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为何如此惧怕我们?
关 权
马六甲海峡
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能够完全证伪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结论。
一些国家的富有确确实实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导致的，比如新加坡就是因为扼住了海运咽喉马六甲海峡，所以过路费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所有货物和能源的运输全部都要给新加坡交一笔过路费才能通过。
这本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大航海时代结束之后，靠近海岸线，拥有天然港口的城市往往要比内陆城市更为的富有。
中国的崛起就是因为中国人的艰苦奋斗，而不是因为中国照搬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
总之，这三个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理论能够给西方提供理论依据，用来攻击中国或者是美国敌对势力国家。
这就如同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会颁发给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样，两个经济学大作现在可以说是承上启下，前后呼应了。
附文：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
杨虎涛
摘要：《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国富国穷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在历史特定性条件下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问题的复杂性和关键的技巧在于，在不具备富国当初致富的内外部条件下，如何发挥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去创造最适合的条件，但可以确定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成功方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自2012年3月出版以来，就被认为是一本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研究宏观社会发展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其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析框架，被视为提供了一种诠释国富国穷问题的新思维。梳理作者2002年以来的一系列论著，则会发现，《失败》一书其实是对作者之前观点的一场颠覆。
制度组合论的解释过于含糊
《失败》一书首先指出：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均存在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 (extractive institutions)。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良性循环：激励投资和创新，允许创造性破坏，从而带来经济繁荣;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组合构成恶性循环：投资和创新受到抑制，创造性破坏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停滞;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可以产生增长，但不可持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则极为少见。
《失败》一书的这种制度组合论，并不是什么创新。尤其是包容性与攫取性的划分，与诺思、瓦斯利和温格斯特等人2006年以来所提出的“受限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s)、“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自然国(natural states)和稳定宪政体制(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的四个组合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失败》明确强调，不仅制度重要，而且政治制度是决定性的。这一观点，在《失败》一书的第二章就亮明了：“本书将说明，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才能持续地允许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存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组合之所以无法产生持续繁荣，是因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当权者刺激经济只是为了更好地攫取资源或短期内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一旦当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展影响到统治稳定时，当权者就会抑制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显然意识到，包容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用“为大多数人提供政治参与机会”来刻画，至少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施政能力。因此，又特别强调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还需要“多元但足够集中”。但遗憾的是，由于对这个“多元但足够集中”的解释极为含糊，对不可持续的增长又缺乏时限的说明，《失败》一书就将“为什么国家会失败”和“为什么国家会成功”的问题引入了一种近乎诡辩的循环逻辑之中：如果遇到了政治包容—经济包容组合的例外(如海地、前独联体国家)，《失败》一书就可以说是它们尽管多元，但却缺乏足够的集中;如果遇到了政治掠夺—经济包容型的例外(如新加坡、卡塔尔、沙特)，《失败》一书就可以说它们不可持续，因为对于持续多久才算持续，《失败》一书从来就没有答案。
在《失败》一书所描述的政治包容—经济包容的良性循环中，政治包容要求政治有必要的集中，与之对应的经济包容则包含对私有产权的尊重。然而在《失败》一书所列出的“成功国家”的历史上，这两者却很少并存。
制度漂移的分析视角缺乏系统性
《失败》一书认为，成功国家，如英美等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关键的历史节点(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上的重大事件和细小的初始差别(small initial differences)导致了这一结果。关键时期是指“一个社会中破坏既有政治与经济平衡的大事件”，如黑死病和大西洋贸易路线。借助于大事件，细微的初始差别得以放大，形成各不相同的制度，这就是所谓制度漂移。
为了论证这种制度漂移的观点，《失败》一书多次提到黑死病和南北美的发展差异。黑死病动摇了西欧的封建体制，使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私有产权成为可能，使东西欧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差异。南美有黄金，易于攫取，所以殖民者建立了攫取性制度，英国人没有这种偶然的幸运，反而成就了北美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
历史上的大事件的确存在，但观察大事件的视角应当是系统的和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以黑死病对东西欧的不同影响为例，《失败》一书首先忽视了东西欧地理和人口分布的差异。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是内陆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类似西欧的商业中心，大宗贸易很难发展起来，这反过来导致大城市很少且人口密度低。而在西欧，多数国家拥有较好的可航行的河流和沿海水域，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西欧便于进行商业上的相互联系，使西欧的贸易网络早在12 世纪后半期便建立起来。在南北美的不平等发展上，《失败》一书均沿袭了“包容归因于偶然，攫取必然失败”的分析路径，但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某一国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关。
国富国穷不存在唯一的成功方案
在《失败》一书中，政治制度被视为启动良性循环的因素。但在2006年的另一部著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森两人则更多地强调了经济结构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该书中，他们指出，政治制度从攫取(专制)转为包容(民主)的过程是统治者与民众的博弈过程，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是统治者选择宽容让步或继续专制的根本原因，而经济结构在成本收益的权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失败》一书相对，我们可以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张夏准那里看到完全不同的国富国穷观。赖纳特指出，所有关于产权、民主以及地理位置、气候、病毒细菌疾病决定经济发展的解释都没有触及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国如何选择以及选择怎样的产业活动。产权及其他制度体系固然重要，但从因果关系上说，产权和制度本身并不创造国民财富，它们只是国民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支撑体系，私有产权与其他制度体系是经济活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赖纳特看来，经济活动与政治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但决定性的是前者。产业活动的选择决定了财富创造与分配的方式，进而决定了社会阶层的形成，从而形成了相应的社会权利诉求和表达。民主、市民社会、平等自由的诉求只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在缺乏合适的经济活动时，它们无法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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