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海会2025年跨年思想演讲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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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海啸般袭来的年代，只有思想才是最重要的定海神针。
前面，赵建先生已经通过他的观点向我们阐述了一部立体经济发展史，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邱震海博士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分享《历史的激流中，我们每个人的变化》。邱震海：在过去近2个小时的讨论中，我们主要聚焦于宏大叙事。实际上，今天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一，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们永远都在路上。正所谓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自己。我当然了解上海，我从小在这座城市出生并长大，上海有我少年时代的所有经历和梦想。然而，每次回到这里，我感觉我对这个城市其实并不太熟悉。尽管我能流利地说出地道的上海话，但我对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并不了解，甚至对自我也缺乏了解，因为我们每天、每周、每月都在经历微妙的变化。今天香港全球中心向大家宣发了两份报告，分别是《2024年中国年轻人行为方式变化报告》，和《2024年中国消费者消费行为方式变化报告》。顾名思义，这两份报告主要关注的就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我们先来看看《2024年中国年轻人行为方式变化报告》。所谓年轻人，至少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无论学历，无论男女，他们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其中第一个，我们发现他们的生存安全和基础需求发生了变化，即新常态下的理性防御。虽然听上去有点复杂，但这种防御并非指军事防御，而是指年轻职场人士开始建立系统的财务规划。以往人们认为年轻人是月光族，但现在并非如此，年轻人已经开始关注自身的财务规划；以往人们认为年轻人追求冒险，最能承担风险，但现在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往往开始追求岗位的稳定性；以往人们认为年轻人在消费上可能是最疯狂的，然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趋于理性，而这种理性与之前的财务规划有着连续性。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从生存和安全的角度出发，年轻人开始本能地转向防守和防御。这也引出了我们下面一句话，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环境往往有一种天然的自我适应。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年轻人往往是最敏感的，有这种自然反应。第二个，个体发展需求开始重构，精细化的资源管理开始出现。具体来说，首先职场态度开始重塑，告别奋斗的人设，注重追求平衡。以往的“996”加班文化、取悦领导和拍马屁，甚至一些不健康的发展方向，比如“办公室政治”，似乎都不再是年轻人的追求。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告别一种人设，即奋斗。当年轻人不再奋斗时，相应的其他环节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因此，今天的老板和领导们与年轻人打交道，特别是与95后、00后打交道时，不应期待他们像过去那样巴结你、拍马屁，或者对你的决定毫无二话。有一句话流传甚广：“一言不合就辞职。”虽然听起来有些过分，但这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是当前职场的现实，00后正在改变当下的职场面貌。其次，资源管理正趋向精细化，曲中自然也包括财务管理。最后，生活选择方面，我们常误以为年轻人是愿意花钱的月光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的消费正变得更为简洁和个性化，能省则省，该花则花，不计成本。与过去的“鸡娃”，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学习钢琴、数学和奥数相比，现在年轻人的教育观念有所转变，开始采取更为自然的教育方式，尊重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自由发展，这某种程度回归到了教育的本质，即个性化发展。年轻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或许是社会发展流动性减弱导致了传统发展观念转变；也可能是科技革命催生了另一种更加简约高效的人生的可能性。因此，在思想和情感需求方面，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过去侧重于工作，而现在则需要兼顾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关注生活方面。因此，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健康和个人成长上，更加注重自我发展。我们常说的“千禧一代”概念，其实源自于美国，其特点就是关注自己，现在则变为“Z时代”。何为“Z时代”？其实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群体，他们只追求真实和真理，一切他们认为真实的事物，他们都会给予关注和认可。可能这个“真实”需要花费大价钱，比如几千上万的演唱会门票，可能这个“真实”不花钱，或花费很小，比如二手的衣服，但只要“真实”年轻人就会去追求。过去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定取决于自己，也可能取决于别人的，但最近几年大家可以发现，催婚在年轻群体中开始逐渐减少，因为老年人终于明白催婚没有意义，这与疫情之前完全不同。年轻人的社交模式开始拒绝无效社交，回归真实互动，从宏大叙事转向实用价值，因此，跟现在的年轻人讲宏大叙事的意义已经不大。此外，我们之前常误以为年轻人总是快节奏、充满激情和活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的公司中，我就发现年轻人工作时的节奏并不急迫，甚至有时候我比他们更具动力，但他们在内心需求上可能比我更丰富。因此，慢生活不应只被看作是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慢生活正在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独处时光也有了新的定位。当前，不婚、不育、不恋正在成为年轻人中的流行趋势。四十年前，为了追求心仪的对象，我们前仆后继，即使面临挫折也在所不惜。但要问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婚、不育？原因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怕麻烦”。因此，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但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下，人们开始向生活品质和生理健康层面进行深层次的探索，掌握对自身的掌控。当掌握不了世界的时候，我们唯一能掌握就是自己。因此，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的主人，其实是当下最敏锐的年轻人向我们发出的呐喊。必须指出一点，如果将2024年中国的这种情况与其他国家联系，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早在日本就已出现。上个月，我曾带领中国企业家朋友们访问了日本，并有幸与三浦展先生见面。作为一位知名学者，三浦展专注于研究日本消费趋势，并提出了几个消费时代的概念，那么我就来看看他山之石如何攻玉。三浦展指出，第一消费时代始于1914年，至1936年期间，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兴起。第二消费时代始于1952年，大约持续到1974年，其特征为“fast、cheap、good”，即追求速度、价格低廉和质量优良。第三消费时代则是从1975年持续到1997年，当时，一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后还可以购买第二台，买第二辆车后还可以购买第三辆车。但中产家庭不可能一直消费下去，于是就进入了第四消费时代，也就是日本正在经历或已经结束了一个消费阶段，被称为“简约、共享及社区”。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年轻人很早就开始不买房，开始购买二手衣物。当然，虽然他们追求简约，但对非简约的事物毫不妥协，这与中国年轻人的现状颇为相似。如果三浦展的观点正确，那么以日本为借鉴，我们来看看中国消费时代的划分，当然，这仅仅是我的观点，仅供参考。我认为，从1979年到1992年，我们处于第一消费时代，特点是满足刚需，因当时物资匮乏，全力改革旨在释放活力。第二消费时代，则是指从1993年开始到2008年。邓小平先生曾做过一个展望，21世纪初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1000美元，现在我们早已超过了1万美元。而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这标志着我们开始了精神消费。从我们身边的观察可以发现，出国旅游、出境旅游，女性朋友追求购买更多奢侈品包包大部分是从2008年开始。今年，王家卫导演的《繁花》就描绘了市场经济推动下的这个时代的特点。第三消费时代，则是从2008年开始到疫情之前，那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开始大量走出国门，购买全球。2019年前，我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东南亚、日韩和欧美。我尤其喜欢黄金周，这是一种社会观察，比如法国的老佛爷，老佛爷有很大的品牌设计，而且法国人很会做生意，每个柜台都配备了一位能说法语和中文的中国售货员。那时候，30至40岁的年轻夫妇，他们牵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手提两个空的旅行箱，为了方便购物。所以当时，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风靡全球。到了疫情之后，我预测未来五年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如果硬要套用三浦展的话——消费开始分层。现在很多人说我们消费降级了，不是的，是消费分层了。有人降级，有人升级，有人省钱，有人花钱。这对我们的商家是一个极大的启示。是奋斗还是躺平？是回归自我还是取悦别人？过去常说，买东西要买自己喜欢的；但现在年轻人说，只要我开心，买任何东西都可以，回归到自己内心的真实世界。五年之后，再过未来的二三十年，也许就是第五消费时代。这个观点或许有些牵强，我只是根据三浦展说法，大家不一定完全同意。我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四个端口发展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通常，传统模式是这样的：科技革命开始发展，科技端首先影响的是产业端，产业做出产品，影响行为端，进而影响消费端。然而，当前的模式不同，科技端首先影响的是行为端，尤其是年轻人的行为方式，进而到消费端，最后才是产业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年轻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因为产品的好而购买，而是更注重自己的感受。因此，厂家需要研究人的行为，而非仅仅关注科技所能带来的。