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发布消息：据统计，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388万。考研报名总人数继去年迎来下降拐点后再次下滑，直线下跌50万，跌破400万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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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考研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仅仅两年后，就再次突破400万，此后常年高居不下。持续升温的热度，也让考研这条赛道成为“卷”的代名词。与过高的报名人数相对应的是，长期保持在30%以下的报录比。2023年考研报录比仅有不到25%，超过300万人落榜，“无研可读”。考研报名人数再次下降，研究生扩招仍是大势所趋，这是否意味着：考研越来越简单了？去年的考研情况或许可以作为参考。去年，考研报名人数迎来自2016年起的首次下跌，然而尽管报考人数减少了36万，但2024研考国家线和各校复试线并没有像网友期待的降低。同时，400+高分遍地，大批等来了自己满意分数的考研人，仍无缘复试，只能抓住“调剂”这根“救命稻草”。高分多、缺额少，多所院校取消校内/校外调剂，让调剂形势也格外严峻。 ![]()
图片来源：微博
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研考国家线显示，哲学、法学、文学、体育学、历史学、理学、医学、管理学、交叉学科等专业的学硕国家线相比去年都有所提高；专硕方面，法学、文学、历史学、医学等专业的国家线比去年有所提高。然而，即使有幸过了国家线，各高校的复试门槛依然让大多数考研人望尘莫及。从各院校发布的复试分数来看，北京大学2024年临床医学专硕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为总分360分，比2023年的总分高出15分；同济大学2024年新闻与传播专硕复试线为390分，是学校参与研招的所有专业中复试分数线最高的，该专业复试分数线比2023年的375分高出15分......在评论区，许多网友感慨，“一分的涨跌就会影响一批考生”。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2024年研招报名数减少只是给实际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挤了水分”。从他了解的数据来看，近年伴随报名人数的高增长，研招初试缺考率也不断大幅攀升；而在2024年研招中，虽然报考人数减少，但实际完成了整个初试考试的学生人数比去年有所增长，并不是下降。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考研名额，或许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在增加。研究生招生数的确在逐年增加，但一些院校、专业给到统考的招生名额却不增反降。“去年31，今年12，崩溃了”“166缩招到106”“17变5，这还能报吗”“砍了30个”“只招1个人了”……一片“怨声载道”的留言中，也有网友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名额给推免生了”。由于研究生招生包含推免和统考招生两个渠道，缩招并不一定是总体招生名额减少，而有可能是随着保研比例上升，统考名额被挤压而导致缩招。天平两端，一边升，另一边就得降。某北方985高校的计算机技术专业在今年招生计划数增加14名的情况下，由于录取推免生人数相比去年激增53人，留给考研的计划数只有76人（这一数据在2023年为113人）。而从学校整体情况来看，2023年该校拟招收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约4300人，其中接收推免生1800人，而在2024年招生总人数增加300人的情况下，200个名额都去往推免生。尽管对于统考生而言，这多少有些“扎心”，甚至会有“被抢了奶酪”的感觉，但从高校角度而言，这一点似乎并不难理解。根据《清华大学2025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办法》，“推免”注重考核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专业能力，确保研究生生源质量，概括来说就是“综合评定、择优选拔”。目前，各校对考研推免资格的认定，有的使用学分绩点，有的提出在专业排名前25%，甚至是10%以内，部分非“双一流”高校的推免要求甚至会达到前5%、2%。能拿到保研资格的同学，往往被认为是班级学院中的佼佼者，他们或长期保持高绩点，或科研成绩突出，或实践履历惊人，有些学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科研成果，能够大大减少导师的培养成本，从而更受院校或导师的青睐。还有部分院校把更多招生名额留给了本校学生，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人才的贯通式培养，缩短科研人才培养周期；另一方面也能缓解学校的就业压力，降低学生升学负担。有些人考研是有理想，有些人是随大流，而有些人，是不得不考，他们被推着进入考研的大门。有调研数据显示，就业前景好（52%）、想去更好的大学（48%）和职业发展需要（46%）是毕业生读研的最主要动机。本月14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工作会，部署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据统计，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
应届毕业生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依旧复杂严峻。当一届届大学生们因走不出困境与焦虑，卷入“考研潮”时，则更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为什么要考研？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岗位？”
2025年国考共有341.6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86:1。2025年国考不仅是过审人数最多的一年，其平均竞争比也非常高，达到了86:1与往年国考的报名数据进行对比，你会发现，从2020年开始，国考报名人数就在逐年上涨。5年上涨了200万人参加国考，考公考编的环境有点越来越卷的意思了......
