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 “两个结合”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政治道路的选择是一个事关根本、全局、长远的重大问题。“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程而作出的规律性认识，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密码”。正是基于“两个结合”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和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及取得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还在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有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正是因为坚持“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不断地同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观点不懈斗争，不断地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地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一个落后农业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问题。

（一）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在各国的具体呈现，因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带有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不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同各国具体历史文化传统、具体现实境况结合起来，探索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如此：一方面，必须要融入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必须能够解决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够正确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老一辈革命家就明确提出“第一个结合”，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但是他们重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一方面要认清中国国情，另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明确提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得出的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清剿国民党残匪，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抗美援朝、援越，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社会建设上，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移风易俗和环境整治；在文化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时，为整治饱经战乱和被殖民掠夺而破坏的生态环境，高度重视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治理江河湖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彻底的社会变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根本制度条件。

不可否认，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没有先例，一切只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探索，在具体实践中难免出现程度不同的问题。比如，总体上参照苏联模式进行，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中国共产党既要在实践中不能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他国经验，又要不断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硬凑在一起，更不是简单化、教条化、口号化，而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中华民族文化特性的正确认识和辩证把握上。

（二）推动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中心任务，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对此，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有着深刻论述。例如，1984年5月20日，他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时指出：“关起门来无法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有优越性。”1984年6月21日，他又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制度。建国后，如果说我们有错误，最大的一条就是不重视发展生产，所以我们国家落后了。”因此，基于中国历史实际和现实困境，解放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深入，开辟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及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重大任务。

继往开来，不负重托。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例如，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如，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全面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又如，党的十六大以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新形势下成功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

第一，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要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为科学回答新形势下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引，比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等。同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与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第二，实现新时代伟大变革。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全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比如，通过接续奋斗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我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第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共同梦想。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列强的连续入侵等原因，我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华民族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破解了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中外难题，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系列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是从民族复兴角度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表达，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两个结合”的结果。例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民本思想与“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着内在文化关联；坚持人民至上，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再如，中国式现代化立足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保护大自然，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如，“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理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相融通。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新图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内在联系，与历代治国理政体系具有内在逻辑。这种内在联系与逻辑取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继承性、独特性，取决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内涵的丰富性，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传统文化元素的契合性。“两个结合”凸显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活力和潜能，打破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治理迷思，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基础。

（一）强化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贯通的关键，在于确保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统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把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体现于具体治理体系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突出特点是“要在中央”的大一统中央集权。这种特点以“大一统”为国家治理首要目标，高度重视中央权威，形成了数千年的单一制政治传统。这不仅能够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正是基于中国传统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运行的这一本质特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

因此，“两个结合”夯实了党的领导的历史文化基础，使党能够运用中华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系统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由此，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

在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立足于“大一统”，传承与延续民本、德治、法治、大同、天人合一等治理思想，对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建设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这种建设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及如何巩固这一指导地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引。处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与中国社会的融合。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从历史实际拓展到历史文化的深处，充盈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气韵。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彰显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两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有了强大的制度优势。文化是制度选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影响制度建设的深层因素。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传承性、持久性，并且会反作用于经济建设和政治运行，进而影响社会发展方向。因此，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很难选择相同的制度。有怎样的文化传统，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制度选择。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深厚思想内涵和实践智慧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其中蕴含着许多跨越时空的文化精华，为“中国之治”提供了丰厚思想滋养和强大精神力量。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智慧和宝贵经验。