科学家往往充满热情，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了。企业家则相信，科学家创造的科技产品，消费者一定会喜欢。但在年轻人看来，你做再好的产品，如果不能让年轻人开心，那么产品价格如何，他们都不会购买。对于年轻人而言，价格的高低并无意义，关键在于能否让他们感到开心。因此，传统观念认为产业端处于主导地位，但现在行为端才是关键。做产业之前，首先要研究人们的行为，从今年开始，如果全球没有发生更多重大事件，我们香港全球化中心每年年底将向全球发布一份关于中国年轻人和中国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变化报告。我们希望这份报告能引起更多厂商和商家的关注，因为这关乎世界正在发生的微妙趋势。此外，原本是前现代主义，而现在年轻人已经往后现代主义发展。一位老农问一位企业家，你们天天努力工作为了什么？企业家回答说，为了赚钱。然而，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赚钱最终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美好生活又是什么？最后企业家回答说，最后是回到农村买一个房子，过着田园式的生活。这个笑话虽是幽默，却说明了一点：老农是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企业家们追求的是后现代社会，两者都是简约生活。虽然两者外表上都是回归农村、回归自然，但质量完全不同。回归的同时，我们中间有个阶段叫“现代主义”，即我们每天追求的高房价、高物价和有车有房等。但关键是，在科技端影响行为端以后，现在的年轻人不买账，步入了后现代社会。另外，我们还面临第二次全球化的破碎进程，我们的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在破碎的。疫情刚开始时，即2020年2月，香港全球化中心做了第一份研究报道，预测疫情至少将持续两年，很多人表示质疑。但后面事实证明，疫情实际上持续了三年。在第二份报告中，我们指出全球化正在消亡，这一结论同样引起了质疑。尽管现在全球化并未完全消失，但全球化正在破碎。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做好一个准备，即全球化破碎怎么办？实际上，欧美和日本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只不过我们正在经历。至少是2024年，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向我们发出明确的警示。回顾第一次全球化破碎，那是100年前，第一次破碎的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在的年轻人从游戏《黑神话：悟空》领悟出，曾经西游是英雄的浪漫，如今西游是凡人的生活。上一次全球化的崩溃始于19世纪末，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这么说不是意味着我们正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强调我们应尽力阻止历史规律的重演，因为有些表象非常类似。上一次全球化破碎，日本正在进入“第一消费时代”，俄罗斯刚刚进入工业化，它也是欧洲最后一个进入工业化的国家，而德国进入工业化才四十多年，正在走向帝国主义。当时的德国总理强调，太阳之下必须要有德意志帝国的位置。而中国1911年推翻帝制，正站在是改良还是革命的十字路口。换言之，上一次全球化破碎之时，恰是中国工商文明进入第三波发展阶段。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向欧美。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我们年轻人已经开始发出预警。然而，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早已经历过这一过程。早在上世纪90年代至30年代，一本名为《格调》的书风靡中国，强调了什么档次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十几年前，有一本名为《中产阶级史》的书，由我国学者李春玲等人翻译，书中讲述了300年前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如今，我们中国也叫中等收入阶层，即中产阶层。而年轻人是新中产，他们的想法和品味与我们有所不同。那么，究竟什么是中产阶层呢？简而言之，按照英国人以前的说法，中产阶层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大学以上的学历。如今，中国大学扩招，相当部分中学毕业生有机会接受教育。不同于四十年前，当时整个上海市有23万人，其中仅有1万人能上大学；而现在，大约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半人可以读大学。第二，是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他不一定是企业家，而是利用专业知识来服务社会。综合来看，这样的群体可以被定义为中产阶层，也就是橄榄型社会的中间部分。如果富人和穷人的比例相对较小，而中等收入群体则占据较大比例，这样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最为健康稳定的。因此，一个社会应当致力于让中等收入以上的阶层蓬勃发展。此外，中产阶层的三个特征自然延伸至第四个特质：价值观。因为具备这三种特质的人，通常不是富二代或官二代，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奋斗而来的。因此，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坚定的价值观，相信凡是奋斗就会有成就，他们会嫉恶如仇，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问题是，根据我们的报告，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种种问题和不确定性时，一部分人正在告别奋斗。这个我们不做任何的问题判断，而是点出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一种行为端，特别是发生在最敏锐的年轻一代的行为端变化。这首先应引起产业端，即商家和企业家们的注意，否则，产品卖不出去。同时，这也需要得到学校、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如果年轻人已经发生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不引起重视，等到最后关头恐怕为时已晚。因此，未来十年或许是中国迎来下一个“第五消费时代”的时期，也恰好是这一轮科技革命的尾声，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奏，以及地缘战略冲突的爆发，三者可能交织在一起。届时，中国大概正经历着“第五消费时代”。年轻人越来越追求简约，告别奋斗者的人设，追求内心的自我，其中包括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婚不育，因为恋爱关系变得过于麻烦。这反映了后现代主义中的特点，即人性回归和个性张扬，中国社会也正逐渐步入这一阶段。现代主义的过程带来了巨大的张力，同时也造成了破坏，这一点我们大都基本明白。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目前很多的解决思路可能还停留在前现代主义时代。例如，美国人处理地缘战略冲突的思路，就像特朗普动不动发起贸易战。作为中国前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先生曾告诉我，自17世纪以来，就有许多人尝试打贸易战，但无一成功。因此，特朗普的思维结构，至少在其第一任期时尤其保守，知识结构也极其陈旧。当然，他第二任期加上马斯克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至少从第一任期来看，特朗普完全停留在前现代主义，而我们的年轻人和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时代，难免会产生连串的冲突。第一个，科技革命。虽然称其为冲突可能有些言过，但科技革命无疑将冲击我们诸多的生活和社会形态，无论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的影响。第二个，地缘战略。这恰好印证了狄更斯在1859年《双城记》中所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希望的春天，绝望的冬天。”第三个，方案之争，即到底是谁笑到最后，是美国式的现代化还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坚信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定会笑到最后，但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方案之争将在未来十年在整个全球范围内蔓延。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当我们的企业家和财富人群要向外走的时候，当我们把子女往外送的时候，当我们要考虑我们的全球资产部署和事业部署的时候，都会面临这三大冲突，考验着下一代的年轻人何去何从。前面，我们已经简要提及了拒绝进步主义叙事，拥抱进步主义的自由。拜登的失败在于，他未能代表民主党所主张的进步主义。过去，进步主义是没问题的，但现在进步主义赋予了人们过多的自由。在美国，人们的性别认知已经扩展到23种，甚至有朋友告诉我们现在有90种性别。然而，进步主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强调只要奋斗就有意义，主张社会公平与正义。但当社会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时，年轻一代至少变得冷静，他们会质疑宏大的叙事是否有意义。如果宏大叙事无意义，而自由有意义，年轻人会先拥抱自由。因此，我们经常指责年轻人不成熟，说他们迷茫。但不要总是责怪年轻人，毕竟40年前，我们同样处于迷茫，但最后我们成熟了，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每一代人都有迷茫中成熟的经历。此时此刻，年轻人的想法是，当抽象的理想难以落地，那务实的关注就会成为新的信仰。总结下来，我们经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中国年轻人的行为方式已经正在发生变化，然后我们试图以宏大的叙事跨越文化、跨越时空、跨越国别，把中国年轻人2024年的微妙变化，提炼出对企业家和商家有用的启示，对学校、社会和政府也有警示。同时，我们将其置于一个时空环境下，发现我们的国家正经历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变化，我们的国际格局也经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化破裂的过程。在这种上下挤压之下，我们的年轻人生活在这种如同夹心饼干的环境中。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应责怪年轻人，而应思考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是等待中成长，迷茫中成熟，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下，等到他们成功的那一天，他们定将超越我们。男主持人：每个人都在发生着我们看得见的或者是看不见的变化，刚刚邱博士也分享了三浦展消费时代的观察，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了亚马逊基于其平台上的数据，所总结的六大消费趋势。趋势一是睡眠症的苏醒，人们越来越需要睡个好觉；趋势二是从种子到花园，家庭园艺也正在发生着新的生机，生活和自然的联系日益紧密；趋势三是硬核科技软体验；趋势四是情绪价值值多少；趋势五是沉默的旅行；趋势六是生活在别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趋势一，应该是很多人困惑或者希望能够实现的一点。女主持人：对，其实对于睡个好觉来说，不管是对年轻人还是对广大人群来说，其核心问题在于每天结束工作和日常生活之后，躺在床上最大的困惑是：我今晚能否睡得着？晚上会做一个怎样的梦？