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在高邮 （一）

在高邮（一）

   ——我的“南巡”（连载之三）

安 黎

这次去南方，不是去游玩的，而是受邀于两场讲座。一场讲座在江苏省的东台市，一场讲座是在浙江省的台州市。东台与台州的地名里，都带有一个“台”字，也算是机缘巧合吧！两个地方，在我的想象里，皆处于国家地理版图中的东南一隅，相距应该不会太远。但查证后才得知，它们中间相隔千山万水，足有千里之遥。

28日下午，我在西溪小镇的晏溪书院讲课，讲完了，不好意思继续赖在那里，需要有新的地方接纳我。接待者各有各的事情，或要上班，或要顾家，哪能总是围绕着我转？且官方接待计划里，我是要尽快离开的，不然额外的花销就报销不了。客走主安，作为客人的我，应该具有这样的自觉。于是就从下榻西溪小镇之时起，我就开始谋划起了下一站的行程：何时离开东台，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转移自己，下一站的停靠点在哪里等等。

最为理想的，当然是东台和台州的无缝衔接，但遗憾之处在于，台州联系我的企业家蒋旭日，此时还身在欧洲，预定的是11月2号的返程机票。也就是说，我最早3号抵达台州，他才能出面安排我在台州的有关事宜。

10月29日到11月3日，整整6天，我该在哪里消耗掉这么多的剩余时间呢？思来想去，我想到了黄乃文。黄乃文的家乡，以及工作单位，皆位于扬州市下辖的高邮市。

我和黄乃文有两面之缘。六七年前，我和他偶遇于甘肃张掖市临泽县的餐桌上，之后，又在西安的聚餐中同桌共饮。

那年经小兄史永平从中联络，我和他，还有杜永军，三人结伴一起去河西走廊的临泽县，参观史永平好友蒋立龙的千亩向日葵园，也参观蒋立龙舅舅的葫芦园和葫芦画，同时也捎带地游览了丹霞地貌。在临泽，坐在丹霞地质公园之旁的葫芦园里，与张掖境内文学界的头面人物，喝酒，吃羊肉，谈天说地。此次旅程，我返回后写了一组文章，先是刊发于《湘江文艺》，后又被《散文选刊》转载。

在临泽的某个晚上，蒋立龙告诉我们，他要宴请一位从江苏来的大老板，希望我们也能参与。此老板，正是黄乃文。黄乃文一副文人书生的模样，戴副眼镜，面庞白皙，气质儒雅。经闲聊，得知他毕业于重庆某个大学，所学为理工科，在扬州一家规模很大的建筑企业担任高管。此家企业的分公司，遍布国内各个省市，黄乃文主管的是重庆分公司。

从事经营的蒋立龙，此乃第一次和黄乃文相识。他的本意，无疑是想和黄乃文建立起长久的联系，并从这种交往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新资源和新机遇。于是，在餐桌上，自然是频频举杯。而我，倒是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企业家，见多了，也就无所谓了，对和他们的交往，既不热衷，更无利益上的考量。但黄乃文给我留下的印象至少不差，他书生出身，谈吐不俗，又有识见，这是我愿意和他继续交往的基础。

半年之后，黄乃文来西安，史永平做东，要我前往陪同，我欣然允诺。史永平的小公司，也承揽一些与建筑有关的小工程，于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也尽其所能，期冀于能实质性地帮到他。他若能与黄乃文处成朋友，我是乐见其成的，这是我赴宴的心理动因。

这次相聚，黄乃文对我的认识更深入了些许，他告诉我，他也曾是文学的发烧友，不但向杂志投寄过自己写的文学作品，而且还提笔给当年的文学霸主王蒙写过信。一个心怀文学梦想的人，至少不是利欲熏心的蛇鼠之辈，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仅此一点，我就对他刮目相看。

我之所以疏于与官场和商界的人士交往，原因在于，至少在我看来，许多置身官场的人，把自己活成了官迷；许多置身商界的人，把自己活成了财迷。一个迷字，既可以理解为迷信，也可以理解为迷失。在他们眼里，世界上的其他东西皆不存在，唯有显赫的官位和丰厚的财富，才能显示自己人生的成就。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本应更为丰富的人生，全部押注在了求官和求财上，并为此而绞尽脑汁，夜不成寐，致使头发稀疏，眼袋松弛。作为对生命和生活，则有着另外理解的我，自然对其并不予苟同，甚至不无鄙夷。

我不止一次地向人表白过自己的心志，这样的表白，也许人家闻之，或认为我太过虚伪，或认为我太过偏执，但唯有我，却深知自己好不容易来到人间，在人生这场单趟旅行中，究竟想要什么。是的，我是一个谋道者，而不是一个谋食者。谋食是动物的原始本能，但不是人的最高理想。我把公义、自由、情感，以及做人的尊严和思想的价值，看得比物质和官位更为贵重。自诩脱离了动物低级趣味的我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化为老谋深算的官场猎手和搏击风浪的商界渔翁，不是很可悲吗？官场，无论花开得多艳，终究都要无可奈何地凋谢；商界，无论捞取多少，最终都要两手空空地离去。唯有洞彻宇宙照耀人心的思想，才是不落的星辰，永恒闪耀。

