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 邓小平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及其时代价值

“邓小平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从大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到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始终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坚持发展并引领统一战线，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创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2024年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并回顾邓小平对统一战线作出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汲取他丰富的统一战线智慧和经验，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并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迅速掀起一系列工人运动，开始政治觉醒的中国工人阶级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但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只有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赢得革命胜利。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邓小平是中国革命与统一战线的亲历者和华北、中原、华东、西南地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军联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负责政治工作。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并与北方的冯玉祥集团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1926年，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汹涌澎湃，迫切需要具有革命理论和实际经验的大批干部。当时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被党组织召回并派往国民军联军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邓小平一方面负责政治工作，一方面讲政治课《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还经常给学员讲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邓小平回忆说：“这个学校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这个学校在1928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军联军密谋投蒋，邓小平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

深刻认识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性质“三三制”政权的重要意义并将之落在实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思想后，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在华北，邓小平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了对“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认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邓小平根据华北抗日根据地实际情况，明确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具体内容：“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第二，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第三，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邓小平在担任北方局负责人期间，全力推进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这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社会各界参加抗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视打好“政治仗”，领导运用统一战线成功争取高树勋起义。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以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平津、夺取东北为目标，调动大量军队进犯华北解放区。其中，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部数万人从新乡沿平汉路北进，企图占领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打通平汉铁路。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邓小平与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秘密来到邯郸前线指挥部，指挥作战。为了从军事上打击敌军、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军，邓小平、刘伯承指示在高树勋部队成立中国共产党工作组，由共产党员王定南任组长，通过统一战线“不战而屈人之兵”，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平汉战役打响前，邓小平指示王定南：“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蒋介石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队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他还亲自安排申伯纯、靖任秋等协助王定南工作，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并同高树勋联系。关于平汉战役，邓小平明确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他对王定南说：“高（树勋）现在起义，不仅对当前作用大，对今后的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你转告他，时机很重要啊！”同时他指令王定南起草电报，请中共中央电令新四军陈毅军长派人去徐州帮助高树勋夫人脱离虎口。邓小平、刘伯承还派遣参谋长李达作为代表到新乡看望、慰问高树勋。由此，高树勋坚定了起义决心，遂率领新八军和河北民军万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中共中央任命高树勋为起义部队改编的“民主建国军”总司令。半月后，由邓小平等为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邓小平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中共中央及时总结平汉战役军政双优的成功经验，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据此，中共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分别设立“国军工作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有力地加速了解放战争进程。

大胆提出在解放区经济建设中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后，逐鹿中原，开辟了辽阔的中原解放区。在胜利进军中，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一些不利于统一战线的严重问题。1948年4月，他在干部会议上作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指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这一报告涉及工商业政策、对待资本家的政策，以及其他各项统一战线政策。对于这些内容，其他人都不敢讲，也没有胆量讲。领导干部们听了报告如同拨云见日，对统一战线思想、政策、实践的认识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起草“六六指示”，大力纠正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扩大了团结面。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原大片地区得到解放。为了全面总结挺进中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1948年6月6日，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六六指示”），从十二个方面分析了中原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所犯急性病的严重教训，尤其对大别山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为了改正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更早地完成解放中原的任务，“六六指示”指出：“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六六指示”还要求中原局所属各级党委和全区部队，根据新的方针和策略步骤进行和调整各方面工作。“六六指示”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十分重视，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同志指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毛泽东复电中原局，完全同意中原局“六六指示”，并增写两段文字。随后，中央将“六六指示”转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野战军，要求参照执行。邓小平大力纠正新解放区土改中“左”的错误，使中原解放区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教育。自此，中原解放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扩大团结面，减少打击面，形成了最广泛的、团结社会各界的统一战线，奠定了中原解放战争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无产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首位，由此可知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邓小平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关于统一战线的创造性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西南地区负责人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坚持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之一，认真实践，及时总结经验，并提出一系列创新观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观点。当时，邓小平担负西南局第一书记等重任，领导西南地区土地改革、剿匪反霸、人民政权建设、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对统一战线高度重视。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报告提纲中，邓小平指出：“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用代表会议的方法去组织、团结和教育市民，参加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作。”他强调要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邓小平明确指出：“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邓小平长期主持一大战略区工作，总揽全局，“举重若轻”。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传为美谈，也得到了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肯定。1951年春天，根据毛泽东“到南方去看看土改”的建议，梁漱溟作为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四川分团成员到四川调研，听了邓小平对四川情况的报告和他在土改分团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参观了土地改革后的四川农村后，感触很多。梁漱溟回北京后向毛泽东汇报说：“四川搞得很不错……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伯承、邓小平治川有方。特别是邓小平，精明能干，有才华，有水平，年纪轻轻，深得人心。”毛泽东对此表示认同并肯定了邓小平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邓小平领导西南地区经济、政治、军事、财政、文化、教育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担负更重要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召开西南局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强调统一战线“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邓小平从实践中感受到“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1951年3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他在报告中用大量生动鲜活的例子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以此教育高级干部：“去年二三月后，到处闹土匪，物价波动，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处找开明士绅、工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要求人家支持剿匪、征粮，这也是做了统战工作。土匪一肃清，公粮一征完，这种工作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他进而强调：“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同时，他历数了党在不同时期运用统一战线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案例：完成长征，初到陕北，红军主力 “被十多万敌人包围，非常困难。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感到需要有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方面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邓小平还列举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与统一战线的直接关系：“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他从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和抗美援朝的重要关系中得出结论：“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邓小平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全国到西南，从长征结束到抗美援朝，给西南地区领导干部上了统一战线的生动一课。此后，西南局和各级干部都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正确对待起义部队和军官，团结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宗教问题和各类社会问题，各项工作蒸蒸日上。

