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以“悦见贵阳 触摸文脉”为主题的《贵阳历史文化丛书》分享会在贵阳举行，该书以史为基，以文铸魂，以系统为纲，沿着时间的轴线回望，展现贵阳丰厚的历史文化。
截至目前，《贵阳史话》《山海沧桑》《考古黔中》《甲秀昌明》四本书已率先面世，接下来，《心学胜镜》《金筑诗话》《贵士名贤》《多彩之风》《筑城红韵》《六爽之城》等系列丛书将陆续推出，为读者呈现一幅更加立体、多元、生动的贵阳历史文化画卷。
分享会现场，与会嘉宾从历史脉络的梳理，到文化精髓的提炼，再到地域特色的彰显，围绕丛书内容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同时，也提出了对贵阳历史文化进一步挖掘与传承的看法和建议。
丛书总审团队专家、贵州省文史馆原副馆长史继忠：坚守“实事求是”和“通俗易懂”两大原则
在《贵阳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过程中，史学家、贵州省文史馆原副馆长史继忠扮演了两个角色。
一是丛书总述卷《贵阳史话》的主编。《贵阳史话》题材定位于贵阳贵安的历史文化概览，依靠考古发掘与历史文献，厚植千年筑城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历史发展的主线，凸显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和特点，展示贵阳从远古走来，发展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历史轨迹。该书在编撰过程中，历经4次篇目调整，最终确定以贵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支撑，用史话的形式综述贵阳的历史发展进程，堪称一幅时间的历史画卷。全书考据翔实，所叙所引皆有史实依据、文献记载，体现了“历史性”和“论从史出”的编纂特色；二是作为丛书总审团队专家，和其他专家成员一道为丛书提供保障，从规范性和系统性上进一步提升丛书编纂质量。
分享会上，史继忠老师分享了编撰、创作的过程以及心得体会。他说，丛书的编撰坚守两个重要原则：实事求是，通俗易懂。
“所谓事实求实，即历史要以事实说话，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不能凭主观的想象与推测。”他以“贵州”的历史以及得名为例，以作说明。原来，现在作为我们生活省份的省名之“贵州”，曾经是贵阳市的历史名称，最早可追溯到宋朝，历经宋、元、明三朝。元代由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与川黔、黔桂两驿道在“贵州”（今贵阳）交会，“贵州”成为咽喉重地。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设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顺元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战略眼光看“贵州”，在全国尚未统一时，于明洪武四年（1371）在“贵州”设卫（即贵州卫），与成都卫、武昌卫形成掎角之势，控制西南一方战局。与此同时，把“水西”（鸭池河以西）的彝族安氏土司和“水东”（鸭池河以东）的宋氏土司合二为一，称为贵州宣慰司，改顺元城名为“宣慰司城”。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 年），贵州建省，成为明代第十三个行省。从此，原先专指贵阳一地的“贵州”，便成了省名。“关于‘贵州’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一说是唐代贞观年间，广西南尹州改名而来的‘贵州’；二是由宋代‘矩州’而来。事实上，广西的‘贵州’与宋代‘矩州’，与我们的‘贵州’都没有关系。”史继忠说。
在史实准确基础上，史老师认为丛书的预期读者是普罗大众，故而创作的方向是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史老师的理解中，“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作学问的最高境界”。他以诗词和阳明文化为例说明：不论是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还是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历史上最著名的诗词都是通俗易懂的；当年，阳明先生的著述，多是用明代的白话文写就的。比如“知行合一”，阳明先生的表述是：“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基于此，丛书写作追求通俗易懂。“即便是丛书地质卷的《山海沧桑》，应为学科的原因有很多专业词汇，但书本身是从科普读物的角度出发的。”史继忠说。
作家、编剧、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主叶辛：贵阳要提炼出自己的城市精神
作家、编剧、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得主叶辛围绕《贵阳史话》展开发言，他以《贵阳的昨天、今天、明天》为题，重点讲述了贵阳的城市风貌、风范和风格，并指出贵阳应该提炼出属于自己的城市精神。
叶辛强调，贵阳作为一座拥有700余年文化底蕴的城市，其发展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蕴含着独特的魅力，值得被深入挖掘与明确界定。他指出，对于初访贵阳的外地游客而言，黔灵山公园与甲秀楼或许是他们眼中最为显著的地标，但实际上，贵阳的丰富历史与文化远不止于此。古街古巷遍布全城，它们共同构成了贵阳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城市风貌。因此，叶辛建议，在未来的城市历史文化发掘工作中，应更加注重凸显贵阳作为一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的独特魅力。