关于考公热，小编给大家推送田林楠老师的一篇论文：田林楠：“公务员热”的社会学思考——华尔德“新传统主义”的启示，这篇文章在历年考公热合集的社会学向文章里算写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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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何以如此热衷于公务员考试?解答此问题的关键是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结构特征和个人行为逻辑中寻找解答。笔者认为:“断裂”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流动渠道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资源会聚地的“单位”成为人们获取利益的最佳选择之一，而国人的自我主义行动逻辑最终把人们引向公务员考试而不是通过集体行动进行博弈。![]()
作者简介：田林楠，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情感社会学、网络社会学。改革开放，尤其是国企改革后，“单位”收缩到社会一隅，但却成为社会中最强势的一部分，国家机关是其典型代表，公务员考试更是成为“国考”。除了优厚工资、福利及其“铁饭碗”等单位内职位属性外，还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一往情深?提出这一问题并做出回答，一方面因为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匮乏并且仅有研究的解释也无法令人满意，另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华尔德有关中国单位组织的“新传统主义”研究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目前有关“公务员热”的研究不足，并且其解释也无法使人满意。比如，郭彦朋认为大学生热衷于报考公务员是“大学生从众心理作祟和官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这种解释把问题归因于个体自身，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张翼和雷媛媛的研究虽然将视角转换到了社会制度层面，但这一解释，没有明确解释某一制度在某一问题的出现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并且忽视了制度的历史性与个体层次的因素。首先，简要回顾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着力突出其中对理解“公务员热”有着重要意义的依赖关系，庇护特征与关系性的行动逻辑;其次，阐述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及其现状，明确是在怎样的结构特征、制度环境下出现了“公务员热”这一现象;再次，说明单位在目前的社会结构状况下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解决单位作为一种组织本身在“公务员热”现象中所发挥的作用的问题;最后，从费孝通所提出的“自我主义”出发，阐明人们为何选择跻身体制内，而没有选择集体行动以获取并保证个人利益。华尔德将“新传统主义”的形成归结为工厂领导和工人在实践中应对列宁式政党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方式的策略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列宁式政党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因此，评判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便是其对党的信仰与奉献程度，因为广大群众在社会经济与政治上高度依附党组织，因此评判结果与个人的利益得失有关。这样一来，党利用个人得失上的威胁利诱来吸引集团之外的人去追随其意识形态时，原来的纽带也就败坏了。早期的自愿追随者所具备的共同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等级体系中的奖励制度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中，因为车间领导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他们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政治道德，他们需要的是那些服从自己、站在自己一边对抗其他工人、在生产和政治运动中积极合作的工人)，以及车间领导在物质利益分配，工资级别提升，社会福利发放与政治待遇等方面所具有的相当大的决定权，使得工人在实践中将党所号召的对“政治信仰的献身”转变为“对党支部和车间领导的忠诚”，以求获得奖励。这样，在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的关系。“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的建构与运用又刺激了上下间互惠交易关系的发展，并导致了工人队伍分裂为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前者同党和行政领导站在一边，除了在政治性会议上要说话正确，还需要在日常工作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比如下班后留下来出墙报、帮组班组长组织会议、清点每日工作量等)，以此表示自己向党的最高标准看齐以求获得奖励。后者通常采取“仪式性服从”的态度，防止自己犯“错误”而受到惩罚。但普通工人也有满足物质性需要的独特方式——与任何掌握自己所需要资源的工厂领导和普通职工(如厂医、食堂厨师等)发展实用性的私人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拉关系”和“走后门”。这种分裂是工人在面对单位的控制力，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厂领导在具体实践中的权力等约束性条件时采取不同的策略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华尔德的分析对我们的启示有三:首先，单位以拥有控制权和分配资源为特征，而这就导致了工人对单位的严重依赖。改革开放后，大部分居民脱离体制，但单位在资源的占有与分配中依然优于其他组织。其次，单位是一个由高度制度化的庇护者-受庇护者的庇护关系所构成的基本社会单元，在这里群众对党和意识形态的忠诚与工厂中的领导与作为其庇护对象的工人群众间的个人忠诚关系交织在一起。最后，面对无效的单位制，人们的选择不是采取集体性行动，而是选择或者成为“积极分子”或者发展“实用性的私人关系”。三、“下海热”到“公务员热”: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演变