因此，“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文化主动，能够在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例如，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系列思想精华，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并完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如，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传统美德，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将“文化自信”列为“四个自信”之一。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因此，“两个结合”使党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吸纳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精华，不但推动了中华五千多年政治文明的现代化，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符合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个结合”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深厚的文明底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一条血脉、一条纽带，它在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身上表现出形式各异的相貌，但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核心价值保持着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这些在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之后积淀的文化基因，上下延续数千年，以巨大的渗透力和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国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技，乃至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中，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每一位社会成员，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特质、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并给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以及历代国家治理打上深刻的中华烙印。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之所以能连绵不断、生生不息并长期领先于世，形成多民族统一的政治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中华文化独特价值体系孕育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强大力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为深厚的文化支撑，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包括西方在内的宗教文化不同，中国文明是世俗文化。宗教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排他性，而中国世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包容性。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中华文化包容了很多文化因素，其中最显著的是在古代成功吸纳了佛教文化，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成功接纳了马克思主义。这些都说明，中华大地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结合，那么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无形的精神气质的结合，更能够渗入中国历史的深处，更具根本性。因此，“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及成功实践，进一步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中华文化中的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以及与其相应的和而不同、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等丰富思想、实践智慧，都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就是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处，在两者贯通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入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有了更加坚实的根基

中华民族独特的深厚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必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转型，但与西方相比，过程是缓慢的，道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既有敌对国家连续多年的入侵，也有持续多年的自身内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大力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而转型需要一种与革命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秩序的稳定、道德价值的确立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安顿心灵的重要文化资源。不论是从中华民族发展史这一长线来看，还是从近代曲折历史的短线来看，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

其一，“两个结合”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消极影响。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兴起于欧洲，科技革命开始于欧洲，现代化起步于欧洲，由此形成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甚至美国化的迷思、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的偏见。以西方为中心看待世界，就容易把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视为停滞的，把资本主义当作历史的终结所在。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上不断发生着的局部战争、宗教冲突、种族矛盾，以及世界性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使得人们不能不正视西方模式的局限，反思近代以来占据世界统治地位的西方理论。“两个结合”无疑是加深了对西方思想、西方发展道路的反思，促进了通过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话语来构建中国理论的思考，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其二，“两个结合”加强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近代中国日益衰落，文化主体意识也不断式微，文化发展蒙尘。自此，中国先贤开始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自近代以来，我国积极学习西方文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也产生过全盘西化思潮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甚至全然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西方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各有自己不同的价值理念，从而使中西方国家道路的选择和制度建设各不相同。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其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文化，对形成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形成和丰富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步，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但不能刻舟求剑、照抄照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巨大发展成就，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论是对人们精神向上、文化归属，还是对社会的道德价值塑造、和谐稳定等，所起作用非任何其他因素所能替代、所能企及。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出现文化认同的危机，甚至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两个结合”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其三，“两个结合”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直至明代前期，中华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深厚的文化资源、丰硕的文化成果，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并对世界尤其是东亚、东南亚产生重要影响的实力所在，那种自信自不待言。当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正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比如地缘政治的剧变、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等。面对当今复杂的世情、国情等突出问题，党清醒地认识到，国家要走在时代前列，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和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血脉传承和精神家园，具有育化人心、凝聚民心的重要功能，具有引领社会的巨大作用。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上的兴盛，更是文化上的兴旺发达。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两个结合”不仅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而且促进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三）推动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为宏远的价值愿景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魂，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何以中华”“何以中国”的独特文化基因。提高文化自觉，重建道德价值，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民族复兴，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成熟的文化心态在社会各个层面得到了集中体现。“两个结合”的提出及贯彻大力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历史新方位。

“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途径。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冲击和挑战，首先是因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固有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华文明长期以来高度发达，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保持着巨大优势和强大吸引力。中华文明不仅从未被外来文化所覆盖、征服，更发展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等特性，并以此去应对周边族群和外来文明所带来的影响。

由此带来的巨大历史惯性和深刻内在逻辑，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不论是建设文化强国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必须以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在传承中发展创新。

创新是最好的传承。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建成“文化强国”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号召。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概念，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世界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悠久的中华文化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当前，人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使人类又面临一个从根本上反思自身、重建自身的时代。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各种问题，无时无刻不考问着我们，迫使我们作出深刻解答。“两个结合”表明了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自觉性达到的新高度，实现了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融通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创造。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华民族奋斗史的新篇章、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新局面，而且展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文明新前景，为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共同风险挑战、解决众多人类棘手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总之，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过去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未来的历史。随着中国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将随着时间的脚步越加凸显。“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结合”的提出及成功实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赋予中国道路更加深厚的文明底蕴，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