明天醒来后我该怎么评测梦的好坏，又能否回忆起昨晚做了什么梦。说到底，睡个好觉这一需求对大家而言尤为重要。我们看到这样的需求，也意味着有这样的市场。随着消费趋势的增长，越来越多企业专注睡眠领域，对于这样一个前景和趋势，您怎么看呢？邱震海：首先，我说一个大的趋势，在这里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们团队中有一位年轻人朋友圈说：“春困、夏乏、冬眠、秋打盹。”总之，永远能找到睡觉的理由。当然这不过是开玩笑，但事实上，人们对于睡个好觉的愿望真的很重。这可能与生活压力、加班以及娱乐需求有关。因此，拥有良好的睡眠状态至关重要。过去，我们往往说一个人有多大的责任，就有多大的担当。例如，你们两位今天上台之前，昨晚肯定要睡个好觉，今天下午还要补觉，不可能不睡觉光靠咖啡来提高精神。因为你们知道自己肩负着重大责任，换言之，你有多大的责任，就有多大的需求。所以别看年轻人“躺平”，某种程度上，他们承担着更重大的责任。包括我们中年人以上的朋友也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的状态由很多方面组成，包括健康、运动、心态以及开放的学习动力。但首先睡眠极为重要，如同空气、水和阳光一样，虽然无形无影，但一旦失去，人们会无比珍视。正好，今年2024年跨年盛典演讲是由码组独家冠名播出的。其最大亮点在于帮助人们改善睡眠质量。男主持人：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体验码组推出的全新产品。作为专注于睡眠行业多年的一家企业，码组潜心研发，为每个人提供一张符合其需求的床垫，用中国原创设计为全世界的睡眠难题提供解决方面。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及往后的日子，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和愉快的心情。邱震海：顺便一提，这并非广告，码组床垫的核心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们通常认为床垫是一个弹簧，坏了就无法修复。实际上，码组床垫采用的是由无数个小弹簧组成的，如果某个弹簧损坏，可以单独更换。第二，哪里不舒服就换哪个。比如你颈椎不舒服，只需调整颈椎部位。晚上睡觉时可以特别注意颈部的按摩。若腰椎有健康问题，就调整腰椎部位，可见其个性化、定制化。第三，床垫可以伴随您一生。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基因组合，2035之后即将迎来基因革命。码组的弹簧哪里坏了换哪个，哪里有潜在的问题就换哪个，不仅减少了消费者购买和更换床垫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床垫更换的需求。现在全国都在说消费降级很负面，但你会发现，有人消费在降级，而有人消费却在升级。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有人虽然只愿意买20块的衣服，但同时却也愿意花几千块钱从黄牛手中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所以消费降级其实只是人们停留在表面上的感受。像我们这一代人，过去消费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刚需。例如，我们可以花五块钱买一个杯子，就绝不会花五百甚至五千块钱买一个杯子。但在欧洲喝什么样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的杯子，比如香槟有香槟杯、红酒有红酒杯，这些我们现在都有了。但是五十块钱的红酒杯和五百块钱的红酒杯的确能喝出不同的情调，那这五百块钱是刚需吗？显然不是，它喝的是一份浪漫，喝的是背后的一种情调、文化。过去我们的消费往往具有悦人性，即为了别人高兴而消费，现在年轻人反而愿意为了自己的开心而消费。从过去的悦人消费到现在的悦己消费，这背后其实反应的都是情绪驱动消费。所以这也给了企业家朋友们一个启示，即“产品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同一个产品有很多厂家都在做，在大家都有这个产品的基础上，你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得更加注重客户的体验感。华航以前曾发生过两次空难事件。在第一次空难事件发生后，他们说改了，但后来又发生了一次空难，这导致当时尽管飞机没有质量问题，也没人再敢坐华航的飞机。针对这个问题，华航方面最后推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主推公务舱，然后通过公务舱的销量来带动经济舱的销量。公务舱的旅客一般都是长途飞行，所以华航就把服务中心放在了旅客的休息方面，例如你坐华航的公务舱就可以发现，会有空航小姐过来给你铺床、开夜灯等，简而言之就是服务好。近几年，滴滴推出了豪华车服务，虽然它的价格要比一般的专车贵一倍以上，但客户的体验感也会直线上升。例如，滴滴豪华车司机的服务态度会比较好，整个乘车体验也要优于普通专车。以我之前的一次乘车经历为例。我曾经使用滴滴的豪华车服务时，给他们打过一次差评，但在我打完评价大概五分钟后，滴滴那边就有客服打电话跟我沟通，态度非常诚恳。之所以提到这个，是想告诉企业家朋友们，只要你注重客户的体验感，那高端的客户们就会愿意为此支付一倍以上的价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家也好、商家也好，当你的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你应该要想到你的产品有没有给到客户独特的体验感。如果客户体验到位，是可以不计较价格的。因为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生态，即使美国全面封锁，我们靠内循环也能够“自给自足”一段时间。因此，消费者不缺钱，缺的是花钱的理由，我认为“悦己消费”这个现象有必要引起我们所有商家、企业家们的注意。2024年，中国拥有的宠物数量已经超过了这一年婴儿诞生的数量，这个数字到了2030年左右可能会更高。有企业家朋友们经常会问，我们下一个机遇在哪里？其实现在就有大把机遇，凡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捕捉到该变化的企业家，一定是“输家”，而捕捉到这个变化的企业家，一定会是“赢家”。例如，宠物数量增多就会带来宠物医疗、宠物服饰、宠物健康管理、宠物美容等附加服务。以前可能有人觉得没人愿意为宠物消费，但事实恰恰相反，现在年轻人中不婚不恋，宁可去养一个乃至多个宠物的大有人在，因为这源于人们对纯真的爱的执着。可能如今还有不少人不理解这个现象，但正所谓“存在即合理”，你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做的应该是回应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去指责人们的需求。年轻人就是代表着某种趋势，“宠物经济”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消费者可能在人身上得不到执着的爱，但在宠物这里可以，因此他们也愿意为这份爱消费。有必要强调的是，在看待经济发展趋势时，一定要避免陷入误区。比如说当我们谈到“银发经济”时，可能会觉得指的是老年人经济，但其实“银发经济”现象在20岁的人群中也并不罕见。现在不少年轻人早早就注重起了养生，所以“银发经济”并不单指老年人。时代不断在变化，我们的思想也要随之变化。一昧指责学生，多数只会让学校变得越来越乱；一昧指责公司员工，只会让公司越来越差，因为每一块拼图背后都藏着这个时代变迁的密码。“出海”是好事，有的时候你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走出去了，但有的企业是因为内卷卷不动才走出去的。有不少朋友跟我提过，中国很多企业家把内卷的文化带到外面。但也有很多95后的朋友选择躺平，甚至也有不少海归、富二代企业家移民非洲、东南亚。以前很多人听到移民，首先想到的或许还是美国、日本等国家，但现在有不少95后的企业家选择移民印度尼西亚。因为他看的是那一片土地的潜力，为的是发展，所以每一个代际差异背后，都是这个时代变迁的密码。乘风破浪靠的不是勇气，而是智慧，企业家们应该既要有勇又要有谋。绿色经济现在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过去我们床垫弹簧坏了的话，可能会选择换掉整个床垫。但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愿意仅换掉弹簧，毕竟每一份“绿色”都是点亮未来的希望，也是点亮未来的光明。本次圆桌讨论的嘉宾有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建先生，中国著名科技专家、Thoughtworks 全球数字化转型专家肖然先生，巨深智能科技董事长、科大讯飞前高级副总裁杜兰女士，戴德梁行大中华区副总裁、华南及华中区董事总经理程家龙先生，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蕾奥规划董事长 王富海先生。第一个问题：2025年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动能是什么？赵建老师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所以抓住核心变量或趋势性变量尤为重要。如今中国经济面临两个主要矛盾，把这两个主要矛盾理解透了，就能大致掌握未来中国经济的变动。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诸多动能中，消费贡献了一半，投资贡献了25%，出口贡献了25%。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结构。我认为，中国经济核心的动能主要还是靠消费，即内循环。而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消费贡献应该达到70%才正常。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着财富、收入、信心和预期等调整，大家都减少了大额支出。我们中央也看到了这个现象，如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提振消费作为一个核心的变量。例如，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开始发放消费券，甚至直接发钱，可见我们的政府系统正在努力刺激消费。在特朗普等各种外部环境影响下，中国出口动能边际可能会衰弱，这时候消费就会进行补充。另外，现在我们财政政策已经开始发力，特别是最近财政部的一系列举措已经提出了12万亿，其实是可以构成明年中国经济的核心动能。从总体趋势来看，现在中国经济仍然处在一个深度调整过程中，尽管不能在总量上对明年中国经济有过于乐观的判断，但是在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过程中还是有很重要的结构性机会。当然，如今一些新出现的经济动能可能还没形成一个巨大的量，但已经在出现，包括我们的AI、新的生产力、新的消费等，这些就像春天的种子一样，正在默默勃发。不过，要想让这些新出现的经济动能形成中国经济核心的动能，可能还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个问题：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能否对2025年的中国经济起到实际的拉动作用？具体怎么实现？肖然先生认为：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奏都是金融革命，因为在金融体系变革时，我们正处在一个风口。去年我们的金融工作会议从国家转变为中央，这个转变其实就体现了我们的决心。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西方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可以举全国的力量来办大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我的公司是科技服务公司，所以我利用科技服务了很多金融企业。在过去两年时间里面，降薪、裁员，其实都是很多金融企业的常规型操作，这背后主要还是因为金融体系在重塑。国家去年提出了五篇大文章，无论你是做银行、保险还是券商，只要是做金融的，都必须遵循这五篇大文章。这五篇大文章中的第一篇讲的是科技，但这跟金融科技没有关系，而是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非常有效的金融体制，来扶持我们国家科技企业的发展。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的天使轮没了，因为天使轮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土豪，但美国富豪跑了后，没有天使轮的科技产业这两年压力很大。我们国家的基本盘理论上并不在白领身上，而是在广大农村。目前我们的城镇化、教育水平仍然落后西方，虽然近年来我们国家硕士、博士变多了，但这部分硕士、博士的的平均就业率仍然低于西方。第三篇文章谈到了未来金融的可能性，比如说养老金融、绿色金融等。养老金融方面，我们现在正在步入老龄社会是不争的现实，尽管很多人心理上仍然保持年轻，但也改变不了身体年龄正在老去的事实。绿色金融方面，它已经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三个支柱型产业，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储电。这三项其实已经是我们出口的新“三驾马车”，并且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相关企业的布局，可以发现，这些企业实际上远超欧美的预期，他们早在美西方的的制裁前就已经完成了在欧美的布局，这是很让人振奋的一件事情。最后一篇文章谈的是数字金融，数字金融谈的其实就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所以，国家把金融纳入到中央金融体系，并非想打压金融体系，而是在重塑金融。
