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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高利贷这种事情虽然违法,但总是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家手里太缺钱,正规的融资渠道又有限,这才让高利贷有了存在的空间。
◇ 图为电线杆上的小额贷款广告
当然不止现代,在古代老百姓借高利贷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时就有民谣这么说,“印子钱,一还三。利滚利,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作为老百姓,这民间的高利贷你好歹有不借的自由,而如果是朝廷强行放高利贷,你缺钱也得贷,不缺钱也得贷,那就更是把人逼上绝境了。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还真的发生过,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朝廷强行房贷又造成怎样的后果?今天就来聊聊这些。
◇ 图为影视剧中的周赧王形象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上,朝廷和民间缺钱都算是常见的情况。秦统一天下之前有过周天子借钱不还的记载,末代周天子周赧王向商人借钱,还不起钱就只好躲在高台上,这就是成语“债台高筑”的由来。
◇ 图为无盐氏画像
西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朝廷需要巨资平叛,也是找的一个巨商无盐氏借的一千金,但约定是利息是本金十倍。几个月后叛乱平定,朝廷也如约还钱,无盐氏借此成为长安巨富,也引领了汉朝商人借高利贷的风潮。这几个案例中,无论是周王还是汉景帝,都是借钱的,而且还得履行还钱的义务。
但是秦统一之后的古代中国,日益膨胀的官府权力逐渐成了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朝廷借钱可以凭借权力不还,而且万一碰上一个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这朝廷用钱的坑就填不满,这时候朝廷就要想方设法的割韭菜,那么学习之前的富商放高利贷就成了官府钱生钱的自然选择。隋朝初年由官府拨给设在长安的中央一级官署和各地方官署专款,称为“公廨本钱”,用于放债生息或经商取利,以补充官署经费和供官吏“养廉”。这其实就是官府经营的高利贷了。
◇ 图为影视剧中汉武帝形象
◇ 图为漫画《镖人》中的隋炀帝杨广形象
唐朝取代隋朝之后,这公廨钱制度也被继承下来,但毕竟是高利贷,普通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找官府来借,等于说公廨钱的收益是不确定的,而且唐太宗时期朝廷并不宽裕,连官员工资都成了很大问题,到了唐太宗统治后期又要征高句丽,军费花费巨大,所以把公廨钱的收益稳定下来就成了必选项,这也难不倒太宗皇帝。
◇ 图为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他任命了一个新的职位,名叫“捉钱令使”,每个衙门里有九名捉钱令史,按照规定,年初时每名捉钱令史要从朝廷支取五万文钱,而到了年底利息要还四万八千文,利息率百分之九十六。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比高利贷还高利贷,但在当时,唐太宗这么做却是符合历史传统的,因为北魏时期朝廷规定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百,如此百分之九十六的利率没超过前朝旧制,所以这哪里高了?如果还不上,分明是各位捉钱人不努力不奋斗。
◇ 图为开元通宝
至于这捉钱人来年怎么捉钱,把钱连本带利还上来,那自然是要动足脑筋了,有条件要去民间找借贷人,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去民间找借贷人。一般的做法是捉钱人备靠官府权力向地方富户强行借钱,即使是地方富户不缺钱也必须借,然后再靠着官府权力连本带利收上来。当然,完成这一切的捉钱使向富户收的利息只可能更高,而且朝廷有令,完成捉钱任务的给提拔官职,搞不好的要被重重责罚,既然如此捉钱人自然拼着命完成指标,那么为了大局,只能苦一苦当地富户了。
这么搞当然在短时间内能让朝廷聚集大量的财富,很快朝廷有钱了,官员俸禄也有了着落,但其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富户破产,民间经济受到了极大破坏,甚至会威胁社会稳定。
◇ 图为褚遂良(596年~658年/659年),字登善,唐朝宰相、政治家、书法家,弘文馆学士褚亮之子
当时的大臣诸遂良上奏太宗,反对这样的捉钱令史,诸遂良说京师七十多个衙门设置了六百多个捉钱令史,而且朝廷给他们很大的权限,长此以往,官场都被这些逐利之徒占据,如何得了?当时的唐太宗一直营造的就是虚怀若谷、虚心纳谏、闻过则喜的明君形象,所以诸遂良这奏疏上去之后唐太宗也就做了姿态罢免了捉钱令史。而不久以后,又有人上书,说这捉钱令史不可罢免,不然百官的俸禄无以为继,这一次唐太宗又一次“从善如流”,恢复了捉钱令史制度,朝廷又一次充实了钱袋子,唐太宗也获得了好名声。
