、邓颖超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贴补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建设边疆，周恩来教育和鼓励侄女周秉建下乡到内蒙古。周秉建在内蒙古应征入伍，回到北京。周恩来问：“你怎么回来了?”周秉建说：“我确实没走后门，是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的。”周恩来说：“女兵这么难当，多少个人才挑一个，怎么就偏偏选上你？”他劝侄女脱下军装，经组织批准又回到内蒙古当了牧民。周秉建在当地表现很好，自治区党委任命她担任自治区团委宣传部长。周秉建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说：“你怎么能当宣传部长？你又没经过逐级锻炼。我不反对你们知识青年为人民多做工作，但做工作也只能从基层干起。”为此自治区党委撤销了这项任命。后来，当地干部群众又推荐周秉建上大学，周恩来知道后说：“我不反对你上大学。但上大学不是为了跳出大草原，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牧民们服务，如果你上大学，我建议你学蒙语。”周秉建果然学了蒙语，毕业后又回到内蒙古草原，并与蒙古族青年结了婚，在内蒙古安家落户。
周恩来还教育侄儿周荣庆从北京到河南农村当农民。周荣庆是周恩来大弟周恩溥唯一的儿子。2011年7月，《科技日报》以《周恩来后人54年平民生活：11人中只一个科级干部》为题，报道了周荣庆一家。10月份，河南《大河报》以《周恩来亲人隐居54年多，靠小生意和打工维持生活》进行了后续报道。报道出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没想到周总理的后人竟然默默无闻这么多年。这说明他们的确严格遵守着周恩来定下的“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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