我认为，这就是国家在思考我们新一代工业革命、未来人工智能革命的前奏。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卡脖子”问题。
其实每一个卡点背后都是一个科技生态，这个科技生态不仅仅是我们这种做软件的，做计算机的，背后还包括芯片，建工厂的等，比亚迪在全国建工厂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工业建筑行业。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多观察卡脖子背后的一些机遇。
第二，国家提到的“两重两新”。
“两新”其实有广阔的天地，它是针对农村的，我认为人工智能仅仅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第一波。
2025年开战即决战，我们跟美国2025年这一场经济战，决定着我们国家未来十年的国运，所以我也希望各位企业家能找准你的风口。
针对同一个话题，杜兰女士认为：从公元0年到1820年，整个全球的经济增长了六倍，从1820年到现在200年间，全球经济增长了143倍。
而出现这么大差距的背后，是因为这200年间发生了三次科技革命，最新的这一轮科技革命是200年来最大的一个技术革命，以大模型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红利。
回望刚刚过去的三年，可以发现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发展的增速非常快，分别为33.3%、18%和13.9%，2023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是5784亿，今年预计在6000亿左右，2030年预估会达到1万亿。
更重要的是，它一定会拉动相关产业达到10万亿。所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的动能。
另外，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也拉动了消费。新的人工智能来了，所有的行业可能都要被重塑一次，所有的生意都要被重做一遍，而这些新的消费机会，一定会带来新的消费升级需求。
同时，人工智能现在个性化和推荐化的这种算法，让我们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变得不再遥远，所以我觉得它对拉动消费具有重大意义。
投资上，人工智能算力、芯片等都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的发展自然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出口上，大家都在说“不出海就出局”，所以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也一定会有非常强的需求。
总的来说，这次变革涉及到的是知识，知识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也和各行各业相关，因此大家一定要积极拥抱这样一个新的趋势。
用我的话来讲，“AI一天人间一年”，即现在事物的变化非常快，每个人都一定要有AI素养，一定要热爱AI的新变化，保持新鲜感。
正如判断一个人的年轻不是看他的相貌、身材，而是看他是否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是否有新鲜感。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AI发展的趋势来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竞争力。
最后，我现在致力于做AI的科普，就是希望能帮很多人学习AI、用到AI，让AI赋能我们千行万业，为中国的AI加油。
第三个问题：25年的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会占据着怎样的作用？明年房地产的发展思路是怎么样？
程家龙先生认为：今天房地产拥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确定性就是暴力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房地产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依然较高，所以它仍然是我们经济发展重要的动能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房地产是经济的载体，即经济面临着重大的变化，相应地，房地产也必须要符合这个变化趋势。
另外，房地产不仅对企业、国家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当然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房地产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
现在“保值增值”成为了房地产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所以半个月前深圳举办了一个房地产全面资产管理论坛，来讨论如何让房地产保值增值。
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利益、运营能力，而运营能力的核心就是你的眼光，并且还要具备全面的资产管理能力。
过去一两年，房地产方面做了不少的公共基金，那这个公共基金未来是否会放开，是否会有更多的房地产私募基金？在房地产投融资金中怎样打通投融管退的闭环？
其实国外有很多企业已经有了很多这种先进经验，即确定项目，然后注重运营。
此外，城市也需要重新规划。
过去房地产出现了不少规划问题，因为人口流动发生了巨大变化，四五线城市的人口往二三线城市集中，二三线城市人口往一线城市集中。虽然未来可能买房的人会减少，但买方市场依然存在，高端复式公寓租赁的市场也还有增长的机会，所以很多城市需要重新规划。
未来一线城市怎么去消化日益增加的人口、怎样去推动廉租房改革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总的来说，房地产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仍然是确定的，但是2025年房地产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要找到藏在不确定性背后的机遇。
第四个问题：现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进入到了停滞期的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扭转这个趋势？短期内有没有一个能让房地产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
王富海先生认为：城市发展、城市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之一，因为中国是一个大人口国家，用房产能巨大。
这个过程当中，城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量非常大，所以这几年城市建设整体的路子变少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历史性变化。
因为国际上，城市发展都有快速扩张，再到建设减少，但运营需求增加的阶段，即从建设时代到运营时代。
我们目前观察到的城市扩张减缓、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减少以及房屋建设量下降等现象，并非短暂的周期波动，而是标志着我们进入了一个翻篇的全新阶段。
可以预见，接下来城市发展会进入第二阶段，出现过去阶段没有的新生活方式、新一代成长，以及智慧城市等。如果将其统一起来，可以名为“城市运营”。
所谓城市运营，涉及三大方面：城市资产运营、城市基础设施运营以及公共服务运营。
而且，我们在建设时代是致力于一个家，到了运营时代，就是考虑长期的过日子。
这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精细化。
到了运营时代，不再把人高度概括为人口，而是进行更细的分类，并且通过政策、国家补贴以及商业化的手段，去满足不同类比人群的人数。
这意味着我们的城市运营的颗粒越来越细，体现人民城市的概念。
第二，数字化，也叫智能化。
城市过去是有机体，如今在智能城市的时代，应该发展成智能体。
换言之，在智能化的道路上，城市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去更好地认知城市，以及调理好城市的事情，例如低空经济虽然只是一种城市交通方式，但它能给城市带来了诸多变化。
未来，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都将通过智能化发生巨大的变化。
第三，商业化。
过去，许多城市的运营依赖于政府投资。然而，随着没有土地收益，城市财政收入下降，同时，中央要求城市要高质量发展。
只有通过设计出新的模式，让市场在城市运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经过我的研究，我认为或许可以用商业化的城市运营，去填补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份额下降的部分。
第五个问题：新动能和传统动能，在接下来的25年乃至更长的发展期间，将分别扮演何种角色？它们各自的比重如何？
赵建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一个百年未有的重塑，即告别房地产这个生态。
在这个重塑过程中，我们在进行宏观研究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困惑，因为中国经济的很多新动能无法预测。
例如，2022年，我们没想到中国汽车的出口量会超过德国，去年又超过日本。要知道，日本曾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过1000万辆。
所以，在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中，政府无法规划中国经济的新动能，这是由民营企业家推动的。我们能够规划的是城市、高铁、基础设施、电信和物流体系。在这样一个大国的基础设施之上，如何去唱戏，谁来唱戏？
无数企业家的微小力量，可能会突然生长出中国经济的新动能，尤其是当我们把中国经济比作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时，突然间主导这个生态系统循环的、提供营养的最大物种突然倒塌，我们面临的是“一鲸落万物生”还是“万物死”？
我们见证了“万物死”，围绕房地产业的七十多个行业残酷地去产能，同时也目睹了“万物生”。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加敬畏的态度去看我们没看到的神秘力量。