当然，我之不为，也绝不嫌恶他人之为。传统观念里的成功，无非是升官发财之类，说明我们的先辈们，目光还不够远大，思维还不够开阔，被功利的绳索绑架。穷怕了的芸芸众生，身处等级化的俗世里，唯恐自己掉落于底层，于是孜孜以求于自己认同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对此既非常理解，也无权指责。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哲学家，也不是每个人都成为时代或人心的塑造者。做不了哲学家，就做一个无比敬业的木匠；做不了改天换地的大人物，就做一个厨艺精湛的厨子……凡此种种，也不无美好。

一般情况下，或多或少，官员皆有官僚气，商人皆有铜臭气，学人皆有学究气，但黄乃文沉浮商海许久，却未完全被商海吞噬，他的身上，隐隐地弥散着一股书生气。书生气，在实用主义泛滥的现实中，透映的，是一种破解了世相和人心的密码，却执意于保持精神独立的心理自觉。

恰是这样的书生意气，既被我看重，也是我与他友谊的起点。

之后，除却在微信里不时地互动外，他还既给我邮寄高邮的土特产咸鸭蛋，又数次诚恳地邀请我去他的家乡高邮观光。

到东台之前，我曾和黄乃文联系过，计划利用在东台和台州两地讲课的间隙，去他那里小住三两天。三两天，是一个相对合适的时间长度，一则我和他毕竟交往不深，关系较为脆弱，还远未达到随意来去的程度；二则一般情况下，和人相处，尤其是和不大熟悉的人相处，短时间里，主人会很热情，但时间过长，主人的热情就会被耗尽，难免会令其生厌；三则黄乃文身为一家企业的高管，管着一摊子的具体事务，且有相当多的社会交往，他日常之忙碌，是能够料想到的。

 然而，事不遂人愿，想法很难和现实重合。就这次南游而言，东台的讲课和台州的讲课之间，有着长达六天的时间错位，真的让我很是犯难。当我怀着忐忑之心，把这一情况如实告知黄乃文时，他的回复大意如下：老兄你放心地来，住多久都不成问题，我安排好吃住云云。此信息，让我的心里瞬间便云开雾散。

讲课那天，黄乃文从高邮忽然而至，一是说要提前和我见见面，二是也想听我讲课。一见面，我们就像失散多年而又重逢的老友那般，又是搂抱，又是嘘寒问暖。

我讲课时，黄乃文坐在第一排，听得很专注很认真。课毕，却怎么都留不住他，他执意于要返回高邮。我原本和他约定，明日早晨，他将派车来接我们去高邮的。那么既然他来了东台，在此小住一宿，明早他返程时车捎上我们，岂不更为省事？但黄乃文说他晚上还要约见他人，并反复强调，接我们的车他已做过安排，肯定会准时抵达这里。

第二天早饭吃过，接我们的车，已出现在西溪小镇的景区出入口。与郁文、赵峰旻、陈莉等送行者作别后，我们就坐进了那辆黑色的轿车里。开车者，是黄乃文的朋友，五十多岁，姓魏，个头不高，体型偏瘦，一路皆和颜悦色和软声细语。与魏师傅闲聊，得知他刚参加完扬州市的乒乓球团体比赛，在返回高邮时，特意绕道来接我们。这次比赛，他所在的小团队，打败了所有的对手，荣获冠军。魏师傅是一个乒乓球爱好者，闲暇之时，就去俱乐部打球。

问起吴国之地现在的经济状况，魏师傅的回答是不景气，百分之八十都半死不活的。他的寥寥数语，让人无不感慨。曾几何时，江浙一带的经济，犹如发高烧那般，连土地都热得发烫，到处都是在建的工厂，到处都是夹着皮包四处奔走的客商，下海，赚钱，发财，成为从这里刮起而后席卷北国南疆的一股强劲的龙卷风，引诱得那些闲坐在机关里领取着微薄工资的公务员，心里也发慌发痒，及至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勇敢地砸掉手中的铁饭碗，前赴后继地往商海里纵身一跃。好像只要跳下去，伸手一摸，就能摸到一块块的金砖。很多人捕捞到了大鱼，很多人捕获了小鱼小虾，也有很多人或被呛水，或被淹死。这一风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样貌，更是改善了芸芸众生的生活质量。

计划经济年代，纵然是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被困在土里刨食动弹不得的农民，依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时出了杭州城，放眼望去，土坯垒成的低矮的茅草屋比比皆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并不必然如此。若不破除时政的铜墙铁壁，天堂也可能沦为地狱；若不实施市场经济，哪怕拥有一万个袁隆平，照样会饿殍遍野。江浙一带的繁荣，首当其冲地要归功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了，农民才能离开土地，才能改变自己和后人的命运，相应的，人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激发，并找到用武之地。