当然,从长期来看,这捉钱制度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无法一直运转下去,所以到了唐高宗之时捉钱令史一度给废除了,不过废了民怨沸腾的捉钱令史,但朝廷缺钱的现状并没有改变,所以后来高宗皇帝用一种很隐蔽的方式复活了这个制度,他把一部分税直接交给外头富户,并且规定这些富户必须每个月缴纳数量可观的利息。这等于是绕过捉钱令史这个官僚阶层,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看上去朝廷赚的更多了。但毕竟富户也不能无限地被割韭菜,所以这捉钱令史制度终究还是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 图为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李林甫形象
可是对于大唐朝廷而言,钱还是终究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玄宗时期一开始还能任用贤相,比如姚崇宋璟,到后期却都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这种公众印象中的奸臣,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能帮他快速搞钱。当然这搞着搞着越来越乱,直接搞出了安史之乱让大唐走了下坡路,那这都是后话了。
如果站在历史的视角,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朝廷缺钱的本质还是税收的低效和官僚的膨胀等因素多方面造成的结果,但是当局者迷,历史中的朝廷,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对此的认知并不那么清楚,有不少人觉得朝廷缺钱总有办法解决,放高利贷这个已经被唐朝用过且走入死胡同的办法,到了宋朝又被人捡了起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
◇ 图为王安石画像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着重解决的就是北宋的冗官,冗兵和冗费导致的朝廷入不敷出问题。而他给出的解决手段之一就是青苗法,这个法令的本质,就是允许官吏向民间农户放高利贷。说起来这也不是王安石的首创,当时陕西一带农民在开春青黄不接之时生活困苦,陕西转运使李参就主动把钱贷给农民让他们买粮食吃,等秋粮成熟再连利息一起还钱。
李参的出发点是希望不要因为农民饿肚子而激起民变,但王安石就不一样了,他的目的是不加赋税而国用富饶,自然这贷款利息低不了,而且还要层层摊派规定各级官吏发放青苗钱的数目。当然啦,农民本身抗风险能力低,这青苗钱大概率是还不上的,可是朝廷还要增收,那就只能暴力催收,加上强行指定担保人,官府规定一户借贷就得有十户做担保,如果借贷者还不上钱这十户一起分担。
◇ “出发点是好的,可结果苦了苦百姓”作为商鞅,桑弘羊式的“经济奇才”,站在官家的立场来看,王安石的改革非常成功确实极大充盈了大宋的国库
当然到最后这些办法都行不通,那就只能强行向大户借钱,等于又走了唐朝的老路。经济规律决定了这条路肯定无法持久,所以这青苗法作为王安石变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实在是推行不下去了。
宋朝灭亡之后,蒙元统治者也实行过官营高利贷。他们管这样的高利贷叫“斡脱官钱”。“斡脱”本是突厥语,有着“伙伴”、“共同”之意,当时的皇亲国戚都会把钱给色目商人,让他们放高利贷收利息,自己坐享其成。这时候的高利贷利率是史无前例的,当时的史书记载,借这种斡脱官钱的,每年利息增加一倍,如果第二年无力偿还,那么利息和本金再增加一倍,敢情是一个公比为二的等比数列了。假如说一个人第一年借了一两银子,十年后利滚利得还一千零二十四两。如此重压之下,借贷者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
元朝后期虽然有些大臣意识到这样高利贷的危害试图加以阻止,但一切都已经太迟。元朝的社会以惊人的速度衰败下去,亡命之徒四起,最终灭亡了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朝代。
◇ 虽说到了明初,朱元璋就规定:凡公侯内外四品以上官,不得令子弟、家人、奴仆于市肆开张铺店,生放钱债及外出行商中盐,兴贩物资。可惜不久之后由于根本无法约束宗室,宗室成员开始大肆放贷谋取暴利,到了明中后期,朝廷开始设立官营放贷机构——印局,印局发放的贷款被称为“印子钱”,面对财政危局,老朱家的后世子孙还是忍不住打破了祖制 图为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几次官营高利贷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好一点的是政策无疾而终,坏一点的整个朝代干脆就完蛋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官营高利贷虽然一开始可以靠着官府的强制力去强买强卖,甚至可以指定一些特定对象“被借钱”,但巨额的利息总会有无力偿还的时候,就算是拿刀逼着也还不了,这时候官营高利贷也就注定失败了。
说到底,这官营高利贷还是朝廷在正常的赋税之外与民争利的产物。本来民间的日子就已经够苦了,再加上这么一出,当富户和百姓都榨不出什么油水的时候,这朝廷的好日子,大约也的确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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