只有找到这些力量，才能找到真正的机会。
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形态应该有三点：
一是创新型经济，所有的生意变得更加垂直、细分。
以房地产为例，我有一个做设计的朋友，他的生意最近变得更好了。这是因为人们不再购房，而是选择对现有房屋进行重新装修。
过去，房地产价格上涨，人们倾向于购买新房。但现在，由于房子升级迭代得厉害，新房子的价格变得坚挺。
在房地产1.0、2.0、3.0的发展过程中，设计的功能以及环保材料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房地产被视为传统产业，但其垂直细分和创新实践仍然值得关注。
二是消费型社会。企业家创造出这么多的产能，仅仅依靠美国和欧洲的市场需求是不够的。而且，如果你向他们征收关税，就会造成困扰。
三是民生型财政。这将保障我们真正地进入消费型社会。现在大家说放12万亿、20万亿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高铁市场已经饱和，那怎么办？给老百姓发钱。
这必然是一个过程，把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买断，这样老百姓才敢花钱。
因此，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在告别房地产后，将转向创新型经济、消费型社会和民生型财政。这将是未来十年至二十年间，中国经济的重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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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再次感谢赵建老师、肖然先生、杜兰女士，以及陈家龙先生、王福海先生的精彩的发言，刚刚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激烈和丰富的论点输出，下面让我们再次邀请出邱震海博士给我们带来《2025年度十大预测》。
邱震海：从2020年开始，我们香港全球化中心每年年底都公布一份来年的十大预测，今年是第五年，前面四年我们总共做了40条预测，回头一看，有36条都印证了，还有4条在印证的路上，没有印证的或者完全被推翻的，还真一条也没有。
很多人说你们是算命的吗，有什么特异功能？其实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尤其是逻辑推演，通过这种专业的方法，有时候真的可以预测到未来世界的走向。而事实也证明，我们这套方法是行之有效的，这就是知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关于《2025年度十大预测》我的公众号2024年12月29日的文章已经发布，大家可以点击蓝色跳转阅读，这里我就不在赘述。（点击左边蓝字跳转阅读）除了历史的拐点，科技的拐点，我们还有两大拐点：文明的拐点和我们的拐点。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它不但会提高效率，还会颠覆一些产业和岗位。正如肖然博士而言，人工智能本身不会颠覆我们，但使用人工智能会颠覆我们，甚至随着进一步发展，它可能会真正地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些本质。如果我们的情感被大量量产，或许我们都会和AI谈恋爱，如果我们的跨年思想演讲由人工智能制造，而人工智能和我们不同，不需要休息、进食或睡眠这些基本需求，我们又该如何办？这才是生命真正受到颠覆的时候。我们常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其实是两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我将用800年的维度来探讨这一轮科技革命可能带来的影响。世界方面。英国进行五十多年的工业革命，第一轮全球化蓬勃发展，欧洲大陆各种矛盾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以1848年为例，欧洲大陆爆发了一场革命浪潮，那一年马克思30岁，和其战友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文章的首句，翻译成中文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文章的最后一句话，翻译成中文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64年，马克思建立了第一国际，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著作。这些都得益于科技革命的推动，而且不管是欧洲大陆的革命，还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都标志着两个世纪前，世界正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但问题是，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步入200年前，是否意识到正经历一个重大转折点？如果我们意识到了，那该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如何在可控范围内部署一切？中国方面。当时正处于道光年间，我们无法预知当时再过15年将会爆发的鸦片战争。那时的中国，不要说进入现代化，离现代化甚至越来越远，尽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因此，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化只是物质上的现代化，这一点中国基本实现或正在实现。但是关于现代性，指的是人们思想上的现代性、现代元素，直到百年后，1914年的五四运动。那时，中国人才意识到除了现代化还有现代性。世界方面。1620年，“五月花”号抵达了美洲新大陆。这艘船承载了一批对英国深感不满的清教徒，他们经过数十天的航行抵达美洲，并且写下宣言，认为一个健康的新大陆如何建立。然而，他们的理想能真正实现是一百多年后。直到1770年代，美洲大陆才正式独立，美利坚合众国才得以诞生。1625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来因复杂，持续了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也就是今天的黑森林，签署了一项条约，即《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该条约中确立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内容，比如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驻外使领馆是主权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这场战争给历史设立了拐点，确定了一些新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1625年，一位名叫格劳修斯的荷兰人出版了一本名为《战争与和平法》的书籍。尽管这本书当时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其阐述的一些观点至今仍对我们有所启示和警示。格劳修斯主张，由于战争是为和平而发动的，没有争端就不会引发战争，所以应该把国家间的所有纠纷看成战争法的调整对象。通过这一途径，战争本身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和平，这才是战争的真正目的。换言之，既然战争无法避免，那么就应该制定规则，树立法律。要求所有参战国必须按照这法律行事，最终使战争导向和平。遗憾的是，400年过去了，世界上并没有一部战争法，但是每一场战争都导向了和平，因为每一个国际秩序都是战争打出来的。但问题是，是否每一场国际秩序的建立都必须伴随着战争。显然是不应该的，可我们现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清醒还是茫然，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曾写了一本名为《梦游者》的书，书中描述了一战之前，欧洲国家如同梦游般地走向战争。战争是很残酷的，所谓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企业家是不适用的。中国方面。那时是1625年，再过19年，清军就要入关了，标志着大明王朝即将终结，而那时，资本主义萌芽也进入了瓶颈期。与此同时，也是在1625年，荷兰占据了我国的台湾地区。巧合的是，那一年也诞生了后来收复台湾地区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最后，我们回顾800年前，也就是那遥远的1220年。世界方面，1215年，英国的教权、中产阶级与皇权之间发生争执，最终导致了皇权向教权和中产阶级妥协，签订了《大宪章》。《大宪章》确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相当于一个人的茅屋虽小，风能进雨能进，但国王不能进。中国方面。成吉思汗占领了北京，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落后文明战胜了先进文明。蒙古是一个游牧民族，而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具有发达的农耕文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发达的农耕文明，竟然被一个游牧民族所毁灭了。这个游牧民族，虽然最终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元朝，但确实摧残了中华文明中许多优秀的精神品质。因此，当元朝结束，明朝开始时，中华文化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的“黑暗面”，如裹小脚、锦衣卫、宦官等。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1215年，一个确立了“王在法下”，另一个是落后文明战胜了先进文明。回顾完800年以后、400年以后、200年以后，现在2025年已经开始，一些重要的拐点正在逐渐呈现。这些听上去很抽象，但这就是我们说的思想演讲。唯有思想才是不确定时代最重要的定海神针。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困惑：科技革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拐点，虽然让过去几年的全球GDP有所增长，但工业文明也弊端丛生，全球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冲突，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科技本身不是问题，科技没有被好好地管理才是问题。全球化亦是如此。所以，永远不要把问题推向科技，而是要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我们习惯于功利性地、实用性地使用科技，却没有用智慧来管理科技，更没有用哲学去引领我们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然而，科技革命现在正在催生一些新的业态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如果以200年的眼光来看，科技革命让每一个个体都拥有改变历史的潜力。以马斯克为例，1月20日，特朗普就任，意味着“特马组合”的诞生，这一组合可能是历史上的重要拐点。实际上，随着AI的到来，我们也需要一个崭新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形态。相对应的，未来20年，人们显然需要一个全新的治理框架和思维模式。如果我们的治理方式、治理思维仍旧停留在旧时代，而我们的身体、科技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历史学家将会严厉地指责我们：你们在2025年开始的时候，到底在做什么？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夹在时代的裂缝里，我们每个人不仅是经历者，更是创造者。看看1215年，英国诞生了“王在法下”，而中国明明拥有发达的农耕文明，却遭受着落后游牧文明的掠夺。