花溪公园，作为贵阳的一颗璀璨明珠，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叶辛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他曾多次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编辑与作家朋友游览花溪公园，分享那些流传于此的历史故事，如巴金与萧珊在此举办的浪漫婚礼、徐悲鸿的游历足迹以及戴安澜与家人的温馨团聚等。尽管近年来花溪区对花溪公园的文化故事挖掘日益丰富，但叶辛认为，仍有待进一步深耕细作，以更好地展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谈及贵阳的民居特色，叶辛认为“精舍”是特色。他建议，贵阳应对民国时期的建筑进行精心保护与修复，如华家大院（今大觉精舍），这不仅是贵阳人华之鸿家族的私人佛堂，更是茅台酒厂前身之一“成义烧房”的创始家族所在地，见证了贵阳乃至中国酒文化的辉煌历史。
叶辛还回忆了自己1969年作为知青来到贵阳的难忘岁月，那段长达十年七个月的插队生活让他对贵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感情。他依旧记得，初到贵阳时，邮电大楼是当时城中最高的建筑，而如今贵阳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后，叶辛为贵阳的文旅发展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他认为，针对短期游客，贵阳可以推出半日游、一日游等多样化的旅游路线，让游客在短时间内充分领略贵阳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省文联原主席顾久：丛书是给贵阳拍的第一张彩色标准照
顾久认为贵阳历史文化丛书是给贵阳拍的第一张彩色标准照，作为老贵阳人，顾久家族几辈人都在贵阳接受教育、开办教育、从事教育，祖父顾定基第一个在贵阳开设高等数学课程，开办过“时敏小学”；父亲顾光中曾在南明中学上学，后来到了北京大学求学，抗战后曾到贵州大学任教，筹建过原贵州工学院，最后在贵阳师院（现贵州师范大学）工作；顾久本人在贵阳一中读书，山东大学毕业后，到贵州师范大学工作十几年。“贵阳是我一家安身立命的土壤，贵阳的教育是我们全家成长和发展的根，但贵阳教育的全局我知之甚少，《甲秀昌明》这本书梳理了贵阳的教育史，给了我一个全面、系统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机会。”
分享会上，顾久为《甲秀昌明》一书作点评。该书作为丛书的教育卷，以时间为序，通过“专题＋故事”形式，集中、真实、生动地展现了贵阳六百年来贵阳教育的勃兴、转型及发展历程。该书以历史的真实底蕴作支撑，以深入浅出的研究作表达，“以其事，求其是”，体现了“真实性”和“专题性”的编纂特色。
顾久认为，文化是建立在记忆乃至细微的感情记忆上的，这套丛书起到了回忆过去的作用，让大家对这片土地更加有感情，从而产生爱，让大家对它今后的建设更加有信心。”
对于文化贵阳贵安建设，顾久说：“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文化呈现有所不同，如果能增加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找出其中依旧能够对今天的人们有启示的故事和精神，可能会让今天的人活得更有精神，生命更加丰满，回忆历史其实是让今天以及后人们过得更好。”
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贵阳是值得一生守望的地方
“我从1991年来到贵阳，看了这套书之后，才更加贴近深入的了解贵阳。”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表示，这系列丛书让他从更多角度了解了贵阳，也让他更坚信，贵阳是值得一生守望的地方。
他回忆道，往昔岁月里，不乏有人劝他离开贵阳，就连妻子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然而，他却坚定地表示：“我打死也不愿意离开贵阳。这个地方太适合我生活了。在贵阳，我可以随时呼吸到令人清清爽爽的空气。我与贵阳已血脉相连。”
作为丛书中的地质卷，《山海沧桑》一书以贵阳独特的地质地貌及其沧桑变迁为核心，，凸显了贵阳贵安历史文化发展的独特自然环境。该书通俗易懂，较好地实现了科普性和专业性的平衡，还提炼出了适合读者和游客的地学旅游路线，体现了让读者“读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编纂特色。
贵阳有着8亿多年的地质演化历史。“在贵阳行走时，总是感觉到这块土地让我非常梦幻。”欧阳黔森围绕《山海沧桑》分享道，我们也许在贵阳行走，一脚就踏足了3亿年的光景，沧海桑田这个词都显得渺小，但又确实找不到更合适表达，来形容这篇这片土地的古老。
欧阳黔森还指出，贵阳自然资源丰富，磷矿、铝土矿等矿产储量丰富且品质上乘，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这些宝贵的资源，为贵州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贵阳，是一座绿色与红色交相辉映的城市。”欧阳黔森表示，贵阳既有红色历史，又有绿色生态。红色文化方面，贵阳与遵义一样，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红色基地，值得深入挖掘和传承。而在绿色城市方面，贵阳作为森林城市，更应继续发挥这一独特优势，与红色文化相融合，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此外，贵阳的阳明文化享誉全国乃至全球，应将各大文化相互融合，共同驱动贵阳的繁荣发展。
欧阳黔森强调：“在文旅融合中，文化是灵魂所在。只有将文化与风景紧密结合，旅游才能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与动人的故事，才能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探寻与体验。”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周必素：《考古黔中》是贵州第一本通史性考古类科普读物
