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中队配一个，鬼子的翻译官哪里来的干活？| 循迹晓讲

责编：马戏团长

全文约35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快来星标我们

 Follow us

各位读者朋友：因微信公众号推送机制的变革，没有星标的账号，很容易错过推送，所以如果你喜欢循迹晓讲的文章，请一定一定别忘记🌟星标“循迹晓讲”  。

设置星标步骤：1.点击或搜索微信公众号【循迹晓讲】；2.到公众号首页，点击右上角【···】；3.设置星标，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文章啦！

 Follow us

咱们在很多抗日电影和电视剧中看到的反面角色，除了日本的军官士兵，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那就是日军的翻译官。比如老电影《小兵张嘎》里面那个“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问价，何况吃你几个烂西瓜”的胖翻译官。

◇ 图为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形象

在很多抗战电影电视剧中，这些翻译官都有一些共性，比如在中国军民百姓面前摇头晃脑，作威作福，而在日本军官面前则俯首帖耳，低声下气。如此反差让这些翻译官成为影视作品中经典的丑角。在真实抗战的历史中，给日军当翻译官的当然大有人在。那这些翻译官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背后又有什么故事？今天就来聊聊这些。

自从大清末年日本跟中国打交道开始中日双方就有翻译官的存在了。日本这边精通中文的人不在少数，担任翻译一职并没有什么问题，而大清这边自从开始设立对外使馆以来，驻外使馆的通译官，也就是翻译官，就是驻外使馆的标配。光绪年间驻外使馆的通译官分为三个级别，对应的俸禄也不同，头等通译官一年四百两银子，二等三百两，三等二百两。

◇ 图为来自日本翻译过来的现代词汇

对大清来说，日本是关系重大的近邻，驻日本使馆肯定要配一等的通译官。这也是近代两国翻译的开始。甲午战争之后有不少留学生在日本学习，他们懂一些日语，也在积极地把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习西方的成果介绍给国内，咱们现在使用的很多词，比如“机关”，“干部”，等等，有不少都是来自那个时候的日语汉字。总的来说，清末民初，中日之间的这类翻译也还停留在官方和学者的层面上，这时候的翻译官和后来抗战剧中的那些个角色有相当大的差距。

◇ 图为岸田吟香（1833—1905），日本冈山县人，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机关乐善堂的老板

不过与此同时，另一个类型的“翻译官”却在日本军队内部诞生了。这些“翻译官”是来华刺探情报的日本间谍，他们以各种名义在中国安顿下来，刺探情报。比如甲午战前就开在汉口的“乐善堂”，表面上是一家卖眼药水的药店，但其负责人荒尾精其实是一名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军官。他的“乐善堂”其实就是一个间谍网络的枢纽。

◇ 图为荒尾精（1859—1896），号东方斋，甲午战争前活跃于中国的日本间谍之一

◇ 1900年，荒尾精死后，他的助手“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根津一（1860—1927）受到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公爵（甲级战犯近卫文麿之父）的邀请，来到南京担任“南京同文书院”院长。图为日本在华情报机构东亚同文会

大清灭亡之后，民国初年中国的政局相当不明朗，有大量熟悉中国情况，汉语流利的日本军官借此机会深入中国刺探情报。比如设在北京，由参谋本部机关长坂西利八郎设立的“坂西机关”，而在这坂西机关中发迹的，就有日后策动战争，战后被当作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的土肥原贤二。

此时满清还有不少遗老遗少对大清的灭亡并不甘心，还幻想着借助外力复活爱新觉罗的江山，这些所谓的“宗社党人”也让日本看到了可乘之机（详见：宗社党：我大清药丸！日本人：吾有一计，可兴满洲！| 循迹晓讲），主动吸收其中太想进步的一些人，或者从孩子就开始培养一部分可供利用的人，不仅充当翻译官，也是间谍。

◇ 图为女扮男装的川岛芳子

比如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就是这类的，再比如有一位名叫龚立人的翻译官，出身满族正白旗的富察氏，也是年纪轻轻就被送到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随陆军大臣到中国东北从事翻译和情报刺探工作，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长期担任军政外交部最高翻译官，可以说这时候日本人的翻译官一方面充当外交场合上的翻译，一方面刺探中国情报，干得还都是比较高精尖的业务。