这说明人类需要觉醒。在多重挑战之下，现代文明渐行渐远。以美国为例，这个曾被视为灯塔的国家，却出现了特朗普现象，特朗普虽然能干，但很危险。而马斯克的出现会改变历史，但谁也不知道“特马组合”会走向何方？此外，子孙不一定比先辈更高明。虽然年轻人肯定比上一辈人做得更好，但从几百年的维度来看，子孙未必能超越先辈。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等人若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时代在呼唤新一代的先驱和先辈，时代在召唤新一代的思想家。因此，这个时代不但要出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更需要出一批和希特勒不同的健康思想家。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奋斗》的书，虽然当时出版时这本书默默无闻。但四年后，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再过了四年，希特勒上台，并在1933年到1945年，将德国和欧洲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让历史出现拐点。但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拐点。事实上，只有健康的思想家才是时代的先驱。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灯塔的点燃者。所以，让我们都来思考这些问题，借此开启我们的心灵。商业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凡我们有一些商业智慧，就能赚到钱。但难点在于，我们如何超越局限，站在历史的高度去思考商业文明能改变什么等问题。回顾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的1.0时代其实始于一万年前，因为当时人类区别于动物，开始种植粮食。历史学认为农业的诞生，意味着人类告别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因为在不会种植食物的时代，人类只能依赖地上生的，树上长的，相当于“人跟着食物走”，即原始全球化。但人类学会种植后，原始全球化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交换和贸易的产生，即“食物跟着人走”，这标志着贸易和经济的开始。从理论上讲，商业文明起源于大约一万年前，这可以被视为文明的1.0版本。现在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能享受其带来的效益，感受它对经济的影响，如果我们思考它对生命本质的改变，那就是文明的2.0版本。虽然我们没办法生活到1万年以后，但这个思考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下一轮科技革命，必将触及生命的本质，而且出现生物产业革命，医学的重要性不可言喻。刚才肖然博士告诉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不完全相信，一会我们可以争论一番，但问题是人工智能和生物产业革命都能改变生命的本质，这难道不是人类文明2.0的诞生吗？人类文明的拐点，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出现，听上去很浪漫诗意，但真不是虚的。而且，每一次拐点都是危机的转折点，每一次挑战都是机遇的起点。悲观者在困难中看到的是风险，乐观者能在每一个风险当中看到了机遇。接下来，我将话筒交给80后思想家——张笑宇。他比我年轻25岁，出生于1987年的他已经撰写了著名的三部曲：《技术与文明》、《商贸与文明》以及《产业与文明》。今天，他将从思想史的角度，与大家分享“人类文明的拐点”。张笑宇：今天有机会与各位分享我对AI的观察，我感到非常荣幸。去年我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作为一名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我尝试从人文社科的角度理解AI。坦白说，我本人写科技史，且我的第一本书获得了亚洲图书奖，所以我看技术，可能都没有在座的那么兴奋，因为当你在短期内看到这项技术时，会觉得它非常了不起，但当你把时间线拉长，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就显得并不那么突出。然而，AI技术确实是我今年最关注的一项，因为它已经开始展现出改变社会的逻辑。一旦我们理解了这项技术的本质，其背后的逻辑就变得容易理解了。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AI，其背后的核心技术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主要由三个概念构成：第一个概念tokenise，第二个概念embedding，第三个概念attention。 tokenise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现在所有的语料语言分解成最小的意义单元，一个意义单元就叫是一个token（词元）。它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词根，比如说i love you，三个token；或者post modernization，虽然是一个词，post一个token，modern一个token，nization一个token。AI会将人类所有的词汇变成一张空间地图，以此来理解token和token之间的空间关系。请注意，AI并不是理解这些词背后的含义，而是理解空间关系。例如，AI会发现“civilization”与“salt”（“文明”与“盐”）之间没有密切联系，它们在空间上的距离很远。此外，AI还能识别出“king”与“queen”（国王与王后）和“man”与“woman”（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空间关系是相似的，从而认为这两个词的意义差异是类似的。这是AI理解人类语言的方式。第三个是attention，如果你与AI对话，例如使用ChatGPT，它会特别关注用户的某些词语，并拆解它认为关键的部分，然后根据这些原理来进行对话。这项技术的原理向我们揭示了什么？它并不需要我们去询问AI是否拥有灵魂，或者AI本质上是否属于人类，是否是智慧生物。如果你认为，人的智慧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并以语言为载体，那么AI就具有了人的智慧。今年5月，我们的AI通过了图灵测试的检验。到了最新的GPT-o3版本，其专业知识水平已达到博士学位的标准。在全球人口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超过1%。然而，这并非最令人担忧的部分，最令人担忧的是，AI太便宜了。我们的一位曾在OpenAI工作天才工程师，创造了一个词——“人类当量”。所谓“人类当量”是指，用你输出智能的效率衡量AI的智能水平，类似于核武器中使用的“天体当量”来衡量爆炸威力。我们之前提到，语言可以通过Token进行分解。现在，让我来演示如何将我的话分解成Token。我大概每分钟能输出约200个Token，如果我一天讲个不停，大概可以讲20万个。然而，今天的AI只需要一秒钟就能生成100万个Token。而且，生成100万个Token的成本仅为一元人民币，或一美元,而且这个价格还在快速下降中。这意味着，如果让我做一份智力服务工作，你每天给100元我都嫌少。但是AI在一秒钟内干了5天的活，只需要一块钱。所以问题不在于AI目前尚未替代人类，也不在于它还未能达到爱因斯坦、牛顿或霍金那样的智慧水平。问题在于，AI已经变得足够便宜，以至于99%的普通人无法在智力服务行业中获得利润。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体系。无论个人感觉自己的价值有多高，或者重要性如何，最终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往往是以你提供的服务能获取多少金钱来衡量。按照这一标准，我们社会中99%的普通人不如AI，因为你没有它便宜。因此从“人类当量”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我们今天在智能生产这件事上，迎来了蒸汽机时刻。我们能够以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创造出人类文明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成果，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基石——我们的智能。在这意义上，它无疑是划时代的，但划时代并不全然是好事。请设想一下，对于99%的人类来说，原本我们对社会的价值在于我们生产智能是无法被替代的。而现在，我们可以被廉价地替代，这无疑将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并不否认AI会带来经济机遇，这确实存在。但与此同时，从另一角度看，99%的人被冲击的事件同样存在。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一挑战颇为艰巨。我们是不是要马上探讨如何治理人工智能，如何动用国家、法律、监督以及民主的力量，在问题造成巨大冲击之前解决它，比如在社会制度改革、讨论UBI等创新方面，我们努力控制事态。然而，作为一个本科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我必须指出，如果我们对每个国家的公权力给予这么高的厚望，说明我写的这个不及格。研究政治学和政治史的人都知道，主权国家的公权力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不是落后的，而是陷入自身的世界观，尤其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囚徒困境中，无法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在这样一个时刻，在AI技术能够以如此高的效率取代人类的时刻，我们的国际政治在忙什么呢？在忙的是冲突撕裂、去全球化。我认为，今天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标志就是今年的美国大选。邱博士刚才分享了今年美国大选的各种预测，以及特朗普重返总统宝座等等。然而，我个人对于特朗普的重新当选并不特别关注，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人——马斯克，他在这场大选中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工业革命的历史长河中，过去200年里，尽管技术的重要性被历史学家频繁提及，但真正担任过总统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又有多少？而马斯克，是我们200年工业史中与全球最强大主权国家建立如此紧密联系的首人，他个人就代表着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工业体系。让我们盘点一下马斯克的资产。他拥有新能源、汽车、算力、模型、算法、数据、社交媒体、太空科技和机器人……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智慧工业集合体。因此，当看到他今年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并在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层中占据重要地位时，我不禁想起了冷战初期流传甚广的一个词汇——军工复合体。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辞职演说中提到，巨型军事设施与庞大军工工业的结合，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在经济、政治乃至精神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渗透到每一个城市、州议会和联邦政府机构，正在重塑美国的民主制度。因此，当我看到马斯克今天扮演这个角色时，我马上想到了这个概念，并且我用了一个新词来称呼它——“智工复合体”，即智慧工业复合体。