然而世事难料，历史总是在循环往复。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但我们从来都不汲取教训。福享多了，就想受罪；自由腻了，就怀念被管制的岁月——这是何等地愚蠢！求锤得锤，二三十年后，一切都变了。寒意再一次来袭，经济萎靡不振，那些深谙风高浪急的潜泳者，纷纷上岸，又削尖脑袋往体制的笼子里钻，仿佛唯有躲在体制的屋檐下，才能获得生存的高枕无忧。

人与候鸟无异，哪里温暖就往哪里飞。公务员考试之热，显示的是经济态势之冷。而经济的冬天，作为华夏最为发达的区域，江浙人是“海水热冷鱼最知”。

进入高邮市区，时值午饭时节，车子直接把我们拉到一个就餐的地方。这个餐馆，很不起眼，简易而粗糙，与大酒店特有的富丽堂皇，形成鲜明的对照。但黄乃文却告诉我，这家饭馆他们经常光顾，光顾多了，就与老板都成了朋友。光顾的原因，在于它提供的饭菜，既有地方特色，也很物美价廉。

包间里已有多人等候，但通过介绍，知道皆为黄乃文的“自己人”，有他在一家企业上班的表姐，有他同学史建中等。黄乃文用他特有的幽默调动大家的情绪，就餐的气氛轻松而热烈。印象最深的，是黄乃文不断地揶揄自己的表姐，而他的表姐，似乎也早已习惯了他的戏谑，既不生气，也不反驳，始终笑盈盈的。黄乃文告诉我，他表姐爱文学，爱阅读，因此叮咛我饭后要签名赠书给她。我现场签赠了两本书，另一本给了他表姐的随行女友。之后就是照相，再之后就是安排住宿。

下榻的酒店，位于两条大街的拐角处，七八层高，是一家连锁酒店，与在东台的住宿比起来，显得过于大众化。但黄乃文告诉我，这家酒店是他和一个朋友合资开办的，酒店的档次虽然不高，但住起来方便。

我对酒店的档次，历来都不在乎，却很在乎其中的两样元素，一是是否干净，二是是否安静。再奢华的酒店，若不净不静，我都会心生抵触；再粗糙的茅屋，只要既净又静，我都会感觉惬意。

在黄乃文的授意下，我被安排在了四层楼角落的房间里。第一晚，住得尚且安生；但第二晚的凌晨一两点钟，却被一个女人的嘶吼声，硬生生地从梦中吵醒。那个女人，大概住在三楼靠近我房间的某个房间里，也许二十多岁，也许三四十岁，正在打电话，一打就长达一两个小时。听声音，她的电话是打给一个与她关系不一般的男性的。那个男性，也许是她的情侣，也许是她的丈夫，而她和他之间，也许正在闹矛盾，也许正在闹分手，总之，她的精神已陷入狂癫的状态。她对准话筒，叫着，骂着，喊着，哭着，粗野不堪，歇斯底里，无所顾忌。传说南方的女性温柔，可她一点儿都不温柔；吴越属于书香之地，可她丝毫都无书香之气。

极度缺乏教养，这是我对她的基本判断。一个人即使遭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不能随意地打扰到与其不相干的人的生活。你的苦水和泪水，只能自己吞咽，不能以此为由，给别人制造痛苦。

当然，单单指责这样一个失态的女性，既于事无补，也没有找到问题真正的症结。这个女人，只是一叶知秋的那片叶子，代表着一棵树的情状，甚至蕴含着土地与气候的秘籍。如这个女人这般教养缺失的人少吗？一点都不少，乌泱泱地望不见尽头，而她不过是这一庞大人群中被我无数次遇见的最新的一个而已。在公交车，在高铁，在飞机，在酒店，在马路，在旅游景点，在楼宇，在电梯……这样的人处处可遇，俨然已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反倒是那些有教养者，成了罕有的少数。教养缺失，已成为国人的精神病毒。而要疗治此疾，非得下猛药不可，而药方，不外乎于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现代文明的熏陶。

君子，是中国的古代先贤，给中国人搭建的人格模型；绅士，是西方的哲人，给西方人树立的做人标杆。君子也好，绅士也罢，其精神的指向殊途同归，那就是“教养”二字。

第三个晚上，黄乃文给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下榻之地。新的住地，在一片很大的园林深处。这座园林，位于高邮湖之畔，名曰珠湖小镇。走进其内，只见群湖连缀，鹊桥衔接，芦苇摇曳，红豆杉茂盛。园区有多处住所，而我们所住的房间，应该是里面最为高档的。

房子仅有两层，全为套间，设施极其齐备，正好满足了我对净与静的心理期待。园区的主人胡恒春夫妇，是黄乃文的挚友，对我们的到来，极为热忱。当得知我对噪音极其排斥时，为保证我的睡眠，胡先生特意吩咐有关人员，在这栋楼上，仅限于安排我们三人入住，其他客人皆不涉足。

有关胡恒春夫妇和这片园林，我在后面将会专门陈述，在此暂且打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