在中共八大上阐述“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工作：“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他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善于汲取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来解决现实问题。邓小平说：“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他分析了民主人士的变化过程和民主人士发挥的独特作用：“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得出的结论是：“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批发试行“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条例，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支持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多个方面推进统一战线发展。

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国内外形势出现许多新变化。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在西安干部会上，邓小平

说：“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毛主席讲了……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他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系列统一战线观点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实践性和深远意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统一战线的历史性大发展。

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明确统一战线的性质定位，扩大统一战线范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多次召开座谈会，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领导和推动科技和教育系统拨乱反正。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果断决定恢复高考，使得“万千卧龙起陇亩”，极大地激发了科教系统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奋了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社会主义时期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蓬勃发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1979年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邓小平指出，现阶段“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就是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他强调：“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邓小平用“大白话”“大实话”明白晓畅地阐发了统一战线的实质所在。邓小平主持起草、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新时期统一战线正式被称为“爱国统一战线”，更有利于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加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火锅宴”团结工商界人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邓小平就在统一战线方面采取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举措——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座谈。大家一见面，邓小平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参加座谈会的工商界人士都是有备而来，纷纷献言献策，踊跃发言。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邓小平果断表态：“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当大家谈到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时，邓小平表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树立典型、以点带面，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在这次座谈会上，邓小平抓了一个典型。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中午，邓小平请五位参会人士吃“火锅宴”，大家边吃边谈、畅所欲言。邓小平同工商界人士亲切座谈、举办“火锅宴”的新闻，迅速传遍中外，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统一战线方面产生了无可估量的重大影响。

拨乱反正，调整社会关系，为统一战线范围的各界人士正名。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全党全国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要求，邓小平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全力以赴地投入拨乱反正、革故鼎新工作，领导中共中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切实解决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考虑到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乃至三十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给绝大多数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摘掉了帽子，调动了他们劳动生产的积极性；逐步落实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等，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实现了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期间，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征求的意见，在《决议》中专门写道：“‘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决议》高度评价改革开放初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就：“在全国复查和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改正了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为现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订了成分。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为“十年内乱”中遭到迫害、受到打击、被戴上各种“帽子”的统一战线范围的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些重大举措，化解了矛盾，赢得了人心，调整了社会关系，用统一战线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达成了万众一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民共识。

创造性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邓小平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充分考虑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包括外国在台湾的投资、民间交往照旧，这就是说外国可以照旧对台湾投资。即使台湾与祖国统一起来后，外国投资也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斩钉截铁的谈话，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气魄、力量和决心。1984年4月，他在外交部关于香港问题的请示上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随后，按照中国政府设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和澳门成为现实。

确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面临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和新任务，迫切需要作出新的历史定位。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979年10月，邓小平会见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们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根据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人民政协作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既要提高思想理论认识，又要注重工作方式方法。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和方法论指导。

第一，深刻认识统一战线对党的事业成功的极度重要性。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重视统一战线并坚持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同样重视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他指出：“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坚持统一战线”是党对百年党史的重要经验总结，“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新时代我们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第二，深刻认识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他强调：“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开创了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为了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随着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形成，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范围、内涵、外延正在与时代发展相向而行。

第三，深刻认识统一战线承担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认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他率先垂范，广泛会见海内外大批有识之士，阐发中华民族实现祖国统一的夙愿和方针。1983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概念；1983年6月26日，他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提出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方针。“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加强海内外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第四，深刻认识统战工作方式方法的重要性。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是讲道理的工作，凝聚人心的工作，讲求很强的工作艺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邀请工商界人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火锅宴”，这一方式形式新颖，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在党内，他经常以统一战线故事来启发教育干部重视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如红军长征初到陕北通过统一战线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一切机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故事，解放战争时期联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故事，剿匪反霸争取民主人士支持的故事，全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支持抗美援朝的故事等。这些故事发人深省、令人信服，为党员干部改进统战工作方式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掌握规律、讲究方法，要善于联谊交友，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共同奋斗的巨大力量。