鉴于地缘政治的恶化，我们观察到美国的反应异常激烈，它重新激活了这一传统智慧工业复合体，使之与主权国家直接结合，以应对地缘政治冲突。同时，美国也会对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例如，马斯克负责的“政府效率部”，他一定会发挥AI这种高效且廉价的智能生产方式，简化大量行政环节。例如，大量公务员被AI取代，从而改变国家的组织形态。而这样一种精兵简政、轻装上阵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在于应对我们这个新时代所面临的全新的全球冲突。许多人认为，自核武器出现以来，世界大战已成为历史，因为所有世界大战本质上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毁灭。确实，二战后，我们没有见证更多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似乎验证了核威慑理论的有效性。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地区冲突不复存在呢？显然并非如此，我们观察到的是，冲突从后端的战争形态转移到了前端的经济和产业领域。先看供应链。东亚作为“世界工厂”，其供应链是否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稳固呢？东亚70%以上的油气依赖中东，作为矿产的必要原材料，铜、铁、锂、钴、铅锌、镍、金银等，这些矿产有一半以上并非产自东亚本土。因此，该区域的供应链安全高度依赖全球化、全球航道以及像中东苏伊士运河、红海这样的交通要道。然而，这些区域目前正发生着战争。再来看算力。尽管当今的英伟达在算力方面取得了飞速进步，但全球95%的高端芯片产自台岛的新竹县。再来看制造。若未来各国以考虑地缘政治冲突为前提，那么他们必须重新布局原先在全球范围内以最高效率运行的产业链，将其转移到离本土更近、更安全的地方。这意味着，过去40年来全球化的世界将进行一场全面的重组和打乱。在此过程中，何种体系和智慧能够像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那样，重新整合如此大规模的资源、数据算力等与智慧相关的一切？从科技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略显悲观。面对AI对普通人构成的巨大冲击，人们希望通过选票迫使政治家们关注这一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政治家们所关注的是地缘政治冲突、制度对抗和供应链重组等层面的问题。因此在我看来，刚才提到的那种人类当量AI对现行文明和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主权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不足，因为它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它们希望利用这项技术来搞对抗，而不是制定保护我们普通民众的政策。这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冲击？因为今天有经济专家已经从经济方面讨论了这一问题，所以我接下来的主要讨论重点将不在于经济问题，而是聚焦于一个核心原理：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源自于我们的智能，那么随着智能量产时代的到来，我们过去熟悉的历史将不复存在，我们所熟知的文明即将迎来拐点。仔细想来，当今提到的互联网寡头，无论是Facebook、Meta，还是字节跳动或腾讯，其背后实质上反映了互联网高度垄断的特性，因为鉴于互联网产品的复制和编辑成本几乎为零，一个仅需千人规模团队开发的APP，就能服务全球数十亿人口。可以说，这千人的智力服务被认为是全球最高效且价值最高的行业之一。然而，如果AI能够大规模生产这种能力，即能够量产超级APP，就像谷歌前CEO今年所讲的AI agents，如果你需要，可以随时写一个TikTok出来。那么，如果未来的AI平台能够批量生产100个TikTok，对我们社会生活，对我们各方面的影响会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规模将比现在的寡头还要大十倍，对人类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冲击也将是当前的十倍。但这仅仅是一个平台，它会重塑其他方面，比如家庭。以AI女友为例，与它们交流后你会意识到一个问题：有人说人类情感是不可替代的。但实际上不是，如果你的情感还依赖语言来表达，那么它就是可替代的。比如在表达爱意时，不说些甜言蜜语吗？不为对方写诗作画吗？很抱歉，AI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能比你更好，而且它的情绪价值拉满，因为它只会迎合你，而不是反驳你。所以，我对这件事其实已经想通了，我们这一代人是在QQ和电脑游戏的陪伴下成长的。未来，我的孩子可能是在与AI的交互中长大的，他们的一生可能会拥有四五个AI伴侣，这将成为常态。然而，届时他们是否还需要家庭、伴侣以及情感，我不知道。何为共识？共识实质上就是故事。正是通过故事，人类得以共同生活——父慈子孝、民族的悠久历史，以及我们都认同的价值交换点货币等等。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正是故事使大规模的人类联合成为可能。然而，如今的AI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故事，其创造故事的效率远超人类，它可以创造宗教、爱情、元宇宙等，将人们完全包裹其中，生活在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维度里。实际上，类似的案例已经多次出现。举例来说，几年前一位印度青年与他的AI女友交谈过多，最终深信自己编织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位肩负着神秘使命的杀手。因此，他做出了刺杀英国女王的行动。未来，类似的情况可能会以数千万的规模反复上演。那时，我们或许正处在一个共识紊乱的时代。而由于人类创造故事的能力远逊于AI，可能会有数十亿的人生活在AI构建的故事中，从而放弃我们原有的故事，比如对宗教、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信仰等。如果你希望在那个时代保留自己的权利、自由、平等和尊严价值，并且想要治理和影响它，但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是完全落后的，因为它完全是外生于技术事件的。观察美国国会针对Facebook和TikTok的听证会，可以发现，那些议员从头至尾没有使用过这些APP,他们的质询建立在外行和不专业的基础上。我们如何能够期望这样一群人去质询技术世界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对我们每个人的算法规训呢？比如在民主社会中，人们珍视民主，因为每四年人们有一次通过选票更换总统的机会，从而对政府给出反馈。然而，在算法世界里，你的反馈是每秒都在进行的。比如，你可能每秒都会划掉不喜欢的短视频或商品。算法治理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剥夺了人们的自主权，而在于它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了我们的自主权。但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个人实际上难以承受，这种过载对我们而言是个问题。算法世界的变化速度，远超出现实中的政治逻辑。现实政治逻辑通常以四年或更多时间为周期，而算法的时间单位则是以秒计算。因此，我反复强调，外在力量无法真正引导或治理算法的时间。政治家、议员、总统们做出反应的速度太慢了。如果想要实现算法治理，不想成为算法的奴隶，不想成为AI精神控制的奴隶，唯一的出路是成为这个内生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保护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观。拐点，指的是当变化真正发生时，你不再是旁观者。这就像在公路上观察到一起车祸，你只是旁观者。真正的拐点是你突然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一个碰撞与你息息相关，并且你手中握着方向盘，决定着是向左还是向右，是逃避还是拥抱。当你自己发现这一点，明白你的决定将塑造你明天生活的世界时，那一刻才真正被称为拐点。正如南美诗人博尔赫斯所言，“命运的那一刻诞生在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究竟是谁的那一刻”。因此，在一个拐点时刻，当你发现自己对未来茫然无措时，你要知道答案就在自己身上，每个人的选择即为答案。主持人：非常感谢张笑宇先生的精彩演讲，让我们以庞大的知识基座，以技术为经线，人类攀爬技术天梯为纬线，导演了一场文明演进的大戏，世界正在发生缓慢而坚定的转变，也出现了很多拐点。接下来就让邱震海博士为我们揭秘，2030年前我们每个人的方向。邱震海：前面我们讨论了历史的拐点、科技的拐点、文明的拐点，乃至一万年的拐点，但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明天的拐点。那么明天的拐点究竟是什么？我要非常荣幸地请出三位由我亲自挑选的年轻伙伴，他们是科学、经济和思想领域的佼佼者，平均年龄比我年轻20岁。因此，我今天最引以为豪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他们。那么张笑宇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人类治理启蒙时代的这些政治学家，他们无法预知当下的现实，所以400年前那套体制已经不适用于当下。那么，从科技角度来讲，这个观点是否正确？肖然：正如张笑宇先生所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本身是不确定性。大家知道，哲学中有“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讨论，其实科技行业中也有类似的讨论。正如上文提到的支持科技加速主义的人认为，当AI技术发展到极限时，就会出现无线GDP，而当无线GDP实现时，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实现，也就是大家认为的乌托邦。所谓“无线GDP”，就是指GDP的生产制造都由人工智能完成，届时，对于我们碳基生物而言，吃穿住用行其实都得到了极大满足，而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探索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三个关键问题”。这时每个人可能都想学习真正的哲学，因为想要探索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张笑宇先生提到的“反乌托邦”。反乌托邦主义者有一个经典言论，那就是“碳基是硅基的摇篮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硅基人工智能未来会成就更辉煌的文明，它们会开拓无法想象的更灿烂的新世界，但它们需要脱胎于我们，需要我们去缔造。我个人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是人类对未来的一种设想，但《理想国》这本书也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只要我们当下可以想象到的事物，其实都处于中期，既不会像“乌托邦”，也不会像“反乌托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还是值得期待的。张笑宇：在过去200年时间里，关于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其实一直存在。《昨日的世界》的作者茨威格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出生于19世纪末的他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科技在进步，科学似乎能解决诸如贫困、阶级不平等等一切人类所有面临的问题，但之后他看到了世界大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欣欣向荣，但随后迎来了第四次石油危机。