◇ 图为南满铁道株式会社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扩大，在中国招收的翻译官，以及日本国籍的翻译官越来越多。比如满铁株式会社的不少干部就是这样的翻译官背景（详见：梦断满洲：“满铁”如何成为日本侵华的急先锋？| 循迹晓讲）。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翻译官的缺口很大，单单靠过去的翻译官培养办法显然不足以应付这样的需求，而当时的中国别说懂日语的人了，连识字的人都不多。于是，日本军队开始了翻译官的大规模扩充。

首先，过去懂中文的日本人肯定是优先利用的，其次，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半岛一步步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当地已经基本上只剩日语教学了，从朝鲜人当中找一些懂中文的，那也可以当翻译官。再次，自打日本在东北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就强行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当地只允许说日语，而对于东北人而言，汉语又不可能一下子就忘掉，这么下来伪满洲国就成了日本翻译官的新培养基地。对于当地人来说，给日本当翻译官显然是一份看起来比较有前途的工作，所以有条件的人报名的还不少。

比如1940年有一位叫江大柏的二十岁青年，为了更好的生活加入伪满洲国“江上军”充当翻译官。这位在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算是目前国内对日本翻译官这个群体比较真实地刻画了，感兴趣的诸位可以去看看。

◇ 图为影视剧中各种日军翻译官

经过了这一轮扩充，日军翻译官的队伍急剧增加，但是想要达到抗日影视剧中那么泛滥的程度也还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日军就只能采取暴力手段，在占领某地之后强迫当地稍微有点读写能力的人去学日语，如果不去就要死啦死啦滴。当这些人被集中起来之后，就找来日本翻译官老师给他们强行突击日语，这些老师也可能是朝鲜人或者伪满洲国来的，学员稍微有懈怠就是一个巴掌扇过去，经过几个星期，最多几个月的强化训练，这些学员也就可以出师了。当然，地道流利的日语大约是不能熟练掌握的，但没关系，这不是还有协和语嘛，有这些跟太君和老乡打交道也就够了。

咱们在抗战影视剧里看到那种贴着狗皮膏药，脚踩单车跟在日军队伍旁边的翻译官，绝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他们正经能翻译日本话的其实不多，但在老乡面前作威作福，那是大概率的了。

◇ 图为何益之，真名夏文运（1905年-1970年）

抗战时期有多少中国人给日本军队当了翻译官，恐怕永远也没有精确的数字，这些人当翻译官的动力很复杂，有的是为了荣华富贵，有的是为了摆脱威胁。而在当上翻译官之后，也不是所有的翻译官都是助纣为虐的角色。比如有一位来自大连的何益之，他毕业于日本大学的法律系，精通日语，长期为日本的高级军官，比如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这些人担任高级翻译。

抗战时他被李宗仁策反，暗中帮助国军传递情报，台儿庄战役之前，他给李宗仁传递的情报“北动南不动”为台儿庄大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位级别太高，抗战胜利之后被理所当然地当成汉奸，也得亏李宗仁出手相救，才让他免于处刑。跟他相比，前面提到的龚立人就命运迥异了。他在担任伪满洲国军政外交翻译官时曾经出手救下一名军统在沈阳的潜伏人员，但在抗战胜利之后，这位潜伏人员添油加醋地描绘了龚立人怎么在伪满洲国作威作福的情状，这等于把这位前日军翻译官逼到了死路上。万念俱灰之下，龚立人在监狱里留下遗书，用钢笔切腹自尽，折腾了小一天才死。

以上提到的两位翻译官，算是抗战时期日军翻译官命运的两个极端案例。而影视剧中对这个群体的小丑化塑造，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射，所谓“别看今日蹦的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样的塑造如此成功，以至于前几年日本驻华使馆发招聘启事希望找一名翻译的时候，也被冠以“翻译官”的嘲笑。说到底，侵华日军的反人类暴行在历史上都算能往前排的，为这种组织卖命，获得如此的历史形象，也算是求仁得仁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