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体制内的人员的“下海热”，随后90年代中期以来，公务员招生考试逐步升温，以至于目前的炙手可热。从体制内的人员脱离体制下海，到体制外的人员希望通过考公务员而跻身为体制内的一员，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我国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由20世纪80年代的资源扩散到90年代的资源重新积聚。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端，国家向社会释放出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社会逐步发育成与国家并列、相对独立的配置资源的源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收入提高、生活改善，社会的边缘地带也出现了兴旺的气象。也正是此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而产生了体制外精英群体，主要是经济精英。这也导致了体制内的政治、文化精英的怀疑、恐惧和羡慕，一部分体制内精英开始下海，到市场中追寻自己的利益。但步入90年代中期之后，资源又开始重新积聚，而这种积聚的方向正是整个精英阶层。这样一种资源分配方式和流动方向也形塑着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如前所述，在资源重新积聚的背景下，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定型，阶层边界逐渐清晰，阶层内部认同不断增强，阶层的流动开始减少。一体化分配原则使得资源基本流向总体性精英阶层，这就导致一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开始形成。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财富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另一端则是以拥有众多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中间阶层发育极为缓慢，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这种社会结构的断裂，正是“公务员热”现象发生的结构性原因和条件。
单位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前，所有人均身处单位之中。农村居民隶属于人民公社，城市居民分布在各种工厂或机关之中。改革之后，人民公社首先解体，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在城市中也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单位制的根基。单位不再覆盖整个社会，而是退缩到社会一隅。对于改革之后单位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孙立平教授认为“单位的变迁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的趋势”。所谓弱化是指:①单位不再承担其成员经济需要的各个方面，虽然仍然保留了大量的福利待遇;②单位不再侵入人们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单位从对人的全方位控制转向对人的职业活动的控制;③单位从涵盖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口变为仅涵盖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所谓的强化是指，“由于单位有了更为明显的经济利益，单位为自身争取利益的现象更为突出了”。因此，单位作为一项制度在覆盖范围和数量上是在弱化，但单位成员的单位身份给他带来的利益与资源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为单位为自身争取利益现象的强化而增加了。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源重新积聚、阶层结构固化、体制改革被精英群体操纵的背景下，国家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等单位作为资源的掌控者和再分配体制的核心，一旦成为这些单位的成员，便意味着完成了一次社会阶层结构的向上流动。这样一来，单位成员身份本身便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因为一旦获取这一身份，便意味着不仅能够获得单位所能提供的优于其他大多数组织的工资、福利等，更意味着获得了一种庇护，一种在利益争夺中的优先地位。因此，“公务员热”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争夺稀缺资源的行为。通过以上分析可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资源重新积聚的背景下，社会阶层结构的定型先于社会体制改革的转型完成，导致阶层结构的分化。在这种结构背景下，事业单位、国企等单位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及其给予其成员的庇护能力使得单位成员的身份成为保证自身利益、获取稀缺资源、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最优选择之一。
我们的疑问是，面对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状况，人们本有另一种选择:即通过集体行动来争取权利，维护利益。但实际上人们却选择通过公务员考试获得体制内的身份这一个人行动来维护和获取自己的利益。我们给出的解释是，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中国人自我主义行动逻辑的必然结果。“自我主义”的概念源自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阐述。他认为，相对于西方的团体格局，中国人的群己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一切价值都是以自己作为中心的自我主义。自我主义缺乏那种分明的群己界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都要先从一己考虑而确定的，并且即使对同一个人来说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其关系也是可以不同的，带有极大的伸缩性。这种自我主义所引致的人们的行动逻辑即是:①无论何时何地，一切行动皆是以我作为考虑的中心;②考量的对象只是作为一个个人化的我的利益，而不会从作为具有权利的团体中的个体出发去通过维护权利来保证利益的获取;③行动的策略是通过个人及个人的关系网络采取模糊的私下的权宜性行动，而不是通过联合同一团体中面对同一问题的个体采取明确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回到我们的论题，在面对两极分化、阶层流动困难的社会性问题时，人们想到的不是通过集体行动与强势群体进行博弈，恰恰相反，人们所考虑的只是自己如何能够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下完成社会流动，如何能直接获取利益完成流动。因此，公务员考试这一现有制度下正式的向上流动的渠道成了每个人的救命稻草。因为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我”是站在差序格局的中心来对行动进行考量和计算的。因此，“公务员热”就成了在目前社会结构状况下中国人“自我主义”行动逻辑的必然选择。本文将“公务员热”这一社会现象放进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解析，认为正是因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在这种背景下单位作为一种资源的会聚地，自然成了人们获取利益的最佳选择之一，并且由于一切以自己作为判断中心的“自我主义”的行动逻辑使得公务员考试成为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必然选择。本文由量化研究方法综合整理，素材来源：软科、中公教育、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