我们同样见证了全球化曾经的美好时光，如今却面临种种去全球化的现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物理系统的变量，技术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改变了这个物理系统本身。然而，信息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尽管它是一个技术术语，但仔细思考后可以发现，人类社会中信息本质是通过政治制度和文化传递的。所以，当物理系统发生变化时，如果信息传递方式仍沿用旧有的模式时，问题自然接踵而至，因为物理系统本身已经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我是政治学出身，但落到科技史，有一点其实殊途同归，那就是本质上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技术哲学来重新理解人类路径，但这种理解并不一定是技术乌托邦主义。相反，我认为有一个更现实的观点，即当今的技术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仅解决了物理或物质层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信息问题。邱震海：肖然先生和张笑宇先生已经给出了各自的观点，那么赵建先生又有哪些思考呢？赵建：今天晚上我们讨论了很多宏大的叙事，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懂得了这些大道理后，我们的余生该怎样好好度过，或者具体来说，2025年，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生活？邱震海：赵建先生这个问题非常好，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就是“拐点”，这个拐点不仅是忧虑、转型，也不仅仅是寻找方向，以及术与策，悲观者执着于当下，乐观者创造无限未来，破浪的时代向左向右，但最终还是要向前。2025年这个拐点，哪些切实可行的落地操作方案，能为我们提供帮助呢？赵建：我认为，可操作的方案还是从投资角度去保护我们的财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破浪·追光”，如果想“破浪”，首先必须打造自己的财富方舟，而这本质上是一种资产组合。作为研究者，我们永远不要做成功学的金融巫术，比如2025年股市和房价走势，那些声称能精确预测的无疑是骗子，相反，专业的投资者一定是如履薄冰，不断怀疑自己。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动态的资产组合，这个资产组合广度越广，宽度越宽，收益率就会越高，同时，还要进行柔性或动态的调整。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诺亚方舟向哪儿飘，但我们可以确定风从哪儿来，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宏观趋势，比如AI、以及前面邱老师所预测的十大趋势是确定的。在这个大趋势之下进行资产组合，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我们的财富不受风险和通胀的侵蚀，并且有所增值，实现财富自由。肖然：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从企业的视角来看，正如我在开篇中提到的，运营一个企业，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效率时代。而这个效率时代其实大家要去思考，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边际成本的再突破。举个例子，计算机出现后，没有人认为需要不停重复画同一张图给别人看，因为可以copy，而这个copy成本几乎为零，这是计算机运用于商业模式带来的边际收益为零的体现，这一现象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如果观察互联网平台，大家可以发现美团和滴滴等平台经济的兴起，是因为它服务了大量的客户，虽然每增加一位新客户的回报相对较小，但随着客户数量的增长，边际成本逐渐下降。对于企业经营来说，AI技术其实给我们提供了第三代的可能性，它又是一个边际成本。过去制作一份报告或PPT可能需要雇佣一个人，而下次制作时，你可能需要这个人重新为你编写PPT和演讲稿。但若使用智能体代替人工，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其边际成本并不会像雇佣人那样增加。因此，它带来了边际成本的第三次下降。对每个人来说，不管是商业效率还是工作效能，都可以考虑一下，编辑成本其实是在下降。这意味着，当规模化一件事时，可能会得到更多边际成本。我认为2025年，每家企业都应具备这种竞争力，因为在新模式出现之前，效率高的企业将取得胜利，这一点至关重要。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国其实拥有丰富的创新机会，只是很多时候，大家听到的信息多是海外知名企业，比如马斯克。根据2024年的数据，全球范围内仅有两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实现盈利，分别是特斯拉和比亚迪。为什么说这两家企业？实际上，比亚迪并未使用马斯克的任何专利技术，尽管马斯克的专利技术是完全开放的，因为他有一个附加条件，即任何使用其专利技术的公司必须开放其所有后续专利，这类似于核不扩散条约，一旦签署，双方就必须遵守。因此，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之所以能占据优势，是因为如比亚迪这类企业拥有自主专利体系，不依赖于马斯克的专利，从而能在全球市场保持盈利。当然，最近比亚迪也有一些负面信息，但这些并不影响其商业扩张。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的一点是，我们的体制与西方的体制不同，我们拥有一个“举国体制”。这个概念我之前已经提及，这个举国体制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准方向。这可能与西方硅谷的发展路径不同，西方硅谷更倾向于春秋时代的自由发展，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操作，只要最后符合资本的投资逻辑。但我们国家其实已经规划出了一条道路，遵循这条路就可以事半功倍，但要是不走这条路，基本只能走向死胡同。比如，如果你坚持进行煤电项目，也许能在短期内获得一些收益。但在大的赛道上，你一定会在赚钱的路上被扼杀。因此，我们一定要转向绿色电力和新能源，以上就是我的建议。邱震海：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直向会员强调的观点，即“跟着党赚钱”。这不是一句口号或政治态度，它是一种商业态度。你需要准确地理解国家、党和政府的政策方向，而震海会就是帮助会员朋友，比一般民营企业家提前两到三步预知党和国家的政策动向，这正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张笑宇：我觉得最后这个环节特别好，因为讨论了宏大的叙事后，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实际层面。正如赵老师所讲，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应该将资金交给那些能够提供确定性意见的专家。因为普通人很难全面了解地缘政治、新兴科技，以及国家政策，所以特别需要信任专家的力量。我曾在深圳生活了六年，也非常认同深圳人常说的一句话：“知道不行动，等于不知道”。对于这些思想分享，如果只是听一遍，没有实际行动的转变，那么我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学到。第二，AI领域的情况颇为复杂。若要“躬身入局”，通过实际行动来验证，2025其实已经很困难了。坦率地说，与会的一千多人，真正能使自己的企业或技术深度参与到这场变革，并从中受益的可能不超过五家。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我认为真正能吃到这波红利的企业寥寥无几，可能只会有一个，且这一家还未上市，因此普通投资者根本无法购买其股票。因为当前头部赛道竞争异常激烈，可以说已经是巨头的游戏，这些大公司会吞噬大量的利润，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想要分享这一领域的红利，最简单的做法可能是购买英伟达或特斯拉的股票。当您感到自己无法亲自参与其中时，至少可以庆幸我们仍与黄仁勋、马云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有机会加入他们。但如果希望做出更多贡献，我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让您的孩子从现在开始接触AI。我是认真的，因为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随着AI的到来，学校所教授的一切将失去意义。因为当前的教育体系注重传授知识本身，却忽视了如何运用知识。而如何运用知识，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然而，没有一个学校能教授这一内容，如果任何学校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位校长无疑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此，在一个我们尚未找到答案的时代，可以将希望寄托在未来一代身上。我有一个朋友在深圳经营一家企业，尽管近年来大环境并不乐观，他的企业却逆势而上，每年的增长率介于20%至50%之间，目前一年的营业额大约有六七十亿。他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表示他的叛逆性格和对考试不感兴趣都得益于父母为他做的两件事。即拥有一个可以自由阅读的书房，以及一个实验室，这让他体验到了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新事物、改变世界的感觉。我认为二十年后，除了要为孩子准备书房和实验室之外，还要让他接触AI，这可能就是他未来人生的转折点。邱震海：现在我们来到活动的尾声，大家可能会疑惑，这五个小时的讨论究竟有何实际意义？我经常会问我的团队一个问题，我们日常的运动，如跑马拉松、做深蹲、健身等，它们的实际效用何在，毕竟我们日常所需的肺活量只有一点点。但我想说的是，经过运动后，我们增加的那部分肺活量，被称为潜在体能。虽然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无用，但在逃生或者应对危机时，这部分体能就尤为重要。因此，我们需要后天训练体能，而拥有更充足后天训练体能的人，将更能应对由潜在体能带来的挑战。同样地，潜在智能越丰富的人，面对未来挑战时就会显得更加从容。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题似乎过于深奥，那么请记住，这段话虽看似无用，实则蕴含着深远的意义，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指引着我们未来的人生方向。这种东西越丰厚，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就会越稳健。震海会2025年跨年思想演讲完美落幕，欢迎点击下方图片收看回放，领取全程ppt（PDF版本）。▼▼▼
出品方：香港全球化中心
主办方：震海会、大象新闻
独家冠名：码组®，「中国原创」模块化开放式床垫
支持单位：同济大学校友会
协办单位：上海同济大学校友会、深圳市同济大学校友会
品牌赞助：茅琼酒
礼品赞助：茅台生态UMEET蓝莓气泡酒、上海帆和翼科技有限公司
服装赞助：欧定头等舱高弹衬衫
饮用水赞助：椰树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伙伴：辣物LOVE烧烤酒场、七宝熊猫、深圳市上海商会、脑吾脑
媒体支持：文汇报社·文汇讲堂工作室、南都·湾财社、財华社
合作平台：腾讯新闻
会务支持：艾创集团ProGravity普罗引力创意中心
全网播出平台：大象新闻、视频号、抖音、腾讯新闻、新浪新闻、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哔哩哔哩、百家号、快手、好看视频等
跨年思想演讲线下地址：上海闵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