作为《考古黔中》的主编，周必素把多年来考古第一手资料汇集到这本书中，这是贵阳贵安区域考古工作、考古人的倾力之作，《考古黔中》立足贵阳贵安70年来的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文物和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着眼考古遗存的发现、发掘、研究、保护、利用的文物工作，全链条透物见人、透物见史，是对贵阳贵安历史进行了一次考古学的观察，所有材料基本为一手的考古材料。
周必素介绍，《考古黔中》通过微观的剖析阐释呈现了贵阳贵安宏大的历史演进图景，彰显了贵阳贵安的文化深度和历史厚度，有一定的学术性基础，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以考古遗存书写贵州历史，可以说是贵阳贵安乃至贵州第一本通史性考古类科普读物。周必素说：“考虑到可读性，在附记部分，我们以考古随笔的形式描写了考古工作中的花絮和感悟，通过这些细碎的文字可以看见我们考古人在田野里找寻的身影，拉近了历史和现在的距离，使得这本书更加有温度，这是一本体现文化温度、深入浅出的读本。”周必素认为，《考古黔中》是与古人的一次对话，也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一次文化的共鸣，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拉近了游客与贵阳的距离。
对于文化贵阳贵安建设的建议，周必素说：“历史上的官方文献对贵州的记载很少，很多贵州以外的人认为贵州是蛮荒之地，觉得文化枯竭没有文物，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考古的发现对于贵州历史的书写，对于贵州文化的建设作用很大，贵阳贵安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考古工作，通过考古的手段挖掘发现更多的考古资源，挖掘更多好的考古遗存来书写贵阳的历史，增加贵阳文化、丰富文化资源、夯实历史底蕴，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贵州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局原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杨庆武：丛书是贵阳人文化自信的资源库
“在新媒体新业态的冲击下，如何陈述和构建一座城市的政治愿景与人文理想，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且亟待探讨的课题。” 贵州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局原副局长、一级巡视员杨庆武表示，曾经，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便能轻松地带火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持续引发公众效应的时代似乎已然远去。如今，淄博的烧烤、哈尔滨的冰雪，乃至我们身边的村超、村BA、路边音乐会等新兴现象火爆出圈，迅速吸引关注，实现了双向奔赴，令人感慨万千。在此背景下，纸媒、图书等传统媒体形式对于历史、传统及庄重严肃的构成挖掘和专业精神似乎被逐渐边缘化。许多人认为这些新的现象、新的业态才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和现代精神的体现，甚至是新质生产力的象征。
“然而，这样的理解并不全面。我在参与审读新闻出版重点选题工作中发现那些涉及历史文化传统、学术普及、民族民间、人类学等人文选题，实际上为当今的时政和文旅项目文化业态提供了重要依据，提升了理念，赋予了话语权和实操技能，甚至为创业设计提供了灵感。” 杨庆武说。
“对于区域城市的历史文化类书稿，最怕的是未起笔便先停掉。我们应该充分展示我们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动植物生态以及地球演变的历史成功，同时融入中原文化，展示贵阳的状元、进士、举人、名士等人才辈出的历史。在编写过程中，要掌握好分寸，处理好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分析与评判尺度，充分张扬历史发展阶段中的贵州贵阳人文精神价值。这是历史文化丛书是否令人信赖、能否传世的重要原则。”杨庆武表示。
如何让这套丛书成果化？杨庆武强调，应采取多媒体运作、多渠道发力、阵容性规模化的宣传推广方式，开发丛书的周边产品和衍生品。让丛书真正成为贵阳人获取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资源库，让纸质媒体放射出历史传统的不朽光芒。
贵州省作协原副主席、贵阳市文联原副主席戴明贤：文化创新要找特点
戴明贤通过视频的方式围绕“贵阳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主题进行了分享。戴明贤表示，科举以来，贵阳出了6000举人、700进士，甚至还出了文武状元，文化气息浓厚。
戴明贤细数了几位贵阳文化人，第一位是画家杨龙友（杨文骢），明末画家董其昌佩服杨龙友，对他的画作评价非常高；第二位是民国时期的姚茫父（姚华），其成就堪称全才，他是北京女师大（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鲁迅曾在《北平笺谱》中特别提到他；第三位是赵以炯，在文学方面，他是贵州第一位状元。
在艺术方面，戴明贤介绍了贵阳两个大艺术家，一个是书法家萧娴，她家就住在群新电影院后面的巷子，从小戴明贤对她的大名耳熟能详。另外一个是谢孝思，他是达德学校第一批一年级学生，也是黄齐生先生最喜欢的弟子，谢孝思对修复和保护苏州园林做出的巨大贡献。
戴明贤介绍，改革开放后，随着走出去的贵州贵阳人越来越多，发达地区的某些文化单位都争要贵州贵阳的人才，这还被称为“贵阳现象”；贵阳美术界也出现一批拔尖的画家，如董克俊、尹光中、曹琼德等，这些画家在北京名声响亮，这也被称为“贵州现象”。
戴明贤说：“文化不怕小，不怕短，就怕没有特点！”他从榕江村超火爆出圈举例，说：“我觉得就是要异军突起，要爆冷门，剑走偏锋，不要朝大的方面去找，而是要找我们独有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